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说，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公共资金需求又大量增加之时，无力征税几乎要使政府瘫痪。到目前为止，所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都归于失败。

全球市场预测和风险管理机构“新兴市场战略”主管甘博（William Gamble）为《外交事务》撰写的文章说，整个九十年代，中国不断发起打击偷税漏税运动，但基本上都没有效果。政府收入在国内总产值的比例中从1978年的百分之三十二下降到1998年的百分之十二，这个比例低于世界上几乎所有自由经济国家。同时，个人收入从国内总产值中的比例从百分之四十九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一。

中国局势分析家告诉多维社记者，前南斯拉夫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财政资源太少，国库空虚，各加盟共和国尾大不调。而中国政府的税收占国内总产值的比例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低于南斯拉夫解体前夕的水平。

《外交事务》的文章说，中国缺乏资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国有企业亏损。这些没有竞争力的流血企业必须由国有银行贷款支撑，而国有银行本身也资不抵债，需要资本重组。那些国有企业是中国城市最大的雇主，它们解雇的工人生活费用又要政府负担。同时，北京又大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还要增加巨额军费开支，以补偿那些不再经商的军队。

在开支大量增加的同时，中国政府的收入却在下降。北京试图改革税制，缓和这种危险的趋势。最近的努力包括枪决偷税漏税者，更新税务部门的电脑系统，加强银行业务监督，堵塞漏洞。这些措施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增加税收，但由于中央计划经济遗留的低效率，它们几乎无法扭转政府收入在国内总产值中比例下降的趋势。

文章说，税收问题还在于中国政府的结构。在中国共产党掌权初期，经济、政治和法律所有权力都集中到政府手中，这种作法在最初似乎很有效率。但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被转交给地方官员和大型企业经理。那些大型企业经理同时承担了地主、市长、救火队长、甚至学校校长的责任。

正是这些地方经理和政府官员现在为了个人利益、企业利益、行业利益或者当地利益而互相串通，抵制北京。其结果，中央政府的税收比例越来越低，被迫过份依靠少数盈利企业或行业的收入，那些盈利企业或行业主要是国家垄断性质的，比如通讯。

经过这些年的变动，中国税收制度充满各种圈套和漏洞，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和地方保护漏税企业，但对中央征税没有起到作用。一方面，权力下放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和改革；另一方面，随著地方政府得到实际上的控制权，它们严重削弱了北京的宏观经济稳定和调控能力。

此外，腐败造成税收异常困难。中国低效率的中央计划物资分配制度需要国有企业经理同地方官员合作解决过剩和不足。这就造成依靠非正式合同、易货交易、互利关系和黑市等大规模交易网络的形成，这种交易网络养肥了参加交易的个人，但国库几乎得不到好处。尽管这种交易弊病丛生，但它对于纠正现有国有经济的缺点、维持国有企业产值发挥关键作用。

本来应当帮助政府堵塞税务漏洞的税务官员也接受贿赂帮助个人和企业偷税漏税。但地方没有独立的机构监督他们的工作或制止税务官员的腐败行为。相反，地方政府反而很高兴当地企业能够减少各种开支，包括国税。更严重的是，如果个人和地方企业按照法规纳税，但不去贿赂税务官员，反而会受到无故指责和罚款。(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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