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是百万富翁
 
朱健国
 
2000-9-21
 
【人民报讯】许多人都解不开一个难题:为何中国的文化大师都出在20世纪上半叶?那时候战火不断,那时候民不聊生,那时候科技远不如今天,为什么反而有鲁迅那样的文化巨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文汇报》一则小消息,忽然把答案送给了我们──2000年月1月4日的《文汇报》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9千多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万5千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1万4千多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的身分,9年收入相当于今210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5万元以上。”这也就是说,鲁迅从32岁到56岁逝世的24年中,总收入相当今日人民币374万元,9年自由撰稿人时收入210万元,比当公务员的14年还多46万元;月收入比当公务员时多4倍多,和今天的公务员相比,其月收入高出4-5倍,与今天的自由撰稿人相比,其月收入至少多出5-9倍。

近来有不少传媒在为几个大学名教授年薪可拿10万人民币而兴高采烈,可看看鲁迅当年是如此百万富翁,其月收入比今日个体老板也不差,人就似乎一下子无力那样欢欣鼓舞了。今日中国最顶级的文化大师,其收入也不可和鲁迅相比,而鲁迅这一收入,在当时并非绝无仅有,一般的文化名人都有差不多甚至胜过这数字的收入。

一个社会能让体制外思想者有比较富裕的收入,过上小康生活,这个社会一定会走向进步。这是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深刻启示。因为,鲁迅并非一个老实听话的顺民文人,他“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始终与当局执政者不合作,始终是一个体制外思想者,甚至也涉嫌“体制外行动者”。日本学人增田涉在《鲁迅传》中说鲁迅曾自述:“在对清朝的革命运动兴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土匪颇有往来”(《鲁迅回忆录》[专著]P1395),后来,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却支持与政府对抗的北师大学潮,担任政府“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却到处宣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公开反对执政党国民党清党,尽管此时夫人许广平还是国民党员。以致于先后被免去佥事,丢掉北大等大学讲师、教授和“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公职,最后竟成为“堕落文人”──自由撰稿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辑。但是,就在执政者当局如此严酷的政治打击下,鲁迅居然能够过上中产阶级生活──月收入5万元!鲁迅最后的9年虽然是完全没有稳定工资的自由撰稿人,虽然有政治风险,但经济上却收入颇丰,小康有保障──不仅自己可以天天好烟好酒好茶好点心,每餐有“五六个碗碟”,自称“我也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同上P1389),可以常常请客,常常资助文学青年,可以实践他“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生存为了进化”的轫性战斗精神。

官方意志,这是20世纪上半叶文化人的自由生存特色,也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可企望的文化发展环境。反右、文革,通行的惯例都是,政治上一打倒,工资马上降级或停发,基本上是没有官方认可的政治地位,也便没有了糊口的基本生存经济来础?梢陨柘耄偃袈逞冈诘惫裨笔保?府不许可他业余到北大、北师大等八校兼职当讲师,他就不可能写出《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文章,他也更不可能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官方思想的杂感与小说;如果后来在撤掉他佥事,禁止他当教授、特约撰述员后,同时也禁止各报刊出版公司发表鲁迅的文章、著作,那么鲁迅也就没有生活来源,也就不可能写下那么多“不合作”的投枪匕首杂文。

虽然后期鲁迅由于常遭新闻检查,不得不用了80多个笔名,但只要换名,同样的匕首投枪文章照样可登,这样的文化宽松,也依然是20世纪后半叶所不敢奢望的,时代的进步已到了“看文不看人”的严格管制水平。到这时已可明了,鲁迅的出现,其实是一种经济自由制度的产物。政治上再严,只要经济上还有活路,文化大师便仍可出现。否则,鲁迅后期的杂文无论如何不可能发表,鲁迅无论如何不可能卖文为生,更不可能成为可以资助青年的“百万富翁”。自然,这里的经济自由,必得包括传媒的自由发展;让传媒成为经济实体,成为文化产业机构,可能是产生文化大师至关重要的根本条件。

现代知识分子的立身之地就是现代传媒。鲁迅早已明断“文艺和政治的岐途”:“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鲁迅全集》七卷P114)这是铁的规律,古今中外,政治家都是要挤文化人知识分子的,为何有的时代有的国家有的社会却依然有文化大师产生,有的却又没有呢?鲁迅也是“百万富翁”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还有一点经济自由、市场经济,那么知识分子就还有一点活路──被政治家挤到市场经济里的体制外思想者,可以在那里等待“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有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同上P117)反右、文革只所以可使中国彻底成为“无声的中国”,没有一个体制外思想者能公开存在,关键就是当时的“红太阳”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使中国第一次没有一丁点经济自由。伪现代化是从扼杀市场经济开始的。明此,我们若要文化大师,便必须有真正的经济自由,若要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便必然没有文化大师。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从呢?据此可见,21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仍将无文化大师。因为,产生文化大师的真正的经济自由,还远未到来。

注:1、《鲁迅回忆录》分为“专著”与“散篇”两辑,每辑上中下三册,为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载新世纪(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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