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基尼係數指標爲1時，表示絕對不平等，意味著全國財富集中在一個人手裏，其他人均無財富；基尼係數爲0表示絕對的平均。世界銀行規定：基尼係數若低於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懸殊；並且，世界銀行還把0.40定爲基尼係數的警戒線。

改革之前，中國的基尼係數如不考慮城鄉差別大約是0.22,如考慮城鄉差別則爲0.28,屬於世界上比較低的。目前，世界多數國家基尼係數維持在0.30～0.40之間，西方發達國家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平均基尼係數爲0.34。相比之下，美國的基尼係數明顯偏高，爲0.40（1994年），瑞典的基尼係數明顯偏低，爲0.25（1992年）。一般而言，爲了社會必要的穩定，基尼係數應該控制在0.40以內。然而改革之後，特別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的基尼係數一路攀升，到1995年就達到0.41。而從1995年到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仍然在迅速擴大。雖然《世界銀行年報2002年度》中只列舉了中國在1995年的數據，但是根據本人蒐集的資料，中國這些年基尼係數是一直上升的：1996年爲0.44,2001年爲0.46。下面一組數字，是我從《1999～200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摘抄的一些國家基尼係數的對比數字：

從上表可以看出：世界上多數發達國家的財富分配是比較合理的，瑞典、奧地利等國家財富分配更是大體平均，即便是我們以往認爲「貧富懸殊很大」的印度，其貧富差距實際上比我國要小的多。基尼係數比較高的國家基本上都是尼日利亞、布基納法索、哥倫比亞、巴西等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以及俄羅斯。可見，九十年代以後中國的貧富分化不是在「借鑑發達國家經驗」，而是在日益走向非洲和拉丁美洲道路。

由於財富愈來愈向一小部份掌握權力的人或和他們關係密切的人手裏集中，中國迅速出現了一個億萬富翁階層。這裏面有一部份是自己靠勤奮創業起家的實業家，如左宗申、張朝陽等，對這些人我只能表示欽佩。除了這些人以外，還有一個人數比較多的高收入階層，例如外資企業和國際機構的中方高級僱員；非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機構的項目經理；一部份個體工商戶；部份企業承包者和技術入股者；著名的影星、歌星、時裝模特、作家和運動員；少數律師、經紀人、廣告人和會計師。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對這些靠誠實勞動、雙向選擇致富的人我除了認爲他們必須照章納稅以外，沒有甚麼意見。但是，在中國目前的權力及財富分配體系下究竟有多少富翁是守法的實業家？中國富翁階層對社會貢獻大還是危害大？對此我是深表懷疑的。根據本人的了解，中國目前兩極分化伴隨著普遍而嚴重的不公正，最富的人中有相當大一部份財富來源可疑。那麼，中國的富人階層是怎樣一種構成呢？

（1）權勢階層或者是他們的子女、親屬、朋友。中國官本位的社會傳統決定了「當官」與「發財」從來都是一對孿生兄弟。雖然中國的官員表面上看薪水不高，但由於權力的全面壟斷、資源的高度集中、決策的不透明、監督的缺位等原因，權勢者通過貪污、受賄等手段發財致富簡直是輕而易舉的。近些年來，中國反腐敗工作確實有一定成果，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因腐敗而被關進監獄的前官員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但是，腐敗卻如星火燎原一樣一發不可收拾，腐敗分子「慷慨腐死、前腐後繼」，堪稱世界奇觀。成克傑、胡長清、慕綏新、李嘉廷、程維高、王寶森、劉方仁……這一長串因腐敗落馬的高官後面，還隱藏著無數沒有查出、沒有倒臺的腐敗官員。「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不僅是這些高官，這些高官的子女、親屬、朋友往往會得到高官們的庇佑，土地、批文、貸款得到全不費功夫，也都成爲「富人」中的一員。近年來，在加拿大、美國、澳門等地方頻頻爆出中國高官子女一擲千金的新聞，從側面證明了中國權勢階層的富裕。

（2）與權勢階層聯繫緊密的商人或黑社會頭目。近年來，隨著中國一批「富翁」的落馬，「富翁」們與權勢階層「剪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浮出水面。無論是楊斌、周正毅、賴昌星，還是最近因被從死刑改判死緩而成爲全國關注熱點的瀋陽黑社會老大劉湧，幾乎每一個「富翁」後面都會牽扯出一大批政府官員。奸商和黑社會通過行賄把黨政官員變爲其非法活動的保護傘，輕而易舉地獲得各種優惠政策和資源，藉助政府力量達到排除競爭者、壓制民衆抗議的目的，從而在短期內斂聚起大量財富。而黨政官員則待價而沽，從奸商和黑社會那裏獲得分紅。如果說以往黑金政治盛行的意大利已經通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淨手運動」基本排除了權錢交易的話，那麼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權」與「錢」結合得如此天衣無縫、肆意妄爲。

（3）國有企業的法定代表人及高層管理人員。近些年來，中國國有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當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多種多樣，這裏不一一闡述。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國有企業這座「窮廟」，卻坐滿了「富方丈」。雖然很多國企工人發不出工資來，但企業領導層卻腰纏萬貫、紙醉金迷。這也難怪，自從「廠長負責制」推行以來，本來名義上歸「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成了廠長一人天下，甚麼事都是廠長說了算，要裁人就裁人、要賣資產就賣資產、要給自己漲工資就漲工資，甚麼職代會、工會都是擺設，工人沒有任何權力參加企業管理和監督，國有資產的大規模流失也就是不足爲怪了。問題是，弄垮了企業、肥了個人的企業貪官卻沒有甚麼責任可負，無論企業再困難，該升官的升官，該發財的發財，幾乎個個都是「瀟灑地走」，只是苦了賴企業謀生的工人。更有甚者，在目前「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大旗下，一些國有企業管理人員通過破產逃掉銀行債務、以極低的價格解決掉職工，再以低價買回企業資產，瞬間就成爲名副其實的「大老闆」。這樣的事例，筆者多次親眼所見。

（4）通過有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爲攫取金錢。目前的中國，已經成「禮儀之邦」變爲名副其實的「假冒之邦」，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講最起碼的誠信，市場上充斥了有毒有害低成本的假冒僞劣產品。近些年來，關於劣質產品的內幕屢屢曝光，廣東的毒豬肉，河南的毒大米，四川的腐肉醃製品，湖南的「衛生筷」，廣西的毒腐竹，湖北的毒醬油，還有房地產業的價格欺詐與劣質房屋，股市造假、非法集資、傳銷……個個駭人聽聞、觸目驚心，無數老百姓的血汗錢甚至性命被形形色色的騙子、罪犯所吞噬。然而，由於受到某些政府官員的暗中保護和翫忽職守，這些犯罪份子有很多至今仍然逍遙法外；有些地區製假售假甚至已經成爲當地「支柱產業」，屢禁不止，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5）依附於權勢階層的「知識精英」。整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份子一直給人以「獨立人格、社會良心」的印象。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精英階層明顯出現了異化傾向，相當一部份知識精英蛻變爲政治娼妓和犬儒，寄生於權勢階層。部份知識精英的犬儒化和娼妓化導致這些人喪失了獨立人格和最起碼的良知，他們的一切「學術研究」都圍繞著權勢者的需要而進行，當權者需要甚麼理論，他們就能炮製出甚麼「理論」，無論從當年鼓吹「企業承包」、「兼併破產」、「股份制改造」，還是現在的「國企民營化」、「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一貫如此。實際上，這些「知識精英」提出的這些個高論，沒有一個是能夠經受得住歷史檢驗的：國有企業的承包、兼併、股份制改造，造就了國有企業短期的虛假繁榮，隨即跌入了深淵；「醫療產業化」給勞動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慘禍，「教育產業化」則剝奪了窮人受教育的權利。犬儒們所鼓吹的這化那化，歸根結底造就了一小撮富廠長、富醫生、富教授，以及黑壓壓水深火熱的勞苦大衆。當然，犬儒們出賣良知也收到了豐厚的回報，某個鼓吹經濟學不講良心、產業化萬能的「著名經濟學家」不是已經擁有顯赫的名聲以及數以千萬計的家財嗎？這個人不是仍然放言說「中國的貧富差距並不像數字反映的那麼大，羣衆仍然可以承受」嗎？這個人最近不是拋出了「北大教授沒有別墅汽車，就意味著中國改革失敗了」的新天方夜談嗎？

我無法斷定，上述「五種人」究竟佔中國富翁的百分之幾，因爲中國從來沒有進行過這樣的統計。唯一能斷定的是：廣大勞動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化，不僅是相對貧困，而且是絕對貧困。除了貧富分化日益拉丁美洲化以外，中國國情又有特殊性：中國的人均收入又遠比拉丁美洲國家要低，導致中國人口中赤貧人口數量很大。中國每天生活費用不足2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人口占總人口的57.8%，而相比之下巴西爲43.5%，委內瑞拉爲32.2%，哥倫比亞爲21.7%。

由於這幾年兩極分化的趨勢非但沒有得到任何控制，反而因「國企民營化」、「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等政策的實施，中下層羣衆用於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開支每年以20%以上速度猛增，導致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財富加速向少數人手中集中。以2000年國家統計局的一份數據爲例：5%的困難戶收入比上年下降0.03%，10%的最低收入戶收入增長1.3%；而10%最高收入戶增長10.2%。故按照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每年遞增0.1%」的兩極分化速度，我估計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爲0.48～0.50左右，甚至可能已突破0.50,即將進入「收入差距懸殊國家」的行列。下面是我搜集的另一份名爲《中國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擴大趨勢》的資料，從這份資料裏可以比較直觀地體現我國城鎮居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貧富分化情況。值得強調的是，由於這份調查資料不能顯現出隱性收入、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這「三項收入」，故實際的貧富分化情況要比表中信息嚴重得多。

資料來源：許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國就業、收入和資訊產業的分析和預測》，戴汝信等主編（1999）：《1999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數字是枯燥無味的，下面我列舉出一些我自己走訪時所見所聞，來對這些枯燥的數字進行闡釋。2000年9月底，我走訪了一個位於中國中部某省的一家主要生產建築振動機的特困國有企業。按理說這個地方屬於平原地區，算不上最爲貧困的地方；而這家企業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爲企業領導的貪污腐化，而是他們實在沒有力量進行產品的更新換代，找不到銷路、進不了原料，最終被市場淘汰掉了。在參觀這家企業的橡膠粉碎車間時，我發現那裏異味撲鼻，空氣中充滿了有毒橡膠粉塵，別說待久了，就是在門口站一站就難受。工人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作業，唯一的勞動保護就是一副口罩。當我問及企業領導工人收入時，企業領導告訴我一個令我無比驚訝的數字：年收入1700元，月均140元──這區區140元不過是我們這些普通職員在餐館裏小吃一餐的花銷，竟然成了這個企業一名職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

2002年春天，我又走訪了位於偏僻山區的××煤炭礦務局，這個資源枯竭的煤炭生產企業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模式，全局8000多名職工加上家屬合計四萬多人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鎮，有自己的學校、醫院、派出所等等。由於資源已經基本枯竭，職工的生存成了大問題，整個礦區到處是破破爛爛、搖搖欲墜的棚戶，到處是沒有事情做的下崗、失業職工。爲了維持職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級每年對其進行財政補貼1500萬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過150元，實在是杯水車薪。由於地處偏遠，當地職工甚至沒有機會到城市去擺地攤謀生。

2003年6月，我曾經走訪過的一家大中型國有企業××廠連續一個月內爆出兩起因爲生活困難導致的人命案件。由於經營困難，這個廠從二○○二年下半年至今連續九個月沒有發過一分錢的工資。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幾個歌舞廳趕場子拉琴掙錢的老工人胡××回到家裏，其妻子告訴他，在武漢某大學讀書的兒子在催交一萬元學費。胡××出門借錢。可是全廠工人都八九個月沒有見到一分錢了，自己家裏尚揭不開鍋，誰又有能力借出一萬塊錢呢？胡××出門一天，空手而歸。回到家裏，妻子見他一無所獲就嘮叨了幾句，胡××本來就又氣又惱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罵使得他倍感絕望，於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導致妻子氣絕身亡。無獨有偶，胡家出事後不到半個月，該企業又一名職工因爲生活困難絕望之下自殺。兩起接連發生的悲劇導致全廠職工羣情激憤，他們走上了大街、阻斷了鐵路，並且與前來干涉的警察和政府官員發生衝突。

工人狀況如此，那麼佔中國人口70%的農民又是怎樣的呢？由於筆者生活在城市中，平時還要工作養家餬口，因此難以對農民真實的生活狀況進行全面的調查，故我在這裏就不列舉事例了。但是，曾經在農村工作多年、擔任過鎮黨委書記的李昌平所寫《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大家卻並不陌生。作者用令人信服的事實和數據，得出了「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的結論（雖然這本書得以出版，但作者卻因爲敢於說真話而無法在官場立足，不得不遠走他鄉謀生去了）。從這本書所反映的內容來看，農民生活之艱難，所受盤剝之嚴重，甚至比工人還要厲害。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經過多年改革發展，中國下層人民的處境竟然是如此艱難，實在是令人痛心疾首！而今天，某些權勢者和政治娼妓們竟然不顧人民之死活，不斷鼓吹「拉開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繼續實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甩掉包袱」；不斷砍掉本來就少得可憐的福利，代之以價格奇高的「教育產業化」和「醫療產業化」；鼓吹殺貧濟富、弱肉強食；甚至瞪眼胡說甚麼「中國貧富差距並不像想像的那麼大，居民還可以承受」，怎麼，非要等到遍地星火燎原、非要把中國弄成海地那樣才算滿足嗎？這些人良心何在？天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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