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李大使和李鸿章大人何其相似，依我看，何止相似，简直有乃祖的风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产物。 一个外交官员，竟敢在国际舆论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言恐吓特区记者。这不是简单的风度问题，更不是能说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出自中共的政治制度的本质，中共的意识形态；人民的价值观念；是出于中共的人权的观念 ；是独裁政权的必然现象。.

在中共官员的眼中，人民群众，不过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对于民众,只能给与他们吃饭的权利，至于思想和说话，就一定要仰仗主人的鼻息。党说甚么，你们就只能说些甚。“他是我们的总理”言下之意，他是我们的主子，他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当心秋后算帐；言外之意，他是我们的老爷，我们只可以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听从他的指示。谁要是令主子难堪，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忠，就要给予党纪国法的处分。党和领袖是光荣，伟大，正确，是毫无置疑的。所以，老百姓只能给他们生存权，不能有政治权利，因为“下有权，上无权矣”！我想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其实，苏先生已经是比较忍耐和客气。因为这位记者廖先生，虽然与大使馆秘书同是一个朝廷的臣属民。但廖先生有所谓两制来庇护。苏先生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仅仅出言恐吓，没有给他扣上，诸如“千古罪人”，“颠覆政府”等帽子。一个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在在国际舆论面前，竟敢如此放肆。在治下的臣民面前是怎样地作威作福，那就可想而知。 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僚，不少是大大小的恶霸，大大小小的“打着伞的和尚”。他们目无法律，目中无人，贪污渎职，堕落腐化，横行霸道，包娼庇赌的劣行，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无法无天，一朝得志，语无伦次，把自己当成是立法局。也许，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吧。

不过，我们也不能全部责怪李大人，苏秘书。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里，面对着企图干预内政的帝国主义，李大使自然充满民族仇恨；自然就会想起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想起火烧圆明园；想起文天祥“在汉苏武节”的诗章；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污辱性字句。于是就义愤填膺，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民族气节高昂，当然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恨不得吃其狗肉，寝其狗皮，痛痛快快地干他一场。 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外交官员，在阶级斗争“大是大非”面前，当然应该党性很强。面对帝国主义者，应该立场坚定，大义凛然。骂他“无知”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不过，如此外交，其效果如何，我想，小学生也会知道的)。至于李大人的知识水平如何，那不是我们所能知到的。但是，对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他是一个“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十全十美，“先红后专”，“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就算是李大使缺少一点外交风度，那也只是支流末节，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已。

说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两件小事。在某市的财政局，有一位党委书记，是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他只认识几个字，也懂得一加一等如二的算术。不过，他有一点脾气，就是爱骂下属是饭桶。然而，他自己又是甚么呢？他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吃馒头的。还有某市党委副书记，他常常要向下属作报告的，他的公事包裹，装满了秘书给他写的文稿。有一次，在教育工作者会议上，他念了一份计划生育报告，使台下的教师们听得莫衷一是。当然这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中国特色是很丰富的传统宝藏，只要我们能耐心地发掘，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宝贵的历史文物。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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