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財政開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在憲政民主制國家，政府的財政收入和開支都有法律可循，財政預算和追加預算都要經過國會的充分辯論和批准，包括外援的資金，納稅人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監督政府的財政開支。而在中國，雖然每年的人大都要聽取和批准由國家財政部長提交的財政報告，但是中國的財政收入和開支象其他的所有決策一樣，不是透明的，而是灰色的；不是法治的和有章可循的，而是人治的和任意的。多少勞民傷財的浩大公共工程，僅僅憑着執政者的個人偏好，就可以不經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討論和批准而上馬。五十年大慶、中華世紀壇和國家大劇院的鉅額開支，執政者徵求過納稅人的同意或經過人大代表的辯論嗎？多少爲了執政黨的政權穩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對外援助，可以不經人大和政協的任何諮詢、討論和批准，只是執政者大筆一揮就無償贈送了，而且大都是送給那些有奶便是孃的沒有任何原則的無賴國家（ROGUESTATE）。美國的軍費開支和國家間的軍事交易都要經政府與國會的雙重批准（如最近的就是否賣給臺灣「神盾艦」的辯論），而中國的軍費開支和武器交易基本是黑箱運作（如從俄羅斯購買飛機、軍艦和從以色列購買預警飛機），決不會經過人大的辯論和批准。

　　二、政府預算外的任意稅收和行政收費。儘管稅收在表面上有法可依，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是根據行政命令的任意行爲。比如1998年財政部長項懷城接受中央電視臺的採訪，在表示自己對朱鎔基出任總理的新政府的效忠時就說：朱總理命令我在今年的最後兩個月內，稅收要比預算多收200個億，現在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已經完成80%，爭取到年底超額完成200億的任務。連堂堂一國的財政部長都不覺得「多收200億」、「超額完成」有什麼犯規之處，可見中國各級政府的任意行爲有多麼普遍，否則的話，項懷城決不會在中央電視臺的採訪中如此底氣十足、大言不慚。儘管有行政收費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5%的規定，但是了解內情的專家認爲，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部門收費，按保守的估計也相當於當年GDP的8%-10%。這種任意收刮民財的政府行爲，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大都是合法的或準合法的。

　　三、由體制支撐的行業性壟斷。中國的行業壟斷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行爲，而是政府授權的不公正的行政行爲。這種壟斷不僅侵吞了大量民間資產，而且造成了經濟上的低效率和畸形市場。僅以電信業爲例，壟斷使中國的電話初裝費曾經高達5000多元人民幣的天價，使中國的移動電訊的單機價錢曾經高達3—6萬人民幣之巨，使中國成爲世界上通話費（特別是長途話費）最貴的國家。再如，在中國，執政黨聚斂民財以支持黨產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金融業的壟斷，特別是朱鎔基實行集權式改革以來，銀行貸款的75%被國有企業拿走，而已經佔工業總產值的70%、GDP的60%、稅收的75%的非國有企業僅佔貸款的30%，這其中的20%還被集體企業拿走，三資企業僅佔5%，個體和私營就更可憐，只有0.54%。政府還連續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存進去的主要是老百姓個人的錢，貸出去錢大部分進了國有企業（黨產）腰包，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損失，恰好就是國企從利率降低後的貸款中得到的好處。這一損一補非但沒有變成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提升的動力，反而使國企躺在國有銀行的金床上，坐吃山空。這種拿全民的資產去添效益低下的黨產的財政政策，什麼時候徵求過納稅人的同意？所謂保證國有資產安全的改革戰略，是以民間資產的不安全爲代價的。再如黨政軍警法齊經商。在中國的體制下，這些部門在市場上具有先天優勢，通過壟斷公共權力這一最稀缺的社會資源，就能夠直接佔有大量稀缺的經濟資源和信息資源，而這種明顯的市場歧視和權利不平等在中國卻是完全合法的。僅以國內貿易部爲例，部署企業就多達近一百家，而且大多數公司在本行業中具有程度不等的壟斷地位。

　　四、臃腫而重疊的黨政機構。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機構靠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來養活，而任何政黨都只能靠民間資金而不能靠國家財政來養活。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執政黨不僅靠強權剝奪民間資源，聚斂了鉅額黨產，而且納稅人所支撐的國家財政在養活政府機構之外，還要供養龐大的黨的機構。從上到下的黨委會（包括中央政治局和各級常委會）、黨的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黨的各類代表大會、全會以及所有大小會議，都要由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來供養。朱鎔基進行的減員增效的機構改革，觸動的也僅僅是政務系統的皮毛，去絲毫沒有觸及黨務系統。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超過預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現象。在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從國家管理的角度講，有一個政府的行政系統足矣。而在中國，則是黨、政兩套系統，不但白白浪費一套系統，而且黨對政府的干預造成政出多門的管理系統的混亂，使國家付出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事實上，納稅人爲龐大的黨務系統付費，既造就不了公僕也得不到與之相應的服務，既沒有應得的權利也無法監督執政黨，而只有爲執政黨做無償奉獻的義務。比如，縣級黨政機構通常要有50多個部門和單位，包括黨委系統的六個部、辦，政府系統的二十多個局、委、辦，人大、政協及其下屬機構，工會、婦聯、共青團及其下屬機構，還有一個武裝部，僅正式人員就上千人，從實際的業務量的角度講，僅有500人足夠了。什麼是中國式的制度腐敗，這才是根本性的中國式的制度腐敗--以全民的資產供養一黨的政權。還有充當政治花瓶的八個民主黨派，這是中國製度最大的怪胎。他們既非國家公務員，也不是民選的民意代表，連人大代表的那種表面上的合法理由都沒有，中國的納稅人憑什麼養活他們？他們的經費憑什麼要從國家財政開支？

　　五、辦事處現象。走遍世界，有幾個國家的首都象中國的北京這樣，充斥着如此多的由各級地方政府（從省、市到縣、鎮）派駐的辦事處，而且每一個辦事處都有可與商業性的飯店媲美的豪華大廈。據保守的估計，北京現在有一百多個外地駐京辦事處。不僅是首都北京，而且各省的省會、具有優惠政策的沿海特區（如深圳）和區域經濟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廣州），都設有下轄各級政府的辦事處。這些種類繁多、名目不一的辦事處的開支皆來自各級政府的財政。而且辦事處的主要功能是爲接待本地區的官員，疏通各種關節，每逢節日向上級機關的官員們送禮。

　　六、審查制度。中國有以中宣部爲核心的審查制度，對涉及傳媒的新聞、出版、音像製品進行意識形態把關，以維護大一統的意識形態霸權。這種審查制度不僅剝奪了人的言論自由權利，窒息了社會的精神創造力，使國家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而且還要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比如，爲了把住意識形態的關口，中共政權就必須僱傭大量人員對浩如煙海的出版物進行審查，這些的工資福利以及相應的設備皆由國家財政支付。對某些商業化的出版物和音像產品的事後審查和禁止，常常使出版社、製片人的投資血本無歸。即便有些作品經過漫長的審查，修改後解除禁令，投資效益也會受到很大損失。田壯壯的《藍風箏》被禁映，王朔執導的兩部電影被封殺，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審查時間長達11個月。最近，姜文用了兩年時間、耗資1000多萬拍攝的影片《鬼子來了》，獲得今年嘎納電影節評委大獎，但是中國的電影管理部門，先是阻止影片去參加電影節，現在又嚴禁影片的公開放映和發行。雖然姜文仍在努力說服官方，但是解禁的希望極爲渺茫。1000多萬人民幣的投資和幾倍的市場效益全部化爲泡影。與此同時，爲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家喻戶曉，中共宣傳部門不惜成本投入巨資，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和灌輸，而這些投資基本上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也每況愈下，以至於老百姓對此視若枉聞。

　　七、歧視性的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衆所周知，爲了維護一黨政權的穩定，中共政權一貫依靠強權在經濟上制定歧視性的優惠政策。比如，從1949年中共執政後，特別是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造成了達賴流亡政府之後，西藏就成爲最不穩定的地區。中共爲了西藏在政治上的穩定，對西藏採取政治上（宗教上）打壓和經濟上收買的政策。國家財政不僅給西藏無償撥款，累計高達400億，而且免除西藏向中央財政納稅和進口關稅。這種依靠專制強權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於其它的地區來說，顯然是歧視性的；對於納稅人來說，無疑就是一種政府性剝削。因爲這種政策的確定，既沒有經過向中央財政納稅的各地區政府的批准，也沒有經過納稅人的民意代表的辯論和表決，就把其它地區上繳的財政收入和納稅人的錢送給了西藏。中共爲了政權的穩定在西藏進行的投資，在根本上與發展民族經濟和還歷史欠賬無關（象澳洲政府對原住民的補償性優惠政策），而是一種政治性投資，用無償的經濟優惠收買西藏的人心。但是，這種經濟上的優惠政策並沒有收買到藏族的人心，政治上的高壓和思想上的意識形態灌輸，使一個以宗教爲生命的終極價值的民族，對一個無神論的世俗的漢人強權充滿了不信任和離心力。現在，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了，西藏人對中共政權提出的最大政治訴求，恰恰不是經濟上的優惠，而是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文化上的保護藏傳佛教和固有傳統。這一訴求是經濟優惠所無法收買的。類似西藏政策這樣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負效益的政府行爲，是現行制度的常態。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極權制度的社會實驗的全面失敗，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術語來描述，就是由於制度成本的過於高昂造成的，以至於最後弄到資不抵債，賠光了家底，只能破產關門。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制度成本之高昂，以至於使中國經濟到了頻臨崩潰的邊緣。文革十年，即便其它的社會成本忽略不計，僅經濟損失就高達5000億到7000億，幾乎是49年以後的全部積累。改革開放二十年的制度成本就不高昂了嗎？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人員揚帆作過最保守的統計，截止1996年，大小權貴們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渠道所瓜分的全民資產至少有30萬億，相當於六年國民經濟所創造的財富總和，這其中有大量的財富都是現存制度下的「合法」佔有。現在，中國的人均產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一百位之後，而中國的僅僅是非法腐敗程度卻排在世界第四位、亞洲第二位，衡量收入差異程度的基尼指數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民間調查爲0.59，大大高於國際安全標準0.35，已經到了高危機邊緣。中國的改革首先完成的不是還政於民，而是還產於民。還產於民的前提就是執政黨放棄對經濟資源的全面壟斷，消除權貴們的市場準入的特權，使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地進入市場的應得權利。

　　從制度成本的角度講，毛時代的個人獨裁導致了制度荒廢，毛澤東在書房裏用一支毛筆圈圈劃劃，就把中國的大小事情--從消滅反革命到消滅蒼蠅、從剝奪全民資產到文化大革命--都辦了；鄧時代的一黨專制導致了制度失靈和制度腐敗，鄧小平在客廳裏走鋼絲，玩弄着忽左忽右的危險平衡，依靠屠殺的殘忍和小康的懷柔的一硬一軟，總算維持住了政權的穩定和權貴集團的利益。在精神資源上，從毛時代到鄧時代的過度，是一個由抽象的精神烏托邦到現實的靈魂廢墟的過程。在物質財富上，毛澤東式的革命使一個讓少數人過分富有的社會，變成了一個只有一黨私產的使所有人都貧困的社會，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社會地位上的——由欽定的政治身份差異所導致的社會不公；鄧小平式的改革使一個普遍匱乏的社會，又變成極少數權貴一夜暴富的社會，分配的差異是由權力的差異所導致的財富上的貧富懸殊。

　　改革的過程就是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權貴精英利益集團的形成過程。他們在每一次社會資源再分配和資本轉換的機遇中（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升學潮，八十年代的中、前期平反潮和出國潮，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官倒，八十年代末期的幹部年輕化，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房地產、證券爲峰頂的經商潮，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股份化產權重組的私有化浪潮，新舊世紀之交的新知識經濟……），都得到了最大的份額。雖然在此過程中，執政黨爲了提高執政能力，在「身份評價」之外，採取了「成就評價」的用人原則，使有些出身平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擠進了權貴階層，但是這些新權貴身份的確定，大都是通過向執政者表示效忠才得到承認的。在這些人中，有的以出賣智慧、論證執政黨政策的合法性而成爲高級幕僚，有的以錢買權買地位而成爲執政黨的「諍友」和社會名流，但是，一旦進入了權貴集團，他們就必然按照腐敗的遊戲規則出牌，否則的話，執政黨一翻臉，他們得到的那點兒殘羹剩飯，就會在頃刻之間化爲烏有。

　　由毛式革命到鄧式「小康」改革，除了新的權貴集團內部的政治角色和經濟角色的區別之外，特權階級始終如一。正因爲如此，以繼承毛澤東思想遺產著稱的「新左派」，才能夠樹起民粹主義的大旗，要求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鞍鋼憲法中汲取思想資源，要求經濟民主和分配平等。才會有重新高揚「革命萬歲」、「造反有理」的話劇《切·格瓦拉》的轟動效應。

　　如此專橫的制度和如此懸殊的不平等，合法的掠奪和非法的佔有，使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的最廣大的下層民衆，正等待着又一場毛澤東式的革命。如果中共不從現在開始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由獨裁權力造成的制度剛性一旦破裂，漸進式轉型就會被突發革命所中斷，中國歷史的新一輪治亂輪迴又將到來。但，萬變不離其宗，主人可以走馬燈式地更換，交椅卻巋然不動。

(2000年8月2日於北京家中)轉自小參考(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