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何是百萬富翁
 
朱健國
 
2000-9-21
 
【人民報訊】許多人都解不開一個難題:為何中國的文化大師都出在20世紀上半葉?那時候戰火不斷,那時候民不聊生,那時候科技遠不如今天,為什麼反而有魯迅那樣的文化巨人?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文匯報》一則小消息,忽然把答案送給了我們──2000年月1月4日的《文匯報》說:「魯迅前期(北京時期)是以公務員職業為主,14年的收入相當於今164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9千多元;中間(廈門廣州時期)1年專任大學教授,年收入相當於今17萬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1萬4千多元;後期(上海時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當於今210萬元,平均月收入相當於今5萬元以上。」這也就是說,魯迅從32歲到56歲逝世的24年中,總收入相當今日人民幣374萬元,9年自由撰稿人時收入210萬元,比當公務員的14年還多46萬元;月收入比當公務員時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務員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與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來有不少傳媒在為幾個大學名教授年薪可拿10萬人民幣而興高采烈,可看看魯迅當年是如此百萬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個體老板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無力那樣歡欣鼓舞了。今日中國最頂級的文化大師,其收入也不可和魯迅相比,而魯迅這一收入,在當時並非絕無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勝過這數字的收入。

一個社會能讓體制外思想者有比較富裕的收入,過上小康生活,這個社會一定會走向進步。這是魯迅也是「百萬富翁」的深刻啟示。因為,魯迅並非一個老實聽話的順民文人,他「沒有絲毫奴顏與媚骨」,始終與當局執政者不合作,始終是一個體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體制外行動者」。日本學人增田涉在《魯迅傳》中說魯迅曾自述:「在對清朝的革命運動興盛時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頗有往來」(《魯迅回憶錄》[專著]P1395),後來,魯迅在教育部當僉事,卻支持與政府對抗的北師大學潮,擔任政府「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卻到處宣講「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公開反對執政黨國民黨清黨,儘管此時夫人許廣平還是國民黨員。以致於先後被免去僉事,丟掉北大等大學講師、教授和「大學院」特約撰述員公職,最後竟成為「墮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通輯。但是,就在執政者當局如此嚴酷的政治打擊下,魯迅居然能夠過上中產階級生活──月收入5萬元!魯迅最後的9年雖然是完全沒有穩定工資的自由撰稿人,雖然有政治風險,但經濟上卻收入頗豐,小康有保障──不僅自己可以天天好煙好酒好茶好點心,每餐有「五六個碗碟」,自稱「我也過著這樣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請客,常常資助文學青年,可以實踐他「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生存為了進化」的軔性戰斗精神。

官方意志,這是20世紀上半葉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紀後半葉所不可企望的文化發展環境。反右、文革,通行的慣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資馬上降級或停發,基本上是沒有官方認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沒有了糊口的基本生存經濟來礎?梢隕柘耄偃袈逞岡詰憊裨筆保?府不許可他業餘到北大、北師大等八校兼職當講師,他就不可能寫出《中國小說史略》等學術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發表反官方思想的雜感與小說;如果後來在撤掉他僉事,禁止他當教授、特約撰述員後,同時也禁止各報刊出版公司發表魯迅的文章、著作,那麼魯迅也就沒有生活來源,也就不可能寫下那麼多「不合作」的投槍匕首雜文。

雖然後期魯迅由於常遭新聞檢查,不得不用了80多個筆名,但只要換名,同樣的匕首投槍文章照樣可登,這樣的文化寬鬆,也依然是20世紀後半葉所不敢奢望的,時代的進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嚴格管制水平。到這時已可明瞭,魯迅的出現,其實是一種經濟自由制度的產物。政治上再嚴,只要經濟上還有活路,文化大師便仍可出現。否則,魯迅後期的雜文無論如何不可能發表,魯迅無論如何不可能賣文為生,更不可能成為可以資助青年的「百萬富翁」。自然,這裏的經濟自由,必得包括傳媒的自由發展;讓傳媒成為經濟實體,成為文化產業機構,可能是產生文化大師至關重要的根本條件。

現代知識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現代傳媒。魯迅早已明斷「文藝和政治的岐途」:「政治想維系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魯迅全集》七卷P114)這是鐵的規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擠文化人知識分子的,為何有的時代有的國家有的社會卻依然有文化大師產生,有的卻又沒有呢?魯迅也是「百萬富翁」的事實告訴我們:只要還有一點經濟自由、市場經濟,那麼知識分子就還有一點活路──被政治家擠到市場經濟裡的體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裏等待「到了後來,社會終於變動了,文藝家先時講的話,漸漸大家都記起來了,大家都有贊成他,恭維他是先知先覺。」(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國徹底成為「無聲的中國」,沒有一個體制外思想者能公開存在,關鍵就是當時的「紅太陽」用「公私合營」、「人民公社」使中國第一次沒有一丁點經濟自由。偽現代化是從扼殺市場經濟開始的。明此,我們若要文化大師,便必須有真正的經濟自由,若要高度統一的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便必然沒有文化大師。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從呢?據此可見,21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仍將無文化大師。因為,產生文化大師的真正的經濟自由,還遠未到來。

註:1、《魯迅回憶錄》分為「專著」與「散篇」兩輯,每輯上中下三冊,為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載新世紀(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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