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市半导体厂改制前共有职工1000多人，资产1.4亿多元，负债1.7亿多元，工厂主要生产电子发光产品。去年初与私营企业恒和集团合作搞股份制，占股19.4％。由于改制过程存在缺乏透明度的问题，职工们认为改制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去年４月，以常玉林为代表的职工开始上访,但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当记者采访常玉林时，他拿出厚厚的两本日记，上面记录着整个上访过程。下面就是他日记上的部分内容。
　　　　　　　　　　　
“国有资产咋白白送人了？”　　

1998年２月３日。没有开职代会，工厂就与私营企业恒和集团搞股份制，恒和股份竟占到80.6％，还要扒房子搞房地产。　　

我找到党委书记刘占英，他说，具体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有意见也得执行。后来他跟我说了股份的构成：经评估后工厂资产为5410万元。由于工厂欠银行上亿元贷款，就由恒和背贷3410万元，然后恒和又投入2000万元，加在一起，正好是5410万元，恒和用这些钱把资产买了下来。工厂又用2000万元中的1300万元与恒和参股，组成股份制公司。
　　
1998年４月５日。大家都传，到工商局注册后恒和的2000万元马上抽逃了。国有资产咋白白送人了，这不是搞“零”收购吗？我和厂里几个退休的职工去找银行。一位姓王的主任说，2000万元进入半导体厂账号后不久，就被提走了。你们厂让市电子局给卖了，你们不知道吗？欠我的1亿元贷款等于黄了。你们找我，我找谁去，你们上告，我还要上告呢！　　　　　　　　　　　

“向上反映问题也犯法吗？”　　1998年５月４日。几个老师傅一合计，由我主笔弄材料向上反映。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企业改制没经过职代会；第二，恒和没花一分钱拥有了资产上亿、职工上千的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第三，长春半导体厂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恒和是搞房地产的，两者合作不符合产业政策。我们把材料送交市体改委股份制处和市人大。　　

1998年６月３０日。“公文旅行”是何等的官僚作风啊！不但无人来厂调查，向上反映的材料反转到恒和集团副总裁孔伟那里。结果，五月份没给我们九个向上反映问题的人开退休金。
　　
1998年６月２４日。孔伟给我们九人开会，说，你们表态，只要以后不反映了，马上开支。还说，十五大的精神就是企业可以归个人，你们还告啥？再告就开除你们。
　　
工厂一位干部说，你瞎告啥？恒和集团有在岗的和不在岗的市领导干部给出谋划策作后盾。
　　
1998年7月6日。我又数次去找市人大。最后，一位姓孙的副主任接待了我，说，我们市人大也没有办法了，你们去找别的地方吧。
　　　　　　　　　　　　
“谁来听我喊冤？”　　

1998年９月３日。现在，就剩下我自己没开退休金了。我找到长春劳动仲裁处，一个人说，我们内部有不成文的规定，关于恒和的事都找省里。我找到省里，总算受理了，说16号开庭。可今天，一位姓雷的同志突然来电话把我叫到劳动厅，说，你都退休了，还扯这个干啥，资产流不流失，跟你有啥关系？这样吧，只要你以后不上告，我们保证发给你退休金，也不用开庭了。我说，我上告也不是为我自己，那是国家财产哪！一位姓黄的处长说，你们厂改制是市里一位书记的试点，你告不赢。　　

1998年９月１５日。姓雷的同志说，因为管辖权问题，省里不开庭了，找区里吧。
　　
1998年１２月１６日。工厂劳资处韩大俭拿了两张纸，说，只要签字，就发工资。我一看，一张纸上列了我五条大罪：冲击厂长办公室；在职工中散布谣言给企业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工厂改制时，找集团领导要求给予较大的优惠待遇，未得满足，到厂里无理取闹；冲击档案室，造成部分档案损坏；恶毒攻击十五大政策。另一张纸上以我的名义写了检讨书。这真是捕风捉影，我坚决不签，坚持上诉。区里劳动仲裁处终于决定29号开庭。
　　
1998年１２月２９日。孔伟在庭上莫名其妙说，我的工资不由股份公司管，由半导体老厂管。工厂代表也随声附和，说改制中间事情复杂，再查查。我火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事还不清楚？可我说什么也没有用，休庭了。　　

1999年３月１日。开庭一拖再拖，我去找区里，人家说，你这个案子转到市里了，我们管不了。我又找到市劳动仲裁部门，姓李的处长说，时间太长，你得重写诉状，不然就作废。
　　
1999年５月３１日。李处长说，市政府办公厅已经找过我们两次，让尽量不开庭，就算开庭，也只能要工资，不能说其它的。我不同意。但我老伴却背着我与他们达成协议：给工资，不上告。拖欠了整整一年的工资发给我了，9270元。

“一定要为国有资产讨个说法！”
　
1999年６月２１日。家里一直劝我，别告了，犯不着。我也想，算了吧，图个啥。可几天前，恒和竟然开始扒工厂厂房，要搞房地产！听说又有几个车间停产，在职职工每月工资少得可怜。国有资产就让私人这么折腾？我们十几个退休职工商量了一下，再一次来到市委市政府上访，但没有结果。又来到省政府，托一个退休职工的老战友的关系，一位处长答应把上访材料转到省领导那里。后来听说，这个材料已转到一位市长的手里。
　
1999年８月１０日。省里打来电话，说问题处理了，查清了，今后不要再找省里了。奇怪，解决什么了？恒和已经把工厂扒得差不多了，而且我们提的三个问题哪个也没有说法。我们再去找，信访办的同志让我们再等等。　　

1999年１０月２５日。一周前，市里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开了个会，说想听听情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们提的问题，只说将来成立一个调查小组，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不管怎样，都要告到底，非为国有资产讨个说法不可。（据新华社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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