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看來，就案論案說遠華，它並不是最可怕的。海關「關權」――國家的主權與執法權落於走私販子之手，已有湛江在先，而且湛江走私案揭出了當地的黨委一把手陳同慶，廈門的黨政一把手這些年在幹什麼尚不得而知。這種一個城市的政權幾乎被犯罪分子所掌握的個案我們已屢有所聞。比如浙江瑞安市的幹部任免大權被一個地痞「阿太」陳仕松所操縱。廈門市不過比瑞安市地盤大一點，級別高一點。

我覺得，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節目最近報道的發生在江西省的查禁中央政策彙編《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一書的事件，所顯示的政治信號，是比遠華案更爲嚴重的。它表明，在中國，（地方）官員已形成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是一個權勢集團，一個與普通民衆特別是農民的利益尖銳對立的集團。中央政府從維護政治穩定的大局出發，三令五申要減輕農民的負擔。只要對中國歷史特別是官逼民反的暴動史、社會動亂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會支持中央的政策。但是一些地方官僚們爲了自身眼前的利益，則要千方百計抵制中央政策的落實。想一想王安石變法，想一想雍正皇帝的「攤丁入畝」等財稅制度改革的歷史，對這種抵制我們也不驚奇。這就是爲什麼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農民負擔卻有增無減的原因。

從江西禁書事件，我們可以看出這決非一縣一市的哪個貪官污吏在作怪在使壞，而是省裏領導們作出的決策。要不然，省農工委的官員也不用在記者面前一概表示有難言之隱了。他們查禁這本書的理由是，讓這本書落到農民手中，就會破壞社會的穩定。說白了，就是怕農民拿着「尚方寶劍」進行合法鬥爭，維護自己的利益，而他們卻進退失據。這些官員們要的「穩定」是什麼？不就是要老百姓當順民，任其宰割嗎？

請看一看，大大小小城市的街頭地攤，公然賣各種非法出版物的，賣竊聽器等違法物品的，到處張貼製作假證件廣告的，更不用說「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色情娛樂場所，執法者往往視而不見，等上上下下逼不過了才裝模作樣地「整頓」一番。可是查禁這樣的書，地方政府及警方卻表現出了罕見的行政和執法效率，幾天就把流佈全省鄉村的書收回了90%以上；對主編此書的副社長的處理也十分嚴厲，立即摘掉其頂戴花翎，這種果斷在當今官場是非同尋常的，簡直就跟革命年代處置「叛徒」一樣毫不遲疑毫不留情。

再看看官民對某些人和事評價之尖銳對立。河南、雲南等地今年發生過幾起全國注目的警察亂開槍殺人的事件。那幾個惡警的上司竟然敢對全國老百姓開口說他們平時都是好警察，還有一個領導爲殺人惡警僞造老百姓聯名保他的所謂萬人簽名。最近有報道說，雲南永善縣鄉鎮企業局局長杜明祥醉死在歌舞廳裏，安徽省東至縣一位局長江某嫖娼喪命，他們的上司不約而同地宣佈，他們都是「好乾部」，江某則「無論在做人上還是工作上都是楷模」。官與民對一個人評價竟然懸隔如天壤，可見，雙方論人的立場和標準是多麼地不同，差別是多麼大！在這些官員眼裏，還有什麼「羣衆公認」的標準？

官民利益對立，自古而然。但共產黨人應當不同，他們宣稱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並不謀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我不想否認這種說法起初是真誠的。但是如果沒有辦法約束基於人性弱點的官僚集團的「自利取向」，他們掌管的國家的公共權力就會異化爲他們謀取特殊利益的私器。

寫到這裏，我想起毛澤東晚年的那個著名論斷「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當時，我覺得他的說法站不住腳，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比階級小的概念，怎麼又能生出一個「階級」來呢？現在看來，中國有6000萬黨員，其中擔任各級官員的至少有數百萬，構成一個「階級」的說法是有些誇張，形成一個特殊利益集團是不成問題的。老毛當年這樣講的時候，是從意識形態着眼的，即他認爲一些黨的幹部要走他所謂的資本主義道路。我至今也不能認同他的這種分析，但若說，現在有一些人通過權力私有化、權力市場化已經暴富或謀求暴發，或謀求佔有老百姓的「剩餘勞動」，我看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近來我還是常常想到老毛的這個論斷。我希望這個預言徹底失敗而不會成爲事實。 (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