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倒台了,南斯拉夫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民主,又攻占了一块独裁者的土地。

我十几年前就结识过南斯拉夫的民运斗士。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并会见其他民运朋友。当时,《中国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冉亮女士,请我到她家做客。没想到,她的丈夫是一位南斯拉夫人,而且是一位思路清晰的革命者。我们相谈甚欢。我记忆最清楚的,是这位南斯拉夫人士对未来南国政局的准确预测。他预言,而且毫不留有余地地预言,南斯拉夫在铁托去世后会发生解体、爆发内战,共产主义当然也会随风而去。我问他为何如此自信,他说,这是南国内部矛盾的累积使然,任何人也改变不了。他还嘲讽那些美国所谓的南斯拉夫问题专家,说他们对南国问题认识非常肤浅,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制定对南政策。

现在,这位南国民运人士的预言已经获得验证。他是一名知识分子,我当年在他身上,却没有闻到那股酸儒的书生气味,反而感触到一种革命家的激情与果断。今天,我们从电视上观看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的革命,是否也领悟到了其中的那种激情与果断?反观我们中国的八九民运,群众动员的规模远比南国的革命大得多,但我们为什么没有成功呢?这就要对比一下:人家有什么,我们没有什么;人家是怎样做的,我们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应当从南国的革命中学些什么。一,攻占国会-----夺取政权的意识

我分分秒秒都在关注南斯拉夫的革命。这几天夜里,我常常爬起好几次,打开电脑,从中英文各种管道捕捉信息。因为我知道-----就象我多次讲过的,独裁政权一旦出现危及,其垮台的时间不是以月记,甚至不是以天记,而是以小时记算,其崩溃是异常迅速的。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镜头,为的是从中领悟要绝,给未来的中国民主革命提供参考。

南国革命的转捩点,是群众攻占国会大厦。占领后,立即宣布夺权成功,反对派领袖及时宣布接管权力。也就是说,南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和群众,有十分明确的政权意识,目标就是要夺取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动员群众,就确定了这个目标,而且从不动摇。我们看到,南斯拉夫的民主派占领国会、宣布夺权成功后,局势一泻千里,首都武装警察纷纷倒戈。俄国政府也不得不迅速宣布承认新的政权。

中国话说“心想事成”。你心里想到“夺权”,想要“夺权”,才能“夺权”成功。心里没有“夺权”的想法,没有政权意识,夺权的机会来了,你都不知道抓住机会。甚至,把权力放到你的手里,你都不知道权力是什么,你都不会抓住它。

“夺权”?犬儒式的书生论证者,一听夺权,就吓得浑身发抖。一听要推翻一个即有的政权,就指责这是“胡闹”,这是“过激”,这是“以暴易暴”,这是“野心”等等。一句话,“推翻政权”要不得;“夺权”更是要不得。他们甚至站在民主革命者的前面,举着牌子,挡住革命者的去路,牌子上写着:“告别革命!”

如果南斯拉夫的革命者们听从这班中国腐儒的话,国会不去占领,权力不去夺取,米洛舍维奇今天依然会稳稳地坐在权力的宝座上,而且,这个独裁者还会津津有味地做下去。“书生论政而悟国”,有道理乎?二,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

反观我们八九民运,毫无政权意识。主流运动压根儿就没想到“革命”,更没有去想“夺权”。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闯关回国,目的就是想在运动中宣传革命的理念。不幸的是,我被拦截在日本东京,日航屈服于中共压力,拒绝载我飞往北京。在解放军三大总部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要求政治改革时,我看革命的时机已到,就拼命联络在天安门广场的民运朋友们,让其带话给学运领袖们,应当迅速占领电台、电视台和人民大会堂。但连我的朋友都说,这样太激进,学生肯定不会听的,学生们恪守“和平、理性、非暴力”,他们不会放弃这个原则。我说,那就去找刘晓波等知识分子,刘晓波回国前,我们在纽约密谈过。但我的民运朋友告诉我,北京知识界的主流也不会接受我的建议,让我暂时不要着急。我怎么不着急?一位美国朋友当时讲,按照政治常识,当时的北京政权已经瘫痪,问题是需要一个替代政权,可惜这个替代政权改出现的时侯没有出现。这样,就给了中共业已瘫痪的政权死灰复然的机会。

问题就在这里,八九民运时,在六四开枪镇压之前,北京市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大都罢工、瘫痪了,民警也不愿再为共产党效劳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人民日报社、解放军三大总部、高级党校的干部群众,通通上街游行,要求变革。警察都不听话了,这是邓小平调兵勤王的重要原因。可是,旧政权瘫痪了,老百姓拥护什么政权呢?党政干部拥护什么政权呢?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