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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臨近2003年歲末，《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呼籲領導幹部要做講真話、講實話的表率。對此我心中有個問號。簡單地說，講真話、講實話首先需要相應的體制環境，如果講真話、實話動輒得咎，甚至大禍臨頭，那麼誰還敢做傻瓜、做出頭鳥。這不僅有史爲鑑，而且有現實爲證--1957年講真話、實話的幾乎都成了「右派」，不完全統計落入「陽謀」之網的至少有55萬人；1959年，開國元勳彭德懷說真話、實話倒了大霉；「文革」期間說真話、實話的有幾個曾逃脫入獄、流放、批鬥等命運，人數何止千萬，遇羅克、張志新、林昭等爲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即使「文革」之後，王申酉、李九蓮、武文俊也沒有幸免被虐殺的命運血跡斑斑，史不絕書，無非是講了幾句實話、真話。哪怕今天，山西青年李綠松還爲此而被割去了寶貴的舌頭，至於像記者高勤榮這樣因爲講真話、實話而身陷囹圄或遭遇種種迫害的更是家常便飯。人畢竟是血肉之軀，趨利避害，最低限度避免傷害乃是人的本能，沒有人可以要求別人捨棄生命、自由換取什麼，那種烏托邦的狂熱吶喊早已被歷史無情地拋棄。既然體制環境不能保障講真話、講實話者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又有幾個人願意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去講什麼真話、實話呢？ 其次，講真話、實話需要有所爲、有所不爲的社會風氣。古人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講究「有所爲，有所不爲」，乃至「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些箴言曾經是綿延幾千年的價值標準、人格座標，是浩然正氣的之所在。時至今日早已被「富貴能淫，威武能屈，貧賤能移」的新價值觀成功地顛覆，華夏民族之所以能長存的精神命脈實際上已在根本上斷裂，苟全性命第一、發財第一、有奶便是娘已成爲全社會普遍信逢的做人準則，什麼道義、良知、人格統統都像垃圾一樣被紛紛拋棄，最正常不過的是非關係、黑白觀念都被打得粉碎，與普遍的造假、賣假甚至毒害生靈也在所不惜相比，說假話、空話又算得了什麼。這是近幾十年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社會最大、也是最深刻的變化。一旦講真話、講實話能帶來好處，世人一定會趨之若騖。活的現實是講真話、實話不僅沒有好處，卻完全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災禍，在這樣的世道，人們自然而然會把講真話、實話視爲畏途。長此以往恐怕講真話、實話的功能都會喪失殆盡。 何況在官場這個染缸裏提倡領導幹部做講真話、實話的表率，那更是「蜀道難，難於上青天」。至死不悟的前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在他落馬之前，一路綠燈，一年上一個臺階靠的可不是講真話、講實話，而是講假話、講空話，他在官場上冉冉升起決不是一個偶然的。正因爲他深諳官場之道、懂得中國的實際，他才能爬上封疆大吏的高位，搜刮如此鉅額的不義之財。這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在宦海沉浮中能浮起來的大抵都懂得假、大、空這一套，如想潔身自好，只能被排擠、淘汰出局，更遑論說真話、實話。有人說胡耀邦是天上的一片雲，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官場的污泥濁水中他居然常常講些真話、實話，那麼直率無忌，那麼富有孩子氣，顯得那麼不合時宜，他最後的遭遇幾乎是必然的。一句話，要在官場提倡講真話、實話除非改變現行的政治遊戲規則，包括明的和暗的，比如對權力的邊界進行明確的界定，對權力的產生、授予程序進行新的設置，對權力的監督方式進行變革等等，沒有這樣的改變，什麼講真話、實話註定了只能是一篇寫在紙上的文章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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