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文匯報》一則小消息，忽然把答案送給了我們──2000年月1月4日的《文匯報》說：「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爲主，14年的收入相當於今164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9千多元；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於今17萬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1萬4千多元；後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當於今210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5萬元以上。」這也就是說，魯迅從32歲到56歲逝世的24年中，總收入相當今日人民幣374萬元，9年自由撰稿人時收入210萬元，比當公務員的14年還多46萬元；月收入比當公務員時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務員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與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來有不少傳媒在爲幾個大學名教授年薪可拿10萬人民幣而興高采烈，可看看魯迅當年是如此百萬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個體老闆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無力那樣歡欣鼓舞了。今日中國最頂級的文化大師，其收入也不可和魯迅相比，而魯迅這一收入，在當時並非絕無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勝過這數字的收入。

一個社會能讓體制外思想者有比較富裕的收入，過上小康生活，這個社會一定會走向進步。這是魯迅也是「百萬富翁」的深刻啓示。因爲，魯迅並非一個老實聽話的順民文人，他「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始終與當局執政者不合作，始終是一個體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體制外行動者」。日本學人增田涉在《魯迅傳》中說魯迅曾自述：「在對清朝的革命運動興盛時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頗有往來」（《魯迅回憶錄》[專著]P1395），後來，魯迅在教育部當僉事，卻支持與政府對抗的北師大學潮，擔任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卻到處宣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公開反對執政黨國民黨清黨，儘管此時夫人許廣平還是國民黨員。以致於先後被免去僉事，丟掉北大等大學講師、教授和「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公職，最後竟成爲「墮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通輯。但是，就在執政者當局如此嚴酷的政治打擊下，魯迅居然能夠過上中產階級生活──月收入5萬元！魯迅最後的9年雖然是完全沒有穩定工資的自由撰稿人，雖然有政治風險，但經濟上卻收入頗豐，小康有保障──不僅自己可以天天好煙好酒好茶好點心，每餐有「五六個碗碟」，自稱「我也過着這樣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請客，常常資助文學青年，可以實踐他「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生存爲了進化」的軔性戰鬥精神。

官方意志，這是20世紀上半葉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紀後半葉所不可企望的文化發展環境。反右、文革，通行的慣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資馬上降級或停發，基本上是沒有官方認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沒有了餬口的基本生存經濟來礎？梢隕柘耄偃袈逞岡詰憊裨筆保?府不許可他業餘到北大、北師大等八校兼職當講師，他就不可能寫出《中國小說史略》等學術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發表反官方思想的雜感與小說；如果後來在撤掉他僉事，禁止他當教授、特約撰述員後，同時也禁止各報刊出版公司發表魯迅的文章、著作，那麼魯迅也就沒有生活來源，也就不可能寫下那麼多「不合作」的投槍匕首雜文。

雖然後期魯迅由於常遭新聞檢查，不得不用了80多個筆名，但只要換名，同樣的匕首投槍文章照樣可登，這樣的文化寬鬆，也依然是20世紀後半葉所不敢奢望的，時代的進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嚴格管制水平。到這時已可明了，魯迅的出現，其實是一種經濟自由制度的產物。政治上再嚴，只要經濟上還有活路，文化大師便仍可出現。否則，魯迅後期的雜文無論如何不可能發表，魯迅無論如何不可能賣文爲生，更不可能成爲可以資助青年的「百萬富翁」。自然，這裏的經濟自由，必得包括傳媒的自由發展；讓傳媒成爲經濟實體，成爲文化產業機構，可能是產生文化大師至關重要的根本條件。

現代知識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現代傳媒。魯迅早已明斷「文藝和政治的岐途」：「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魯迅全集》七卷P114）這是鐵的規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擠文化人知識分子的，爲何有的時代有的國家有的社會卻依然有文化大師產生，有的卻又沒有呢？魯迅也是「百萬富翁」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還有一點經濟自由、市場經濟，那麼知識分子就還有一點活路──被政治家擠到市場經濟裏的體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裏等待「到了後來，社會終於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有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國徹底成爲「無聲的中國」，沒有一個體制外思想者能公開存在，關鍵就是當時的「紅太陽」用「公私合營」、「人民公社」使中國第一次沒有一丁點經濟自由。僞現代化是從扼殺市場經濟開始的。明此，我們若要文化大師，便必須有真正的經濟自由，若要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便必然沒有文化大師。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從呢？據此可見，21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仍將無文化大師。因爲，產生文化大師的真正的經濟自由，還遠未到來。

注：1、《魯迅回憶錄》分爲「專著」與「散篇」兩輯，每輯上中下三冊，爲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載新世紀(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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