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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采访者：王凡; 受访者：邬吉成，原中央警卫团副团长 -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周恩来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 -“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邬吉成在病房门口默默向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1976年是不幸和灾难的一年，也是转变着中国历史的一年。这一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的事很多很多。 1月8日早晨，邬吉成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值班室的副主任东方、民航总局的副局长张瑞霭、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江明，还有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邱巍高，聚集在首都机场，正在开会研究那里的现场警卫事宜。 会议刚开不久，邬吉成就接到中办警卫处警卫值班室的电话，说总理逝世了，要他们立即回城。听到这个消息，当时邬吉成的心头像被重器捶击，沉重万分，没想到他老人家就这么突然离去。 在那一时刻，听闻如此噩耗，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情都“沉痛万分”。但邬吉成更痛一分，“这不光是在于31年前，我从一个战斗员转而为一个警卫员的时候，第一次站岗，就守卫在周恩来的院子门口；更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一重永远不能弥平的遗憾！” 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安全部部长罗青长，曾经写文章，记叙了周恩来临终前的召见。那是1975年的12月20日，周恩来在和他交谈中间突然昏厥，他不忍心让病中的周恩来再增劳累，悄悄地离开了病房。人们多把罗青长称作周恩来最后召见的一个人。 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此后周恩来还提出要见一个人，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邬吉成，时间在他辞世前6天，即1976年1月2日。 当时周恩来已经处在弥留之际，昏迷状态大大多于醒来时分。而就在这天中午，他醒了过来时，用含混而微弱的声音说：“找Wu……Wu……Wu……”但究竟是“Wu”什么，身边看护的人都听不清。 人们顺着“Wu”的发音推测，以为周恩来是要见一位姓“吴”的。毕竟，在中国姓邬的也太少了，再说谁会想到周恩来在生命垂危之际，要见一个仅仅是从事保卫工作的干部呢？ 周恩来用神情，一次次否定人们的假想后，突然聚集起更多的力量，嘴里又多迸出了几个字：“钓鱼台的Wu。”人们才明白他要见的不是“吴某某”，而是负责钓鱼台警卫工作的邬吉成。 但人们还不敢确定，就又询问了一声：“您要见的是不是钓鱼台邬吉成？”周恩来点了一下头。于是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马上给邬吉成打了个电话：“你马上到305医院来，总理要见你。” 邬吉成立即叫上司机小王，拉他赶到了305医院。进了医院的楼里，邬吉成径直进了周恩来病房斜对面的护士和随身警卫的值班室，他记得时间是在两点左右。“赶紧去见总理吧。”邬吉成急于聆听周恩来的指示。 可是，值班室的人告诉他：“总理又昏迷了，请你在值班室里等候。”邬吉成一面等着，一面猜想着周恩来召他前来，究竟是要做些什么嘱托和吩咐。 等啊等，一直等到大约是黄昏的时候，有人来通知邬吉成说：“总理醒过来了。要先服点药，医生做一些简单的处置，你就可以进去了。” 可邬吉成等到的不是进入的消息，而是“总理又昏迷了，你再等一等吧”。 又是漫长的等待，在沉沉的寒夜中。因为在这个值班室里，老有护士走动，邬吉成怕影响人家工作，就去了楼门口处的警卫值班室。他记得当时在那里值班的，有刘兰荪和康海群。 由于惦记着总理的召唤，邬吉成怕自己睡着了，所以在值班室里靠一会儿，就到走廊里转一转。到了约莫次日凌晨五六点钟，他在走廊里碰到了邓颖超，还有作为医疗组组长的卫生部长、谢富治夫人刘湘萍。 邓颖超见邬吉成还在苦等，就对他说：“总理还没醒过来，你已经等了太长的时间了，就别在这里等下去了。你先回去吧，总理再苏醒过来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 “好的。”邬吉成答应毕，向邓颖超提出一个请求：“让我在门外看一眼总理。”邓颖超同意了，邬吉成走到周恩来的抢救室门边，当时的门是半敞开的，他可以看见病榻上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恩来，平抑住心头的万端思绪，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就悄悄地离开了。 从那以后，根据医生的回忆，周恩来的“心脏在微弱地跳动，呼吸浅而短促，真是脉如游丝”，他再不可能提出见什么人了，直到他在五天后与世长辞。 -邬吉成说：他们是最早开始对周恩来进行悼念活动的 -邬吉成和武健华，同乘一辆车紧跟在周恩来灵车后面 -毛泽东原来是准备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 放下电话，邬吉成和东方立即从首都机场往城里赶，车行至南长街南口时，正碰到移送周恩来遗体去北京医院的车队。他们随之调转车头，跟着车队到了北京医院。在医院，他和相关的工作人员一道，安放好周恩来的遗体后，才进中南海。 在商议周恩来治丧事宜的会议上，邬吉成被指定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中央办公厅警卫处随后开始了警卫工作的部署，在商讨具体安排前，警卫值班室的全体工作人员，一齐向周恩来的遗像鞠躬默哀，因此邬吉成说：“我们是最早开始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的。” 在北京医院的告别仪式，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人流络绎不绝，许许多多的人都希望能瞻仰到周恩来的遗容。 当周恩来的遗体从北京医院移送“八宝山”火化时，邬吉成和警卫处另一位副处长武健华，同乘一辆汽车紧跟在周恩来的灵车后面。他亲眼目睹了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沿途群众自动形成的送殡队伍。他们虽然悲痛万分，可秩序井然，人民群众对总理的感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出来的。 1月14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将移往人民大会堂，并将在台湾厅安放一夜，以了其生前冀望祖国统一的夙愿。 在那天傍晚五六点钟，周恩来的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抬着邓颖超敬献的花圈，邓颖超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在前，跟随在他们后面的，是治丧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周恩来的亲属，缓步从劳动人民文化宫走向人民大会堂。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午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召集参加警卫工作的全体人员进行布置。他要求一定要保证安全，维持好秩序，遇事态度要好，如遇冲动情形要多劝说。路线及汽车出入口，如有自行车走错路，劝说一下就行了。要注意礼貌，尊重老人。会场布置好后要有专人检查，还作了一些有关安全的具体指示。 邬吉成还告诉笔者一个闻所未闻的秘密。因为毛泽东最终没有出现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所以世人只是推测了一番毛泽东没来的缘由，却没想到毛泽东原本是要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的！ 作为安全组的负责人之一，邬吉成在追悼会开始前，确实接到了毛泽东可能参加追悼会的通知，汪东兴亲自给他下了指示：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和安排，以供毛泽东到达时落脚歇息。 正是因为等待毛泽东的到来，追悼大会开始的时间比原定的时间推迟了一点。但毛泽东最后为何没有到场，邬吉成无法推测，至今仍是个谜。 追悼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这一任务要由飞机作业执行。汪东兴通知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他交代了这一任务。 冬季昼短，天已经黑了下来，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上聚集的群众久久不愿散去。在这种情况下，送骨灰的车子出了大会堂，就会被群众发现，很可能出现拥堵的情况，车子不好通过，还有个安全问题。 汪东兴问邬吉成：“你看采取什么措施，能保证车出去不出问题？”邬吉成说：“只有推迟撤除警戒，待飞机起飞后再撤比较安全。”于是，他们就按这个商议进行了部署，并通知了北京市公安局和警卫部队。 最后，周恩来总理骨灰的移送工作进行顺利，只是让群众多等了个把小时。 每当回顾说起这段往事，邬吉成就抑制不住长长的叹息：总理为什么会在弥留之际提出要见我？见我究竟要嘱咐些什么？只能是个永久的、无解的谜了。我是多么希望能完成总理的最后嘱托啊！只要总理那个黄昏的最后一次苏醒时间再延长一点。历史的机缘就是那么无法由人来把握，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它稍纵即逝。 在和笔者交谈时，他还在苦苦穷究周恩来要对他做怎样的嘱咐：“我负责着钓鱼台的警卫，而当时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住在那里面，我觉得总理要交代的事与‘上海帮’有关。总理在临终前召我去，是对一个警卫工作者的最大信任。因此在追思周总理的日子里，我的内心的感慨，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人要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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