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山崖上的巨石
 
當前中國
 
2000年9月12日發表
 
【人民報訊】用「山崖上的巨石」來形容當前中國社會的狀況和處境,我以爲是再恰當不過了。

  這一方面可以表達這個時期中國的敏感性和不穩定性。這塊巨石非常懸乎非常脆弱地擱在山崖上,只要碰一碰,或者說,風吹大一點,它就可能開始滾動,它受不了來自任何方向的擾動,因爲它的下面沒有支點。

  另一方面,這個比喻可以表達當前中國的危險性。沒有人知道是來自哪個方向的力量最後推動了它,也不知道它是否會滾向萬丈懸崖,摔得粉身碎骨;或者滾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把過去滾過的路再滾一遍,這路上有文革那樣的地雷,毛澤東那樣的惡魔,有大饑荒的餓殍和知識分子的墳墓。

  當然,這個比喻還可以展示中國的希望——這塊巨石也可能滾向世界文明的主流。

  中國面臨如下幾種可能性:

一、原地不動:「戰爭狀態」

A、腐朽、殘酷與墮落

  要指出目前中國社會的性質並不困難,拋開那些意識形態廢話,我們都會同意,當前的中國是權力社會和金錢社會雜交出來的怪胎。這個怪胎是「老夫少妻」結合的產物,「老夫」是權力,「少妻」是金錢。所以,中國既是晚期的權力社會,又是早期的金錢社會。

  晚期的權力社會是腐朽的,早期的金錢社會是殘酷的。因此,今天的中國社會既腐朽又殘酷,但二者的血腥味是一樣的,瘋狂的程度也不相上下。晚期的權力社會就是末代王朝,但的末代王朝的腐朽更有甚於以往的任何末代王朝。以前的王朝把天下當着它的家產,還有愛惜之意,以人民爲子女;王朝把天下當作整個「盜竊集團」的公共贓物,可能時永久瓜分,不可能時加速瓜分,妨礙他們瓜分的人民都是死敵。

  早期金錢社會就是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早期資本的每個毛孔裏都滴着勞動者的血汗」,這句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並沒有說錯。不僅如此,早期資本的「第一桶黃金」,很可能是出賣母親獲得的。而中國社會的金錢化的殘酷和墮落,又是西方國家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比不了的。西方社會是宗教社會,大多數信徒沒有生活在地面上,而是飄浮在空中,金錢關係的發展使之世俗化,使之墮落,這種墮落在文學大師巴爾扎克和狄根斯的筆下得到部分體現。但他們也只是從天上墮落到地面。而中國人本來就不怎麼真信宗教,經過的掃蕩,更是什麼都不信,所以他們本來就在地上。從這個基礎上墮落,自然是地獄裏見了。可惜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只會嚷嚷,比如梁曉聲,只會把辮子留得長長的;又比如「後現代」者,不怎麼會寫小說,如果會寫,可能會寫出比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還要精彩的作品。

  恰好,中國又是從公有制社會開始金錢化的,有權人控制着主要社會資源,所以「金錢少女」哭着喊着要嫁給「權力老夫」,以便獲得社會資源和優先權;權力老夫也正好要抱抱金錢少女,以便把無形的權力兌換成有形的金錢。所以,現在中國的大資本家,如果有的話,基本上是權力資本家;大官僚,自然是或將要是資本化官僚。權力資本家不一定要自由,而是要專制,因爲專制權力已經成爲他投資的產業,這產業將爲他帶來源源不斷的利潤;資本化官僚不一定愛專制,反而可能愛自由,至少他們的子女是這樣,紛紛跑到美國來買房置地,讀書抱娃。

  最可憐的是既沒有權力也沒有金錢的老百姓。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基本上實現了政治平等和政治自由,人們至少有結社自由,弱勢羣體通過結社爭取自己的權利。所謂「無產階級」,是自由得一無所有,今天中國的下崗工人是「不自由得一無所有」。社會對他們的剝奪是多重的,既剝奪財產,也剝奪自由。他們是「三無牌人羣」:無產階級、無權階級兼無業階級。

  不要小看他們,他們是火藥,就看誰去點燃他們了。待著原地不動,就是呆在火藥桶裏;也是呆在墮落與腐朽的糞坑裏,長期看,能存活下來的只有蛆蟲。

B、「一瓶散沙」: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

  如果從社會結構上看今天的中國社會,可以用盧躍剛先生告訴我的一個比喻:「一瓶散沙」。王力雄先生擁有這個比喻的首創權。

  中國過去被稱爲一盤散沙,經過毛澤東政權的改造,中國變成了一個「鋼筋混凝土」社會:中國是「鋼筋」,因爲他們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人民是「沙子」,被極權制度的「水泥」澆鑄成毛澤東所需要的各種形狀的鋼筋混凝土預製件。改革開放以後,員的鋼筋在一根根折斷,極權制度也在瓦解,人民重新慢慢還原成原來的沙子狀態,所不同的是,不是裝在盤子裏,而是裝在一黨專制制度的瓶子裏,這個瓶子一旦被打破,社會就散掉了。

  這種沙子狀態,就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過的每一個人都以他人爲敵的「自然狀態」,他把這種狀態稱爲「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也稱爲無政府狀態。中國是有政府的,不過,這個政府只是形式上的,實際上等於沒有政府。因爲政府官員日甚一日地放棄裁判功能,而參與對經濟利益的爭奪。他們既在場上踢球,又有權鳴哨判別人犯規。這樣的政府在某些情況下比沒有還要糟糕,因爲它不公正,還堵住了所有的公正之路。

  在這樣的戰爭狀態下,人們的利益在大多數情況下處於衝突狀態,而難以協調。只有在有一個公正政府的條件下,在利益相近的人們組成共同利益集團的情況下,社會利益衝突才有可能通過協商來解決。因爲利益集團大大降低協商費用,公正政府大大提高違規者的成本。

  如果維持現狀,就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社會越來越趨於崩潰瓦解。

C、自由—權威曲線下沉與混合政治危機

  如果要現在的當局對目前中國的社會狀況承擔全部責任,那是不公正的。新舊兩份政治遺產決定了今天中國的現狀。

  舊遺產是從秦始皇開始的中央集權制度,這種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開始現代化,很容易發生「自由—權威曲線」下沉,也就是權威資源大量流失,而自由卻增加不快,造成自由和權威都缺乏。這樣的社會,往往是混亂、衰退和腐敗並存,因爲權威不足混亂,因爲自由不足衰退,因爲有權人的自由增加而約束減少而腐敗。我稱此現象爲政治上的「停滯膨脹」,社會停滯,腐敗的權力膨脹。現在中國的新左派看到了腐敗和權威不足的一面,認爲是自由過多造成的;自由主義者看到了自由不足的一面,認爲是權威過大造成的。

  新遺產是毛澤東留下來的,那就是僭主全權政體。在神權本位的皇朝條件下改革,比如日本和英國,在天皇和英王的權威下改革,權威再喪失,國家的統一性和象徵總是存在。毛澤東的政權本來就是紙幣政權,沒有權威本位,只有韋伯所說的「奇里斯瑪」權威,也就是人格魅力權威。這個權威隨着他老人被製成標本而喪失了。現領導作出種種努力,想重建「奇里斯瑪」權威,效果可想而知。我認爲這是捨本逐末,不如和人民重新訂立契約。

  由於新舊兩種不良政治遺產,使中國政治危機重重。第一個危機最大,我稱之爲「權威本位危機」,也可以稱爲「合法性危機」,這是指現在的統治仍然是僭主政治,沒有權威本位,過去還有共產主義的名義,這個名義可以假冒神權、民權和父權,現在連這個假冒的名義都沒有了。

  第二個危機是」權力配置危機」,也可以稱爲」政體危機」。這個危機是指政治權利在縱向和橫向方面配置不當,在縱向上,過於中央集權;在橫向上,過於政黨集權。這使得社會沒有自由發展的空間,而且權利容易腐化變質,一旦變質,全社會都跟着腐爛。

  第三個危機是「統治能力危機」,也可以稱爲「政權危機」。這主要是由僭主政體必然產生的「第二把手更換率」和反淘汰機制帶來的。最高領導人如果不通過政變上臺,就會荼蘼化,一代不如一代;第二把手以下的領導人也必須逐級無能化,即使有才能也不能表現。能力不足,當然既看不見也解決不了重大社會問題。

  如果維持現狀,就等於說維持危機,等待危機轉變爲災難。

二、向左滾:社會革命與國家分裂

  假如離開現狀,這塊巨石會向哪裏滾呢?如果向左滾,那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雖然經過六四慘案,許多中國知識份子呼籲告別革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劉再復、李澤厚和郭羅基諸先生。但是,革命不是你想告別就告別的了的,關鍵是要看當局願不願告別頑固。

  一個社會是否會爆發革命,主要看該社會的邊緣份子狀況。邊緣份子越多、越固定、越不能向社會中心流動,發生社會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余英時先生對毛澤東的人格心理、活動時代的社會基礎與天下治亂的關係有出色研究,他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後毛澤東『革命』的社會基礎主要是農村的邊緣人,而不是普通的工人和農人。」但整個中國的革命力量除了農村邊緣人集團外,還有另外一個集團,余英時先生稱之爲「城市邊緣人集團」,主要包括邊緣的知識分子和工人。毛澤東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收復城市邊緣人集團(余英時:《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第52-54頁)。

  其實,不只是,任何一場社會內部革命的領導人和參與者都是那個社會的邊緣人。上層邊緣人思想容易激進,下層邊緣人行動往往過激,這是被社會排斥所引起的自然反應。中國現在最大的邊緣人羣之一是離退休職工,讓大陸官方傷透腦筋的信徒,就是這個邊緣人羣的組織。這個組織號稱數千萬人,雖然沒有那麼多,數百萬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本來就邊緣了,這一次被猛打猛壓,就更邊緣化了,他們未來將作怎樣的偏激反應,還不得而知。

  另一路邊緣大軍是在城市居留的農民工,在歷史上他們被稱爲流民,名聲不太好。他們是歷代起義軍和造反者的主要徵募對象,現在也是城市罪犯的主要後備軍。他們的心態最不平衡,鄉村回不去了,城市又融不進,好生活看得見,似乎摸不着,又沒有什麼約束他們,沒有宗教,也沒有組織。他們是一羣沒有繮繩控制的野馬,一旦奔騰起來,其勢不可擋。

  邊緣大軍的新生力量自然是人到中年、從倒閉國有或集體企業裏下崗的職工,其總數據說已達八千多萬。不受保護、被優惠政策遺棄的私營經濟發展緩慢,延緩了他們的再就業過程。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負擔最重,被剝奪感最強。他們以前被捧爲虛幻的主人翁,至少是工人老大哥,是領導階級,現在是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