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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訊】過去有句非常偏激的話，說是：「一爲文人，便無足觀。」對於文人，簡直有一網打盡之勢。但仔細思量，覺得這句話的產生和流傳，倒也並非無因。蓋在歷史上，沒有骨氣，沒有人品的文人的確不少，人們見得多了，便說出這句憤激之言。 比如，西晉的大文學家潘岳，寫過一篇很高雅的《閒居賦》，但實際上，卻是個諂媚的小人，馬屁拍得非常出格，甚至會在路邊拜倒在權貴賈謐的車塵之下。難怪元好問要寫詩諷刺他：「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而元好問自己呢，卻又因事涉爲叛將崔立立碑頌德問題，大節頗有爭議。 但我們在考察古代文人的品格時，還不能專門注意於個人因素，同時亦要顧及他們的生存條件。這就是說，我們必須看到，在古代封建社會里，文人根本沒有自己獨立的社會地位。「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無論是文人或武人，都不過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們的最終目的，是爲帝王服務。討好帝王及其權臣，是勢所必然之事。有時，所謂忠直之臣，犯顏諍諫，也只不過是爲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爭氣而已。其情狀有如賈府上的焦大。 魯迅將這些文人分爲兩類：一類是幫忙文人，一類是幫閒文人。所謂幫忙文人，是給主子出謀劃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幫閒文人，卻不過叫他獻詩作賦，「俳優蓄之」，只在弄臣之列。而幫閒文人之羨慕幫忙文人，也是自古已然。司馬相如就不滿於幫閒的地位，時常稱病不到武帝面前去獻殷勤，卻躲在家裏暗暗地作封禪文，以示自己有幫忙的本領。屈原，是敢於放言無憚，爲前人所不敢言的，但在魯迅看來，「他的《離騷》，卻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且介亭雜文二集·從幫忙到扯淡》）小百姓們早就不滿意於文人的此種所爲，所以對那些落拓不羈者情有獨鍾。戲曲《太白醉寫》中突出地渲染李白要楊貴妃捧硯，要高力士脫靴，大概就是這種逆反心理的表現。 但到了近代，情況有些變化。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文人們的生活來源較前有所不同。他們不必再靠王公貴族的供養，而可以通過賣稿、賣畫或劇場演出，從讀者和觀衆中獲取生活經費。魯迅在論及梅蘭芳時，說他不是皇家的供奉，而是俗人的寵兒，這就道出了演員們社會地位的變化。但是，如果文人的習性不改，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照樣會出現新的幫忙和幫閒。他們可以從依附皇室豪門改爲依附富商巨賈。明清時代，揚州鹽商門下的清客，就是幫閒的新品種，他們照樣爲主人做着消閒解悶的事，無非是改換一下門庭而已。倘以此種習性來對待讀者大衆，用魯迅的話說，也可以變成大衆的幫閒。 中國文人，古代稱之謂「士」，現代則稱「知識分子」。現代知識分子不同於古代的士，不僅是稱謂的變化，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大有區別。馬克思在論述現代工人階級的形成時，指出有兩個必備的條件：一是有勞動力可以出賣；二是擺脫了對於土地的依附，可以自由地出賣勞動力。現代知識分子與現代工人階級所不同的只是勞動力的性質的差別，即前者是從事腦力勞動，後者是從事體力勞動，而其形成條件則是相同的。 我國從明代中晚期開始，文人們不斷地張揚個性，鼓吹性靈，大抵也就是要擺脫從屬地位，追求獨立性的表現。但現代知識分子階層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時期，其傑出的代表人物，則是魯迅。 以魯迅爲代表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有着自己獨立的人格，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以改造社會和國家爲己任，敢於對社會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 魯迅是一位文學家，但他的志趣並不在文學本身，而是想利用文學的力量來改造社會，來改造國民性。所以，他無論是寫小說或者是寫雜文，都着重在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但對社會一進行批評，社會就會反過來對他進行壓迫。是屈服，還是進行鬥爭？這就看出一個人的品格來了。魯迅正是在激烈的社會鬥爭中，表現出他的硬骨頭精神來的。 魯迅一向認爲，一個國家若要生存世間，角逐列國，首先要立人。「人立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墳·文化偏至論》）他還說：「地球上至強之人，至獨立者也！」（《墳·摩羅詩力說》）魯迅是生活中的強者，他始終保持着自己的獨立人格。 生活中的強者不是以多制寡、黨同伐異的人。魯迅反對跟在衆人後面鼓譟，蹲在影子裏面搖舌的「合羣的愛國的自大」者，因爲這些人的心理是很卑劣的。「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生活中的強者也不是以強凌弱，在嫩草地上馳騁的人。魯迅說，在大道上，不能只看到羊和兇獸兩樣東西，其實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兇獸樣的羊，羊樣的兇獸。「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兇獸；但遇見比他更兇的兇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兇獸樣。」這種變性變態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里是很普遍的，當然也是很可悲的。「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了虎狼的羊羣。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羣，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筋斗麼？在學校裏，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麼？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這種情況如不改變，國家是好不起來的。所以魯迅說：「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兇獸時就如兇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那麼，無論什麼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華蓋集·忽然想到七》） 魯迅的思想充滿辯證法。這是強者的辯證法，而不是卑卻者的「辯證法」 。 毛澤東稱頌魯迅的硬骨頭精神，認爲他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應該成爲我們的座右銘。這兩句詩，也正是這種強者辯證法的體現。 對於孺子，魯迅是愛護備至，充滿犧牲的精神。他在《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父親》裏說：「自己揹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決不是空言者，他爲青年做的許多事，就是明證。 對於強暴者，對於壓迫者，他敢於挺身而出，進行鬥爭。在女師大學潮中，他仗義執言，和名流學者評理，和權力者對抗，在被無理免職之後，他又敢於控告頂頭上司，終於取勝。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他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指出「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預言「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華蓋集續編·紀念劉和珍君》）即使自己被通緝，最後只好走出北京，也決不後悔。在國民黨政府的白色恐怖面前，他敢於揭露殘殺真相，悼念被害戰友，敢於「怒向刀叢覓小詩」。 中國人由於狀元癮太重，什麼都喜歡追求第一，追求卓越，追求輝煌，而不願做平凡者，更恥笑落後者，蔑視失敗者。「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這樣的國民，在平時則附炎趨勢，若遇到敵人，必然是「土崩瓦解」。有鑑於此，所以魯迅提倡韌性的戰鬥精神，鼓吹「不恥最後」的思想。他說：「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魯迅自己就是這樣追求平凡的韌性的戰鬥者。他在《過客》裏，塑造了一個蓬面垢首，衣衫襤縷，不受佈施，而永遠向前行進的老人的形象；在《這樣的戰士》中，塑造了一個不受敵人迷惑，能夠擲中敵人心臟的高舉投槍的戰士。他們都體現了魯迅的精神，魯迅的風骨。 魯迅是中國的光榮，是知識分子的楷模。我們紀念魯迅，就要學習魯迅精神，高揚魯迅風骨！(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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