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企業騰飛不起來?中國制度的經濟成本
 
劉曉波
 
2000-9-20
 
【人民報訊】中國制度的綜合社會成本的高昂已經是眾所周知。但是由於改革開放之後高速經濟增長,使人們往往只注意制度的政治成本而忽略了制度的經濟成本,對腐敗的指責也多集中於違反現行法律的案件。最近,又有胡長清、成克傑等高官因非法的腐敗而命歸黃泉,似乎中共政權下決心制止腐敗。然而,我認為中國式的腐敗不僅是那些違反現行法律的腐敗,更根本的是制度所保證的合法腐敗和合法揮霍。在屢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敗的背後,是執政黨擁有支配社會所有資源的絕對權力的制度性合法腐敗,其經濟成本之高昂和經濟效益之低下,決不在其它社會領域的制度成本之下。中共執政後,權力腐敗已成為一種制度安排,社會的所有資源(政治資源、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源)都成為維護為所欲為的權力的工具,成為社會再分配的主要對象,讓權貴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會資源以從中牟取巨大利益,是為了保證政權系統內部的穩定和減少摩擦。現在的反腐敗決不是真正的反腐敗,在某種意義上已成了要挾他人獲得利益或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因為任何腐敗都是權力濫用的結果,沒有制約權力的制度,本身就是腐敗的。僅舉幾項就能說明問題。

一、政府的財政開支的任意性和不透明性。在憲政民主制國家,政府的財政收入和開支都有法律可循,財政預算和追加預算都要經過國會的充分辯論和批准,包括外援的資金,納稅人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監督政府的財政開支。而在中國,雖然每年的人大都要聽取和批准由國家財政部長提交的財政報告,但是中國的財政收入和開支象其他的所有決策一樣,不是透明的,而是灰色的;不是法治的和有章可循的,而是人治的和任意的。多少勞民傷財的浩大公共工程,僅僅憑著執政者的個人偏好,就可以不經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討論和批准而上馬。五十年大慶、中華世紀壇和國家大劇院的巨額開支,執政者徵求過納稅人的同意或經過人大代表的辯論嗎?多少為了執政黨的政權穩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對外援助,可以不經人大和政協的任何咨詢、討論和批准,只是執政者大筆一揮就無償贈送了,而且大都是送給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沒有任何原則的無賴國家(ROGUESTATE)。美國的軍費開支和國家間的軍事交易都要經政府與國會的雙重批准(如最近的就是否賣給臺灣「神盾艦」的辯論),而中國的軍費開支和武器交易基本是黑箱運作(如從俄羅斯購買飛機、軍艦和從以色列購買預警飛機),決不會經過人大的辯論和批准。

  二、政府預算外的任意稅收和行政收費。儘管稅收在表面上有法可依,但是在很多情況下是根據行政命令的任意行為。比如1998年財政部長項懷城接受中央電視臺的採訪,在表示自己對朱熔基出任總理的新政府的效忠時就說:朱總理命令我在今年的最後兩個月內,稅收要比預算多收200個億,現在還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已經完成80%,爭取到年底超額完成200億的任務。連堂堂一國的財政部長都不覺得「多收200億」、「超額完成」有什麼犯規之處,可見中國各級政府的任意行為有多麼普遍,否則的話,項懷城決不會在中央電視臺的採訪中如此底氣十足、大言不慚。儘管有行政收費不得超過人均收入的5%的規定,但是了解內情的專家認為,全國各地各級政府的部門收費,按保守的估計也相當於當年GDP的8%-10%。這種任意收刮民財的政府行為,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大都是合法的或準合法的。

  三、由體制支撐的行業性壟斷。中國的行業壟斷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行為,而是政府授權的不公正的行政行為。這種壟斷不僅侵吞了大量民間資產,而且造成了經濟上的低效率和畸形市場。僅以電信業為例,壟斷使中國的電話初裝費曾經高達5000多元人民幣的天價,使中國的移動電訊的單機價錢曾經高達3—6萬人民幣之巨,使中國成為世界上通話費(特別是長途話費)最貴的國家。再如,在中國,執政黨聚斂民財以支持黨產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金融業的壟斷,特別是朱熔基實行集權式改革以來,銀行貸款的75%被國有企業拿走,而已經占工業總產值的70%、GDP的60%、稅收的75%的非國有企業僅占貸款的30%,這其中的20%還被集體企業拿走,三資企業僅占5%,個體和私營就更可憐,只有0.54%。政府還連續降低存、貸款利率,而存進去的主要是老百姓個人的錢,貸出去錢大部分進了國有企業(黨產)腰包,老百姓在存款利率上的損失,恰好就是國企從利率降低後的貸款中得到的好處。這一損一補非但沒有變成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提升的動力,反而使國企躺在國有銀行的金床上,坐吃山空。這種拿全民的資產去添效益低下的黨產的財政政策,什麼時候徵求過納稅人的同意?所謂保證國有資產安全的改革戰略,是以民間資產的不安全為代價的。再如黨政軍警法齊經商。在中國的體制下,這些部門在市場上具有先天優勢,通過壟斷公共權力這一最稀缺的社會資源,就能夠直接占有大量稀缺的經濟資源和信息資源,而這種明顯的市場歧視和權利不平等在中國卻是完全合法的。僅以國內貿易部為例,部署企業就多達近一百家,而且大多數公司在本行業中具有程度不等的壟斷地位。

  四、臃腫而重疊的黨政機構。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機構靠國家財政(納稅人的錢)來養活,而任何政黨都只能靠民間資金而不能靠國家財政來養活。但是,在中國的體制下,執政黨不僅靠強權剝奪民間資源,聚斂了巨額黨產,而且納稅人所支撐的國家財政在養活政府機構之外,還要供養龐大的黨的機構。從上到下的黨委會(包括中央政治局和各級常委會)、黨的辦公廳、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黨的各類代表大會、全會以及所有大小會議,都要由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來供養。朱鎔基進行的減員增效的機構改革,觸動的也僅僅是政務系統的皮毛,去絲毫沒有觸及黨務系統。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開支,超過預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現象。在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從國家管理的角度講,有一個政府的行政系統足矣。而在中國,則是黨、政兩套系統,不但白白浪費一套系統,而且黨對政府的干預造成政出多門的管理系統的混亂,使國家付出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事實上,納稅人為龐大的黨務系統付費,既造就不了公僕也得不到與之相應的服務,既沒有應得的權利也無法監督執政黨,而只有為執政黨做無償奉獻的義務。比如,縣級黨政機構通常要有50多個部門和單位,包括黨委系統的六個部、辦,政府系統的二十多個局、委、辦,人大、政協及其下屬機構,工會、婦聯、共青團及其下屬機構,還有一個武裝部,僅正式人員就上千人,從實際的業務量的角度講,僅有500人足夠了。什麼是中國式的制度腐敗,這才是根本性的中國式的制度腐敗--以全民的資產供養一黨的政權。還有充當政治花瓶的八個民主黨派,這是中國制度最大的怪胎。他們既非國家公務員,也不是民選的民意代表,連人大代表的那種表面上的合法理由都沒有,中國的納稅人憑什麼養活他們?他們的經費憑什麼要從國家財政開支?

  五、辦事處現象。走遍世界,有幾個國家的首都象中國的北京這樣,充斥著如此多的由各級地方政府(從省、市到縣、鎮)派駐的辦事處,而且每一個辦事處都有可與商業性的飯店媲美的豪華大廈。據保守的估計,北京現在有一百多個外地駐京辦事處。不僅是首都北京,而且各省的省會、具有優惠政策的沿海特區(如深圳)和區域經濟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廣州),都設有下轄各級政府的辦事處。這些種類繁多、名目不一的辦事處的開支皆來自各級政府的財政。而且辦事處的主要功能是為接待本地區的官員,疏通各種關節,每逢節日向上級機關的官員們送禮。

  六、審查制度。中國有以中宣部為核心的審查制度,對涉及傳媒的新聞、出版、音像製品進行意識形態把關,以維護大一統的意識形態霸權。這種審查制度不僅剝奪了人的言論自由權利,窒息了社會的精神創造力,使國家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而且還要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比如,為了把住意識形態的關口,中共政權就必須雇傭大量人員對浩如煙海的出版物進行審查,這些的工資福利以及相應的設備皆由國家財政支付。對某些商業化的出版物和音像產品的事後審查和禁止,常常使出版社、製片人的投資血本無歸。即便有些作品經過漫長的審查,修改後解除禁令,投資效益也會受到很大損失。田壯壯的《藍風箏》被禁映,王朔執導的兩部電影被封殺,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審查時間長達11個月。最近,姜文用了兩年時間、耗資1000多萬拍攝的影片《鬼子來了》,獲得今年嘎納電影節評委大獎,但是中國的電影管理部門,先是阻止影片去參加電影節,現在又嚴禁影片的公開放映和發行。雖然姜文仍在努力說服官方,但是解禁的希望極為渺茫。1000多萬人民幣的投資和幾倍的市場效益全部化為泡影。與此同時,為了官方意識形態的家喻戶曉,中共宣傳部門不惜成本投入巨資,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和灌輸,而這些投資基本上沒有任何經濟效益,社會效益也每況愈下,以至於老百姓對此視若枉聞。

  七、歧視性的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眾所周知,為了維護一黨政權的穩定,中共政權一貫依靠強權在經濟上制定歧視性的優惠政策。比如,從1949年中共執政後,特別是1959年西藏的民主改革造成了達賴流亡政府之後,西藏就成為最不穩定的地區。中共為了西藏在政治上的穩定,對西藏採取政治上(宗教上)打壓和經濟上收買的政策。國家財政不僅給西藏無償撥款,累計高達400億,而且免除西藏向中央財政納稅和進口關稅。這種依靠專制強權實施的財政政策,對於其它的地區來說,顯然是歧視性的;對於納稅人來說,無疑就是一種政府性剝削。因為這種政策的確定,既沒有經過向中央財政納稅的各地區政府的批准,也沒有經過納稅人的民意代表的辯論和表決,就把其它地區上繳的財政收入和納稅人的錢送給了西藏。中共為了政權的穩定在西藏進行的投資,在根本上與發展民族經濟和還歷史欠賬無關(象澳洲政府對原住民的補償性優惠政策),而是一種政治性投資,用無償的經濟優惠收買西藏的人心。但是,這種經濟上的優惠政策並沒有收買到藏族的人心,政治上的高壓和思想上的意識形態灌輸,使一個以宗教為生命的終極價值的民族,對一個無神論的世俗的漢人強權充滿了不信任和離心力。現在,西藏問題已經國際化了,西藏人對中共政權提出的最大政治訴求,恰恰不是經濟上的優惠,而是政治上的完全自治、文化上的保護藏傳佛教和固有傳統。這一訴求是經濟優惠所無法收買的。類似西藏政策這樣的高成本、低效益甚至負效益的政府行為,是現行制度的常態。

  二十世紀社會主義極權制度的社會實驗的全面失敗,用新制度經濟學的術語來描述,就是由於制度成本的過於高昂造成的,以至於最後弄到資不抵債,賠光了家底,只能破產關門。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的制度成本之高昂,以至於使中國經濟到了頻臨崩潰的邊緣。文革十年,即便其它的社會成本忽略不計,僅經濟損失就高達5000億到7000億,幾乎是49年以後的全部積累。改革開放二十年的制度成本就不高昂了嗎?社科院經濟所的研究人員揚帆作過最保守的統計,截止1996年,大小權貴們通過合法的和非法的渠道所瓜分的全民資產至少有30萬億,相當於六年國民經濟所創造的財富總和,這其中有大量的財富都是現存制度下的「合法」占有。現在,中國的人均產值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一百位之後,而中國的僅僅是非法腐敗程度卻排在世界第四位、亞洲第二位,衡量收入差異程度的基尼指數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民間調查為0.59,大大高於國際安全標準0.35,已經到了高危機邊緣。中國的改革首先完成的不是還政於民,而是還產於民。還產於民的前提就是執政黨放棄對經濟資源的全面壟斷,消除權貴們的市場準入的特權,使每一個人都有平等地進入市場的應得權利。

  從制度成本的角度講,毛時代的個人獨裁導致了制度荒廢,毛澤東在書房裡用一支毛筆圈圈劃劃,就把中國的大小事情--從消滅反革命到消滅蒼蠅、從剝奪全民資產到文化大革命--都辦了;鄧時代的一黨專制導致了制度失靈和制度腐敗,鄧小平在客廳裡走鋼絲,玩弄著忽左忽右的危險平衡,依靠屠殺的殘忍和小康的懷柔的一硬一軟,總算維持住了政權的穩定和權貴集團的利益。在精神資源上,從毛時代到鄧時代的過度,是一個由抽象的精神烏托邦到現實的靈魂廢墟的過程。在物質財富上,毛澤東式的革命使一個讓少數人過分富有的社會,變成了一個只有一黨私產的使所有人都貧困的社會,分配的不平等主要是社會地位上的——由欽定的政治身份差異所導致的社會不公;鄧小平式的改革使一個普遍匱乏的社會,又變成極少數權貴一夜暴富的社會,分配的差異是由權力的差異所導致的財富上的貧富懸殊。

  改革的過程就是掌握文化資本、政治資本與經濟資本的權貴精英利益集團的形成過程。他們在每一次社會資源再分配和資本轉換的機遇中(七十年代末的高考升學潮,八十年代的中、前期平反潮和出國潮,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官倒,八十年代末期的幹部年輕化,九十年代中、前期以房地產、證券為峰頂的經商潮,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的股份化產權重組的私有化浪潮,新舊世紀之交的新知識經濟……),都得到了最大的份額。雖然在此過程中,執政黨為了提高執政能力,在「身份評價」之外,採取了「成就評價」的用人原則,使有些出身平民的人,靠自己的努力擠進了權貴階層,但是這些新權貴身份的確定,大都是通過向執政者表示效忠才得到承認的。在這些人中,有的以出賣智慧、論證執政黨政策的合法性而成為高級幕僚,有的以錢買權買地位而成為執政黨的「諍友」和社會名流,但是,一旦進入了權貴集團,他們就必然按照腐敗的遊戲規則出牌,否則的話,執政黨一翻臉,他們得到的那點兒殘羹剩飯,就會在頃刻之間化為烏有。

  由毛式革命到鄧式「小康」改革,除了新的權貴集團內部的政治角色和經濟角色的區別之外,特權階級始終如一。正因為如此,以繼承毛澤東思想遺產著稱的「新左派」,才能夠樹起民粹主義的大旗,要求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和鞍鋼憲法中汲取思想資源,要求經濟民主和分配平等。才會有重新高揚「革命萬歲」、「造反有理」的話劇《切·格瓦拉》的轟動效應。

  如此專橫的制度和如此懸殊的不平等,合法的掠奪和非法的占有,使經濟上被剝削、政治上受壓迫的最廣大的下層民眾,正等待著又一場毛澤東式的革命。如果中共不從現在開始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由獨裁權力造成的制度剛性一旦破裂,漸進式轉型就會被突發革命所中斷,中國歷史的新一輪治亂輪回又將到來。但,萬變不離其宗,主人可以走馬燈式地更換,交椅卻巋然不動。

(2000年8月2日於北京家中)轉自小參考(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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