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无权的普通百姓并不关心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替，因为即便百姓想关心也没有任何参与权和知情权。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每逢执政党的庆典和大会，全社会皆要在党权的痉挛中抽搐，被迫卷入由此而引起的紧急状态之中。十六大期间，中共高层要求：一切为了十六大，要把一切影响稳定的因素消灭于萌芽之中。即便不提境外媒体透露的各种禁令，仅就国内主流媒体多次报导“保卫十六大”的警方和舆论管制部门的行动而言，难道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脆弱如此程度：只有制造出人人自危的紧急状态气氛，才能保证十六大的顺利进行吗？才能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吗？

首先是“加强治安”。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确保十六大的誓师大会，宣称要防止恶性刑事犯罪和重大事故的发生，防止任何影响首都的形象和稳定的事件发生，这等于在警告平民百姓在此期间应该更加谨小慎微。北京于10月28日正式开始秋冬强化治安的攻势，市内及近郊的各公安分局全部展开清理活动，出动十七万公安人员，清查出通缉的在逃犯和三无人员……根据历来的经验，这样的准严打活动又将使大量无辜的人被拘禁被罚款被遣送，多少倍受歧视的农家子弟将再次成为专横跋扈的“党权”的受害者。

其次是“加强宣传”。一方面，为十三年的江泽民时代的歌功颂德和效忠表态；另一方面，针对几十个问题发布言论禁令，全面封锁互联网，封杀几十本书籍，加强高等院校的管理……仅在北京，近两天警方的突击行动，被查禁的录像带和书籍就高达几十万。

第三是对“敌对分子”的防范和打击。在中共列出的重点防范对象中，有法轮功、异见人士、失业下岗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和离退休老干部。在中共的体制下，把法轮功和异己人士视为威胁，在所谓的“非常时期”，加强对他们的监视跟踪限制甚至非法拘留，还多少有些强词夺理的理由，因为从西单民主墙开始，异见者就一直是中共的镇压对象；法轮功在1999年被江核心定为邪教之后，更成为现政权的心腹大患。而把失业下岗工人、复员转业军人和离退休老干部也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从中共意识形态角度讲，是找不到任何理由，即便从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角度讲，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中共政权的基础。如果说还有什么理由的话，就只能用中共的变质及其权力恐惧来解释：党权与民权、权贵利益与民众利益的根本对立，正是目前中国的醒目现实。

第四，全社会所有领域的日常工作基本停滞，人大立法统统压后，各权力机构准备出台的新政策也统统搁置，各公司也暂缓新业务，出版社积压大量书稿……大家心照不宣的理由只有一个：等待十六大的闭幕。无一例外地，人民的所有权利都得给“党权” 让路，社会的一切工作也要给“党的盛会”让路。

十六大使社会被迫陷于紧急状态，一方面是由政权的合法性不足引发，党民关系的严重恶化甚至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使政权对自身的合法性丧失信心。另一方面是由人治政治内部的高层权力恶斗引起，在中共核心层对外表演的团结盛典之下，是黑箱内的利益分配和权力阴谋所导致的极端紧张。而且，越是合法性不足、越是高层权争险恶的政权，就越要刻意制造外表的稳定效果，所谓台上正人君子而台下政治流氓。所以，只有更严厉防范政敌，更肆无忌惮地剥夺人民的权利，参加权力再分配游戏的极少数人才有安全感。

在奉行宪政民主的国家，每一次政府权力的交替都是人民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的最好时机，甚至就是民众政治参与的盛大节日。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非但不能防范人民，反而要想方设法讨好人民，因为人民的手中握有决定政客们成败的最后权利。而在据说是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每一次最高权力的交替，只是极少数人玩弄独裁权力和阴谋政治的游戏，而毫无权利的人民，不仅要受到进一步的压制，还要被迫装出鼓掌的姿态。参加游戏的几个主角，尽管表面上也要讨好公众和制造大好形势的假相，但在骨子里却是对人民的严加防范和充满恐惧。台上是掌权的戏子和台下是无权的傻子，共同上演一出装疯卖傻的政治化装舞会，因为戏子作秀不必当真，而傻子的欢呼就更不必当真了！

在目前中国，当执政党为了五年一次的权力分赃大会而发出公开的和内部的一道道禁令之时，现实中的党权滥用和民权空白之间的巨大不对称，再一次凸现在世人面前。最具中国特色的现象还在于：维护党权的各级衙门，在勒令一切为十六大让路时，并不觉得是在恶意侵犯公民权利，反而认为这是神圣而光荣的责任；而在此期间驯顺于各类禁令的百姓也心安理得，并不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反而把承认“党权”霸道的无可奈何当作天经地义之事，自觉保持言行的低调来配合“一切为了十六大”口号的落实。

无论人们对十六大和即将亮相的第四代抱有多么善良的希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政权在还政于民方面的作为不免令人沮丧，十六大后的中国改革前景，仍然笼罩在一党独裁的阴影之下。

2002年10月31日于北京家中

（《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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