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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谈到远华走私案时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贪污。”这话说得对。这就等于说，任何一个人都会生病。不过，任何人都会生病，但不一定都会得艾滋病。别的国家有贪污，中国也有贪污，但贪污和贪污不一样。贪污和腐败是一种政治病。所不同的是，中国目前所得的不是一般的政治病，而是政治艾滋病。 一、司法腐败：政治免疫功能瘫痪 艾滋病是一种获得性免疫功能缺失症。艾滋病毒攻击的是人体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系统，使其丧失对任何细菌和病毒的防卫功能。人一染上这种病，就是生活在真空里也会致命。即使没有细菌，自身细胞在免疫功能缺失的情况下极易发生癌变。如果一个国家政治机体的免疫细胞也丧失作用，这个国家就可以被诊断为患了政治艾滋病。 谁是国家政治机体的免疫细胞？主要是司法系统和司法人员。记得中国某个领导人曾提出过，司法腐败是最危险的腐败。说得不错。这就相当于说，艾滋病是最危险的疾病。但是，看到问题不等于解决了问题；话说了，不等于病除了。如果是艾滋病，药到都不能病除，何况仅仅是话到。最近的情况表明，艾滋病毒已经侵入中国政治机体，司法系统和司法人员腐败的程度和速度都让人心惊。 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从1997年至1999年，中国公安机关已经连续三年被群众评为不正之风最严重的部门。在今年9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工作会议上，公安部长贾春旺公布了全国550名副处级以上腐败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前广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胡忠、原海南省公安厅副厅长路景林，以及受福建远华案牵连的前福建公安厅副厅长庄如顺。把这一轮司法腐败浪潮推向新高潮的，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他因在远华案中的犯罪被判处死刑；还有司法部部长高昌礼，他因种种未经证实的政治、经济和生活问题，被摘了乌纱帽。甚至有媒体传出，公安部部长贾春旺也自身难保。 二、只涂药膏，治不了艾滋病 别的人也生病，但有痊愈的希望；别的国家也有贪污，但有肃清的希望。如果得了艾滋病，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首先死掉的就是希望。现在世人看到的烟台走私案、山东泰安腐败案、北京陈希同案、湛江走私案、福建远华案，以及最新传出的广东某特区特大走私案，都不过是这种艾滋病开始发作而出现在国家机体上的几块溃疡。接下来当然是日渐衰弱，并且高烧不退。 弄清了病情，就知道，中共目前的“治疗”方法－－清查个案，枪毙首犯，就象是一个艾滋病人给身上的溃疡涂药膏那样，是无济于事的。中国老百姓说：中共处级以上干部，论经济犯罪，遇一个杀一个，可能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必定有漏网的。这么多溃疡，你药膏涂得过来么？ 三、“一元化领导”导致“一元化腐败” 这么说，中共政体不是死定了？听者不必以为中国死定了，我们亡国了。国家并不是个人，也不是政党的。只要中共终止和立法、司法权力机关的“不正当关系”，不要总是和它们睡在一张床上，不把自己的艾滋病毒传染给它们，司法机关的健康化还是有指望的。我们知道一条“权力腐败”定律：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腐败。中共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拒绝权力分立，其结果自然是“一元化”的腐败，也就是整体腐败，或者说是政治艾滋病。 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就是对权力进行隔离，保护社会免疫系统不被艾滋病毒感染。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腐败了，有司法系统“治疗”。司法系统也必须受监督，否则照样腐败。对司法系统的监督，除了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之外，还有第四种权力－－公共舆论。 四、新闻自由是一剂救命药 因此，在司法已经相当腐败的情况下，加强舆论监督，实行新闻自由，是中共自救的不二法门。新闻舆论是司法系统之外的另一种社会免疫系统，它的作用可以从反面看出来。今年8月，司法部下属的《法制日报》刊登了一则对山东临沭县的批评报道，结果，此报的所有订户没有收到这份报纸，它也从报摊上消失。《南方周末》报道了这件事，题目是《法制失踪以后》。其实不是“法制”失踪以后，而是舆论监督失踪以后。法制早就失踪了。《法制日报》的失踪，证实了舆论对腐败的“药效”。 如果《法制日报》刊登的不是一个县的批评报道，而是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报道，那它就不止在一个县失踪了，而是在全国失踪；失踪可能还不只是报纸，还有报社领导人。钳制新闻，可能会救了某些腐败中共官僚，但肯定会毁了整个党。 遗憾的是，中共至今还没有看出有服这剂良药的意愿。话说回来，这也只是一剂良药，而非起死回生的灵芝草。对于病入膏肓的中共而言，它只能走跟所有艾滋病患者相同的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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