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方面可以表達這個時期中國的敏感性和不穩定性。這塊巨石非常懸乎非常脆弱地擱在山崖上，只要碰一碰，或者說，風吹大一點，它就可能開始滾動，它受不了來自任何方向的擾動，因爲它的下面沒有支點。

　　另一方面，這個比喻可以表達當前中國的危險性。沒有人知道是來自哪個方向的力量最後推動了它，也不知道它是否會滾向萬丈懸崖，摔得粉身碎骨；或者滾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把過去滾過的路再滾一遍，這路上有文革那樣的地雷，毛澤東那樣的惡魔，有大饑荒的餓殍和知識分子的墳墓。

　　當然，這個比喻還可以展示中國的希望——這塊巨石也可能滾向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國面臨如下幾種可能性：

一、原地不動：「戰爭狀態」

Ａ、腐朽、殘酷與墮落

　　要指出目前中國社會的性質並不困難，拋開那些意識形態廢話，我們都會同意，當前的中國是權力社會和金錢社會雜交出來的怪胎。這個怪胎是「老夫少妻」結合的產物，「老夫」是權力，「少妻」是金錢。所以，中國既是晚期的權力社會，又是早期的金錢社會。

　　晚期的權力社會是腐朽的，早期的金錢社會是殘酷的。因此，今天的中國社會既腐朽又殘酷，但二者的血腥味是一樣的，瘋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晚期的權力社會就是末代王朝，但的末代王朝的腐朽更有甚於以往的任何末代王朝。以前的王朝把天下當着它的家產，還有愛惜之意，以人民爲子女；王朝把天下當作整個「盜竊集團」的公共贓物，可能時永久瓜分，不可能時加速瓜分，妨礙他們瓜分的人民都是死敵。

　　早期金錢社會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早期資本的每個毛孔裏都滴着勞動者的血汗」，這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並沒有說錯。不僅如此，早期資本的「第一桶黃金」，很可能是出賣母親獲得的。而中國社會的金錢化的殘酷和墮落，又是西方國家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比不了的。西方社會是宗教社會，大多數信徒沒有生活在地面上，而是飄浮在空中，金錢關係的發展使之世俗化，使之墮落，這種墮落在文學大師巴爾扎克和狄根斯的筆下得到部分體現。但他們也只是從天上墮落到地面。而中國人本來就不怎麼真信宗教，經過的掃蕩，更是什麼都不信，所以他們本來就在地上。從這個基礎上墮落，自然是地獄裏見了。可惜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只會嚷嚷，比如梁曉聲，只會把辮子留得長長的；又比如「後現代」者，不怎麼會寫小說，如果會寫，可能會寫出比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還要精彩的作品。

　　恰好，中國又是從公有制社會開始金錢化的，有權人控制着主要社會資源，所以「金錢少女」哭着喊着要嫁給「權力老夫」，以便獲得社會資源和優先權；權力老夫也正好要抱抱金錢少女，以便把無形的權力兌換成有形的金錢。所以，現在中國的大資本家，如果有的話，基本上是權力資本家；大官僚，自然是或將要是資本化官僚。權力資本家不一定要自由，而是要專制，因爲專制權力已經成爲他投資的產業，這產業將爲他帶來源源不斷的利潤；資本化官僚不一定愛專制，反而可能愛自由，至少他們的子女是這樣，紛紛跑到美國來買房置地，讀書抱娃。

　　最可憐的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金錢的老百姓。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實現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人們至少有結社自由，弱勢羣體通過結社爭取自己的權利。所謂「無產階級」，是自由得一無所有，今天中國的下崗工人是「不自由得一無所有」。社會對他們的剝奪是多重的，既剝奪財產，也剝奪自由。他們是「三無牌人羣」：無產階級、無權階級兼無業階級。

　　不要小看他們，他們是火藥，就看誰去點燃他們了。待著原地不動，就是呆在火藥桶裏；也是呆在墮落與腐朽的糞坑裏，長期看，能存活下來的只有蛆蟲。

Ｂ、「一瓶散沙」：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如果從社會結構上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可以用盧躍剛先生告訴我的一個比喻：「一瓶散沙」。王力雄先生擁有這個比喻的首創權。

　　中國過去被稱爲一盤散沙，經過毛澤東政權的改造，中國變成了一個「鋼筋混凝土」社會：中國是「鋼筋」，因爲他們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人民是「沙子」，被極權制度的「水泥」澆鑄成毛澤東所需要的各種形狀的鋼筋混凝土預製件。改革開放以後，員的鋼筋在一根根折斷，極權制度也在瓦解，人民重新慢慢還原成原來的沙子狀態，所不同的是，不是裝在盤子裏，而是裝在一黨專制制度的瓶子裏，這個瓶子一旦被打破，社會就散掉了。

　　這種沙子狀態，就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過的每一個人都以他人爲敵的「自然狀態」，他把這種狀態稱爲「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也稱爲無政府狀態。中國是有政府的，不過，這個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等於沒有政府。因爲政府官員日甚一日地放棄裁判功能，而參與對經濟利益的爭奪。他們既在場上踢球，又有權鳴哨判別人犯規。這樣的政府在某些情況下比沒有還要糟糕，因爲它不公正，還堵住了所有的公正之路。

　　在這樣的戰爭狀態下，人們的利益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衝突狀態，而難以協調。只有在有一個公正政府的條件下，在利益相近的人們組成共同利益集團的情況下，社會利益衝突才有可能通過協商來解決。因爲利益集團大大降低協商費用，公正政府大大提高違規者的成本。

　　如果維持現狀，就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社會越來越趨於崩潰瓦解。

Ｃ、自由—權威曲線下沉與混合政治危機

　　如果要現在的當局對目前中國的社會狀況承擔全部責任，那是不公正的。新舊兩份政治遺產決定了今天中國的現狀。

　　舊遺產是從秦始皇開始的中央集權制度，這種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開始現代化，很容易發生「自由—權威曲線」下沉，也就是權威資源大量流失，而自由卻增加不快，造成自由和權威都缺乏。這樣的社會，往往是混亂、衰退和腐敗並存，因爲權威不足混亂，因爲自由不足衰退，因爲有權人的自由增加而約束減少而腐敗。我稱此現象爲政治上的「停滯膨脹」，社會停滯，腐敗的權力膨脹。現在中國的新左派看到了腐敗和權威不足的一面，認爲是自由過多造成的；自由主義者看到了自由不足的一面，認爲是權威過大造成的。

　　新遺產是毛澤東留下來的，那就是僭主全權政體。在神權本位的皇朝條件下改革，比如日本和英國，在天皇和英王的權威下改革，權威再喪失，國家的統一性和象徵總是存在。毛澤東的政權本來就是紙幣政權，沒有權威本位，只有韋伯所說的「奇里斯瑪」權威，也就是人格魅力權威。這個權威隨着他老人被製成標本而喪失了。現領導作出種種努力，想重建「奇里斯瑪」權威，效果可想而知。我認爲這是捨本逐末，不如和人民重新訂立契約。

　　由於新舊兩種不良政治遺產，使中國政治危機重重。第一個危機最大，我稱之爲「權威本位危機」，也可以稱爲「合法性危機」，這是指現在的統治仍然是僭主政治，沒有權威本位，過去還有共產主義的名義，這個名義可以假冒神權、民權和父權，現在連這個假冒的名義都沒有了。

　　第二個危機是」權力配置危機」，也可以稱爲」政體危機」。這個危機是指政治權利在縱向和橫向方面配置不當，在縱向上，過於中央集權；在橫向上，過於政黨集權。這使得社會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而且權利容易腐化變質，一旦變質，全社會都跟着腐爛。

　　第三個危機是「統治能力危機」，也可以稱爲「政權危機」。這主要是由僭主政體必然產生的「第二把手更換率」和反淘汰機制帶來的。最高領導人如果不通過政變上臺，就會荼蘼化，一代不如一代；第二把手以下的領導人也必須逐級無能化，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表現。能力不足，當然既看不見也解決不了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維持現狀，就等於說維持危機，等待危機轉變爲災難。

二、向左滾：社會革命與國家分裂

　　假如離開現狀，這塊巨石會向哪裏滾呢？如果向左滾，那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雖然經過六四慘案，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呼籲告別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劉再復、李澤厚和郭羅基諸先生。但是，革命不是你想告別就告別的了的，關鍵是要看當局願不願告別頑固。

　　一個社會是否會爆發革命，主要看該社會的邊緣份子狀況。邊緣份子越多、越固定、越不能向社會中心流動，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余英時先生對毛澤東的人格心理、活動時代的社會基礎與天下治亂的關係有出色研究，他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後毛澤東『革命』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村的邊緣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農人。」但整個中國的革命力量除了農村邊緣人集團外，還有另外一個集團，余英時先生稱之爲「城市邊緣人集團」，主要包括邊緣的知識分子和工人。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收復城市邊緣人集團（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第５２－５４頁）。

　　其實，不只是，任何一場社會內部革命的領導人和參與者都是那個社會的邊緣人。上層邊緣人思想容易激進，下層邊緣人行動往往過激，這是被社會排斥所引起的自然反應。中國現在最大的邊緣人羣之一是離退休職工，讓大陸官方傷透腦筋的信徒，就是這個邊緣人羣的組織。這個組織號稱數千萬人，雖然沒有那麼多，數百萬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本來就邊緣了，這一次被猛打猛壓，就更邊緣化了，他們未來將作怎樣的偏激反應，還不得而知。

　　另一路邊緣大軍是在城市居留的農民工，在歷史上他們被稱爲流民，名聲不太好。他們是歷代起義軍和造反者的主要徵募對象，現在也是城市罪犯的主要後備軍。他們的心態最不平衡，鄉村回不去了，城市又融不進，好生活看得見，似乎摸不着，又沒有什麼約束他們，沒有宗教，也沒有組織。他們是一羣沒有繮繩控制的野馬，一旦奔騰起來，其勢不可擋。

　　邊緣大軍的新生力量自然是人到中年、從倒閉國有或集體企業裏下崗的職工，其總數據說已達八千多萬。不受保護、被優惠政策遺棄的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延緩了他們的再就業過程。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最重，被剝奪感最強。他們以前被捧爲虛幻的主人翁，至少是工人老大哥，是領導階級，現在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