一、父親

我這一輩子大部分的時間是很看不起我的父親的。父親的一輩子，永遠是那樣苦着，即使是笑容也是苦的。父親永遠是在爲別人活着，忙忙碌碌，兢兢業業。窮了一輩子，即使是當了「法定的」民族資產階級，每花一分錢，還是那樣小心翼翼，猶猶豫豫，一付小氣樣子。在我的記憶裏，父親就沒有痛痛快快地說過，笑過，哭過。讓接連不斷的鬥爭鬥得吃不消了，他只會深夜往黃浦江邊走，還得累我母親時時看着他，跟着他。

那時候我年輕，年少氣盛，到黑龍江去插隊都不跟家裏打個招呼，自己遷了戶口。常有長輩勸我「悠」着點，讓我十分地不耐煩。我認定了，新的一代有新的活法，最可怕的就是象老一代那樣，活得實在是窩窩囊囊。我自信自己比父親強。時代總是在前進，一代總比一代強。人老了就要看清這個大勢。那時候我想，等我老了，我就不要象他們那樣去教訓下一代。

現在我老了，我記住這一條。我決不輕易去否定新一代的新東西，即使我絕對接受不了的東西，我也不過就是不要靠得太近。我想我這樣是對的。可是，我萬萬沒有想到，年輕人對老一代也有同樣的問題，而當我意識到，父親一代有太多的值得我年輕時候尊重、學習和繼承的東西的時候，我已經老了，來不及了！我能做到尊重下一代，卻來不及重新尊重老一代了。

出國前一天，我去二哥家看久病的父親。我知道父親是爲我驕傲的。一輩子第一次看到父親欣慰而留戀的笑容。他要留我吃飯，顛顛地親自到弄堂口打來半斤黃酒，溫熱了，看着我喝下去。一輩子，就這一次，父親笑着，看得出想說些溫情的話，可是不善言辭的父親最終還是什麼也沒有說。

出國後，父親病重。從母親和兄長們的電話裏，我才更多地知道父親的往事。父親是窮苦的，沒讀過書，但是父親這一代，有他們爲人處事的準則。勤勞節儉，忠孝節義。父親在抗日戰爭中曾經爲新四軍和太湖游擊隊送過藥，多次面對日本憲兵的搜查。母親說，父親其實啥也不懂的，別人託他送，他就送了，只知道中國人怎麼可以不幫中國人呢？土改的時候，父親連夜趕回家鄉，爲的是從槍下救出一個「漁霸」，因爲這個開一漁行的小店主，當年很照顧在鎮上賣豆腐的九歲的父親。母親說，父親記這個恩，記了一輩子。

94年，父親去世，我卻流落他鄉，來不及回去奔喪。那天，我在倉庫扛完大包，工友們都走了，我坐下來想我的父親。一位猶太朋友，聞訊特地來了。我們兩個大男人，就坐在貨包上，抹着眼淚回憶各自的父親。這位朋友在越戰期間，參加反戰運動而和父親發生強烈衝突。他的父親是兒時逃避歐洲的反猶而來到美國的。對於他們家庭來說，美國是避難之所，是救命之地。他的父親是一個二戰英雄。現在，他父親早就過世，他也老了，心裏充滿了對父親的歉意。

我想，我的父親其實也是一個英雄，他一輩子做了多少好事，幫了多少人的忙啊。要是我能夠重新年輕，我會知道感激父親，懂得尊重父親，學會父親的處世哲理，而不會對父親窩窩囊囊的一生如此不屑。可是，來不及了。

二、一本書

插隊的那些年，我家如風雨中的落葉，飄得不知去向。父親天天監督勞動，貧病勞累。我們兄弟姐妹八人，分佈在從黑龍江、四川、雲南、貴州、江西、到家鄉江蘇的七個地方。那是在黑暗的隧道里行走，眼前看不見一點點亮光的年代。

最可怕的是，我意識到，這輩子可能再也不能上學，我們的教育要荒廢掉了。爲此，就在黑龍江的農舍裏，我們這些知青，揀起了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的教科書，開始自學。

自學需要書。那個年代，書是最寶貴的了。要弄到一本好書，真難哪！

上海福州路上，有一家外文舊書店。那個時候新書店裏都是馬和毛，外文舊書店裏卻偶然會有好的數理化，而且非常便宜。我在回滬探親的時候，曾經在這個舊書店裏買到過成套非常好的蘇聯出的高等數學教程，也買到過不知從什麼地方弄來的契可夫，萊蒙托夫，屠格涅夫。

一日，離滬回黑龍江前，在走投無路的感覺下，我又去這個書店。爲省車錢，下雨天走着去，借屋檐躲着雨水。書店裏暗黝黝的，只感覺自己頭髮在滴水，寒氣逼人。除了我，沒有一個顧客。只聽到暗處傳來一箇中年男子的聲音，上海話平靜得幾乎沒有什麼聲調起伏：

「我幫儂留了一本書，儂阿想看看？」

這位瘦瘦的中年營業員，從櫃檯下面小心地拿出書來。這是一本蘇聯人出的《數學手冊》，足有兩寸厚，布面精裝，窄長的開本，方便翻查。這是一本非常好，非常難得弄到的書。封底的價格章，6角錢。我開始從褲兜裏掏錢，總共掏出了5角5分。我說，我先付這些，給我留着書，我這就回家拿錢去。

中年男子說，不要跑一趟了，5分錢我幫儂付了。

我還記得那天我把書揣在衣服裏冒雨抱回家的心情，那是一種隧道里突然看到一點似有似無的亮光的感覺。至今，我不知道這位中年營業員是怎麼記住我，爲我留着這本書的。

二十年後，當我要來美國的時候，收拾行李，只能帶不多幾本書。我猶豫了一下，最後還是把這本書帶上了，雖然我知道，我這輩子大概不會用這本書的了。但是，對我來說，這本書是一個提醒。當我無意中也和一些人一樣，輕率地抱怨別人，抱怨社會，輕率地說出「中國人搞不好了」這句話的時候，我就在心裏告誡自己：姓丁的，你算老幾？你做了些什麼了，你憑什麼，有什麼資格來表示對人性的失望？

三、良心

如今網上，很有些人對民運表示不屑，還講得出很多「道理」，說得出種種「事實」。

我有幸認識一位朋友，一個弱小的小女子。當年人們上街而欲下不能的時候，她是一個普通的教師。3號的晚上，她卻到了廣場上，「因爲那兒有我的學生」，她說。她是在士兵的槍口下和她的學生一起離開廣場的。我得承認，我不會這樣做，不是因爲我對什麼民主或法治的認識比她高，而是因爲我是害怕的。

後來，當恐怖籠罩世界，人人按慣例表態過關的時候，她卻不肯表那個態。其實，只要說一句，只要寫幾個字，只要籤個名，一切就都過去了。沒有人會說你不好，沒有人會覺得你不該這樣，幾乎所有的師友都做了，你就是隨大流，把它當滑稽戲，就算是混過去，舉手之勞，萬事大吉。你就可以和所有的師友一樣，繼續做學問，當教師，升職稱，分房子，出國考察，開學術會議。可是，她不肯。她宣佈退黨，黨搶先一步開除了她，還開除了她的公職。看你怎麼吃飯，還敢厲害麼？

一進一出，這個代價太大了。我承認，要是我，我會猶豫的。可是她說，她從不後悔。

因爲良心。

這十幾年來，她在「體制外」謀生，孓然一身，兩袖清風。同班的同學大多是教授，高級職稱了，碩導博導，幾乎都是，她卻還是「無業人員」；別人不僅分了好房，還買了豪宅，個個都在花幾萬幾萬地裝修，她卻還是租着老百姓的房間，有時候還得求朋友，在朋友家緊急對付幾天，因爲房主把房子收回去了，她得另找。別人都八面玲瓏活得越來越滋潤的時候，她還是那樣，結結巴巴地生活着。

因爲良心。

她可以投降的。「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我們黨的政策」，只要她投降，她可以回到師友們中間去，重歸體制。那些人在等着這個小女子投降。她卻在固執地做她可以做的事情。我得說，在對民主、法治等問題的思考上，她一直是我的老師。1996年她發起對文革的紀念和研究，強權就封了她工作的雜誌，再一次砸了她的飯碗。1999年當幾百萬上千萬民間信仰者一夜之間遭到鎮壓的時候，這個弱女子，敢作出她的表態。她說，她知道自己什麼作用也起不了，幾乎不會有人注意到她的表態。她說，她的表態僅僅是表示一個姿態。可是這個姿態是她必須做的，她必須對自己誠實，她必須爲歷史留下這個姿態。

因爲良心。

她可以在美國生活，可是她訪問期結束以後，回國去了，回去做她體制外的無業人員去。她打算回去做什麼呢？她回去繼續做她幾年來在國內一直做着的事情。她搞民間的環境保護組織，發動環境保護的教育和宣傳。她搞民間的資助教育活動，一個一個地幫助貧困地區的失學孩子，特別是失學的女孩子。他們這些人，當知道第二天公安局要找上門來的時候，「進去」以前想的是把自己負責的失學少年下一年的學費落實好。她還要搞一個爲貧困地區小學建小小圖書館的項目，尋找資助以後，聯繫出版社，把出版社裏滯銷的好書廉價買來，送給那些山溝裏的孩子們。爲此，她不僅要奔忙尋找各種資源渠道，她還得向那些人表示屈服，求官方機構給他們的民間組織「掛靠」，以爭取生存的空間。

她是我所認識的「民運」分子。我得承認，她是我心目中的榜樣。當我在求田問舍豐衣足食之際，自以爲自己也做了一點什麼的時候，我就想起風塵僕僕地奔走求告而一無所有的她。一個女人尚且能如此，我這個大男人，有什麼臉面自以爲是？

她說過，最難的是，她這樣的人，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少，命中註定是孤獨的。沒有人願意象她那樣「傻」，甚至很少有人理解她。我們中國人不再理解「崇高」了，我們說我們過去受了「崇高」的欺瞞，現在不崇高是學聰明了。我們中國人甚至不再理解平淡的「良心」。我們習慣用陰暗的懷疑和刻毒的嘲笑來對待別人的良知和堅守。

她說過，她也有感覺撐不下去的時候。每年那個3號的晚上，她要到廣場上找個地方，坐兩個鐘頭。她在呼喚，呼喚那些靈魂對她的支持。在美國訪問的時候，面對豪宅美車同胞們不解的目光，面對高明的成功知識同胞對落伍信念的嘲諷，她感覺精神上的疲累。她兩次孤身一人到阿拉斯加去，走到有人類居住的最北端，對着空無一人的北極，發出她的詢問。

她這樣的堅守，值不值？

網上的朋友，你可以回答不值，但是，請不要嘲笑了！

因爲良心。

四、自由

在網上，老丁是一個寂寞的人。我用屏幕上出現的漢字，來安慰自己。可是我在網上也認識了一個朋友。網上寫字，總希望有人讀，有人欣賞。這位讀者注意我寫的東西，熟悉我所有的長短文字，甚至比我還收集得齊。我們後來通過幾次電子郵件。

他是一個熱心的網友。有時候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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