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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现在国内最热的话题是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打开电视，好像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习最高指示，几乎没有任何话题可以离开这个最新最高指示，从政治局委员到农村党支部，都在学习贯彻这个最高指示。到朋友家里，闲谈的题目又是这个，不过口气不一样，人们问我，“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又回到文化大革命了？烦不烦呢？江泽民就直说好了，要当‘讲创新’，不要罗索到比毛泽东还毛泽东，就差喊万岁了！”，“对不起，他哪够得上与毛泽东比？做梦吧！” 怪不得我一回国，我作为特邀记者的报馆给我的第一个通知就是‘免开尊口’。说中宣部一再通知，划出一大块领地，不许报刊说三道四。原来现在已经根本不讲任何是非曲直了，想当年老子当右派，是毛泽东引蛇出洞，让你大鸣大放之后才拿出一个大是大非的，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把右派圈了进去。1986年搞反自由化，在大讲精神文明建设时，也有个四项基本原则，总之，都摆出一个是非标准来衡量。现在是，只有江泽民一个人代表真理，而且，只有他张着嘴巴可以说话，可以唱歌唱戏，“可以放屁”──朋友添了一句。别人都不许说任何话！“只许喊万岁。” 别以为这是夸张，我工作的报馆就是因为犯了禁忌，只是就中央决策了的一个非常愚蠢的浪费大量资金的事情发了个消息，报导发明某向中国引进的技术的某外国，自己都不接受这种技术的消息。为了发布这一消息，报馆几乎被封，理由是‘违纪’，是就中央已经决策的事说三道四。我这才明白，不仅是中宣部通知的“撞机事件不许议论，中美关系不许议论，国际问题不许议论，任何涉及体制创新的问题不许讨论……”而且是一切中央一经决策的事情，即一切共产党在做的事不许发布不利消息，更甭说三道四了。否则，封你的报刊，记过，开除，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媒体的同事们都用手指比划着脖子说，“憋死了”，一句话：“窒息”。 不仅舆论界感到窒息，而且行政部门也感到空前的憋气，比如中国入世问题，国务院早发了话：“入世问题交给外经贸委了，别的部委不许干扰”，所以，有关的保护诉求都无法出声，“农村的人急得要跳楼，也只好拿绳子把自己捆住，别壮烈牺牲”。“同志，是‘别撞到裂缝上白白牺牲’！” “为什么到这种程度呢？”因为经不起最起码的推敲。比如，引进什么磁悬浮车，明明是德国人拿中国人的钱做试验，德国的这种非超导的磁悬浮技术在西方的磁悬浮国际会议上被公开怀疑为‘有翻车危险’，在德国都没有造过一条线。 现在他们骗中国的决策人，造了磁悬浮车还不够，最近又要在四川搞什么莫名其妙的磁悬浮飞机，完完全全是骗傻子，还不许人说：“小心上当”。 中国现在就是可以骗人，却不许说出真理！ “别说了，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总是放松了吧？”“中共走向社会民主党化总是应该欢迎吧？”“且慢，哪个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允许资本家入党？”“现在他不讲四项基本原则总不错吧？”“可是，他没有讲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放弃一党专政。” 这是要害！现在是，三个代表只有江泽民可以代表，能够代表，至于他是不是真的代表那所谓三个宝贝，别人不仅无权监督，别人都不可能代表，真理只在他一个人一个党手中，于是，除了他的话又成了最高指示，让人天天讲，到处讲，无所不在，无所不是外，只有把每个人讲话的嘴都贴上封条。 “那么，为什么要冒党内左派反对的风险拉资本家入党呢？” 一位社科院的理论家说开了长篇大论。他说，西方政治学说的‘中产阶级’正在中国迅速形成，前几年宏观调控后，中国经济软着陆之所以成功，根据体改办的文章的正式说法，就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在这之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更快，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一枝独秀起的作用，世界上都有目共睹，一致公认。在经济现象的背后，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的崛起，他们从最初依靠地方政府给吃偏饭，到独立性的增强，开始要求政治上有代言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影响到了国营企业的企业家，出现了所谓‘南方’国企，类似春兰，海尔，国企企业家也在向民营企业家靠拢。对红塔的储智健的打击，反应极坏，之后不得不对企业家有所放松，比如开始搞年薪制和期权，使他们有一点自己的人格。比如有一位国营大企业的即将接班的总经理，居然可以坚决拒绝参加共产党，拒绝用政治办法经营企业，但是企业多年亏损，经他一治理，就扭亏为盈，职工在他当上经理后，居然从来不休息周末，就肯拼命干活。种种情况说明，共产党的党票不像过去那样值钱了。很多民营企业老板不是党员的状况，显然影响了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力，长此以往，怎么可能不影响政治？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不允许资本家入党，那么党员可不可以变成资本家呢？发了财是不是必须开除出党呢?现在哪个当官的不是身缠万贯？又有多少贪污腐败不是藏身于企业的名义下呢？为了官爷们发财合法化，必须作一系列事情，其中之一是宣布：中国再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和资本家。你们知道吗？中央传达六中全会时宣布，江泽民建议：找一批专家到北京研究，中国是否还存在剥削和剥削阶级。其实，江泽民早有结论，他比其他国家领导人对经济的全球化和知识化走得更远，其中已经有一个结论，即资本家已经变成最具有管理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剥削别人而是被资本雇用的了。所以，不是给资本家党票，而是给资本家摘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他真想修改《资本论》吗？不是的，他是在给中国特色的官僚资产阶级摘帽子，他恐惧的是收入差距越来越扩大引起社会动荡，正是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引起越来越多的义愤的情况下，他企图强调，中国不存在剥削了。说到底，中国共产党早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封建帝皇党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党，中国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是因为不肯放弃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党拉民营企业家入党只是为了让他们垫背，而不是转让权力。民营企业家怎么能同诸如江泽民的儿子，陈云的儿子，薄一波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相比呢？论发财，论拥有发言权，你新入党的鬼孙子靠后站吧！不是我江泽民开恩，哪有你入党的份啊，这就是那位拒绝入党的国营企业总经理对劝他入党的民营企业家的不如党的解说辞。他还说，“我干吗要参加一个还得我承认它有权改正错误的党呢？节省一点，还是我别跟它犯错误吧！” “既然如此，怎么听说，你还对中共的变化有所肯定呢？为什么说这种变化意味着向社会民主党变化的趋势呢？” “是的，我是说过这个话，但是遭到了当局的愤怒指责。我原意是说，江泽民强调反教条主义，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要创新，连共产党的阶级性都否定了，总是走向全民党的一步嘛！，尽管他没有说共产党还算什么党？总为后人做更多修改开了一个头，所以是趋向社会民主党的一步，而刚才讲的是为什么要走这一步，两者并不矛盾。还有这种变化的性质，并没有丝毫改变江泽民一党专政，独夫专政的性质。而这些是我为文说那个趋向社会民主党化时所不敢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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