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女兒放學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紅領巾，激動地告訴我說，她已經是少先隊員了。女兒隨後給我唱起了少先隊隊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繼承革命先烈的光榮傳統……打倒敵人，勇敢前進……。

我看着女兒那張生動活潑的笑臉，再聽着從她嘴裏唱出的與她的年齡完全不相稱的所謂少先隊隊歌，心裏有一股說不出的滋味。我就問女兒，假如爸爸是你的敵人，你怎麼辦？女兒毫不猶豫地握緊拳頭，說，打倒！大有一種大義滅親的架勢。

我想，共產主義還沒有實現，談何接班人呢？繼承革命先烈的光榮傳統，這倒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傳統？我不知道女兒這一輩的人還該去革誰的命？敵人是否就一定得打倒？……。任何一羣人在世界上總有與之相對立的另一羣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打倒對方？能否求同存異？這讓人很容易就聯想到奧斯威辛、南京大屠殺、焚書坑儒和文化大革命。

我在這首歌裏聽不到和平、寬容、自由、友情、親情、母愛、善良和真誠的聲音，聽不到對大自然的讚美，聽不到對生命的歌頌，而所能聽到的只是血腥和仇恨，狹隘和偏見。人是否只能有一種信仰？這種信仰或主義高於一切，並且不惜爲它犧牲的主體：自我和他人。

這種灌輸仇恨，宣揚狹隘的歌，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可是，我們的孩子們就得這樣一遍一遍地唱下去……

之二：威脅與恐嚇

近年來，社會各界反思和改革語文教學的呼聲很高，在衆多的聲音中，《拯救中學語文》便是改革中學語文呼聲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其中作爲該書序言的錢理羣、摩羅、餘傑的關於「中學語文」的三人談，即《中學語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後的理念》的貢獻是巨大的。

這個序言帶來新的理念，同時也從多個方面審視了現行語文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其最大的價值在於讓我們思索一些從前忽視了的問題。當然，作爲一種探索，我們也希望聽到另外的聲音。可是，我們聽到了什麼呢？

很快，在「兩會」期間，3月11日的《文藝報》用了一整版刊登了一篇題爲《拯救還是戕害》的文章。這篇文章充滿了威脅和恐嚇。

譬如：他說「《審視》這本書是去年4月出版，這正是美國和『北約』大舉轟炸南斯拉夫的時候。過不久，美國瘋狂轟炸我駐南使館……恰恰這時候，《審視》一書出版」。一本探索語文教學改革的書，竟然和美國轟炸我使館掛上了勾。

作者大概也知道國人有健忘的習性，似乎覺得與轟炸大使館掛鉤還不過癮，就立刻聯繫當前形勢，說「《審視》是與法輪功相呼應的」，以圖借整治法輪功來整治異己，威懾任何要求改革教育的聲音。

該文的作者叫凡夫，果然不凡。作者對《審視》一書盡誣衊之能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他在幾句所謂結束語中，終於道出箇中的緣由。他說：「《審視》一書的策劃者們不僅要爲自已的聲音爭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席捲全盤，取而代之。」原來，他所擔心的是別人「取而代之」。因爲擔心別人「取而代之」，所以，就得盡誣衊之能，以藉助政治的力量，強行給你嫁接上某些罪名後，以求得「實際解決」。當然，這不是什麼新招，對於經歷過「文革」的人來說，這種招術只是「溫故知新」罷了。

之三：哲學的詞條

《教育報》2月23日第3版刊登一篇署名江樂山的題爲《堅持教育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文章。該文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一節中，批評《審視》所說的「中小學長期以來沒有哲學課……」該文反問道：「難道馬克思主義不包括哲學？」

我想江先生可能對哲學的基本概念沒有弄清楚。我手頭就有一本《新華字典》（1980年版），翻開1065頁，查「哲學」詞條：「哲學是關於世界觀的學問，是人們對自然知識和社會知識的概括和總結。哲學的基本問題是思維對存在、精神對物質的關係問題。一切哲學派別按照對這一問題材的不同回答，分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大陣營……」很明顯，是哲學包括了馬克思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包括了哲學。

我想，江先生要想堅持教育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就應當多讀一讀馬列主義著作，或者說，至少在大談哲學之前，也該弄清什麼是哲學？案頭放本《字典》是需要的，開卷有益嘛。

之四：難解的詩

《審視》一書的開頭有這樣的一段話：「悲慘的中學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們學了十二年的語文，居然寫不好一個字條，你們學過數百篇的語文，居然聽不懂一首歌謠……」有些人對這段話特別憤恨，說是煽情，說是對五十年的抹殺，說是批判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那麼真實的情況如何？

有一回，我給大學中文系的新生們講一首「二戰」時很流行的歌，大意是：

春天來了，大地上開滿了鮮花

鮮花哪裏去了？鮮花被美麗的姑娘採去了

美麗的姑娘哪裏去了？姑娘被大兵帶進軍營裏了

大兵哪裏去了？大兵都到墳墓裏了

墳墓哪裏去了？墳墓被鮮花掩蓋了……

這首詩的意思很明白，是寫戰爭對人性和美的摧殘，同時也說明了美的不可戰勝。

可是，有些中文系「大一」的學生是這樣理解這首詩的：

「美麗的姑娘不該採拮鮮花，因爲公園裏寫了『不許亂攀花木』。大兵把姑娘帶到軍營裏罰款去了。其實大兵不必太較真，大兵都會老的，而且老了都會埋進墳墓裏的，何必在乎幾朵鮮花呢？」

他們還認爲詩的最後一句應當刪除，可有可無。

我們面對學生們如此貧乏的想象力，面對泱泱詩歌大國傳統的喪失，只得痛聲疾呼：「孩子們，把你們在中學所學的語文全部扔掉吧！」

之五：政治掛帥

《審視》一書涉及的一個敏感的話題，是批評了中學語文教材中領袖文章選取比例佔多，也就是後來《文藝報》的《拯救還是戕害》給他們扣上的「政治攻擊，抨擊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帽子的緣故。而就在九年前，海峽那邊臺灣島上的一次座談會也談到了這一問題：

「……對於政治性的文章，我認爲應該予以刪除，因爲佔掉太多的白話文的篇幅。……因爲課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蔣中正、蔣經國、國父三個人寫的，這給我們一個印象，好像他們只會寫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們的名字，我們就會想又是那一套。……而我們現在選的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時宜，徒然導致反感，同時現在也不需要再灌輸那些『革命』之類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國文課時灌輸。……國文課本編輯要旨裏所謂『激發愛國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義裏也很教條，倒不如把國文課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過去，然後好好改進公民、三民主義課本的陳述和教學方式，到那裏去進行思想教育，至於國文課本就留給真正的文學吧！」

他們還評出學生最不喜歡的課文前五名：

《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蔣中正）

《一位平凡的偉人》（蔣經國）

《靈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學》（蔣中正）

《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蔣經國）

我們發現，兩岸的中學語文（國文）教材雖有諸多不同，但有兩點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執政者制定統一教材，教材內容皆是政治掛帥。由此可見，政治掛帥是受到兩岸語文界同人共有的反感的。當然，我不知道後來他們是負着怎麼樣的罪名？

許多政治性的文章在今天早已不合時宜。有的文章即使在文學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選取教材應當更加關注當今的形勢，關注時下的生活現狀，關注語言文學這一塊。我們不可能要求寫不出一張像樣的字條的學生去研究文學史和社會發展史。

之六：智慧

有一天放學，我去學校接女兒。她在路上自豪地說：「爸爸，我又得到一朵小紅花。」我照例誇獎她幾句。過了一會兒，女兒若有所思地說：「爸爸。其實得小紅花並不難，我已經知道得小紅花的方法了。」我覺得奇怪，就問她怎麼樣才能得小紅花。女兒掩飾不住得意說：「老師發小紅花時，我就趴在桌子上，裝着這回又沒有我的樣子，結果，老師就問同學們我表現怎麼樣？同學們說，好。老師就給我了。」

女兒的話讓我很吃驚。她才是七歲的小鬼人，卻早早地知道如何乞求憐憫，投機取巧，而這些東西是我付出一輩子的代價都沒有學會的。

我住公安局的宿舍樓。有一天，我聽見幾個男孩在窗口對話。一個說，我爸爸是警長，專門抓壞人；一個說，我爸爸是隊長。你爸爸聽我爸爸的；又有一個說，你爸爸是中隊長，我爸爸是大隊長。你們爸爸都聽我爸爸的，你們也要聽我的。前面的兩個小孩似乎都承認後邊的小孩說的事實，乖乖地跟在了那個爸爸是大隊長的小孩後邊去了。

我看這些小孩也就七、八歲。這些嚴格的等級劃分是他們天才的領悟，還是孃老子教給他們的，就不得知了。

國慶節的晚上，學校組織教師去公園遊園，就餐，觀賞焰火。這天確好輪到我和班上的一個學生幹部責班。我想，這個學生幹部平常爲班級做了不少工作，就把我的一張門票給了她。門票很貴的，算着工會的一百元福利。

可是，那天晚上，這個學生幹部依舊來責班。我問：「爲什麼不去看焰火？票呢？」她說：「門票送給某校長了。」我很吃驚，難道說我就不知道把門票送給某校長嗎？我這當老師的只知道眼睛往下看，可我的學生們都懂得眼睛要往上看。

我隔壁住着一個畫家，整天爲賣畫而犯愁。他兒子上小學五年級。有一天，兒子對父親說：「爸爸，你別愁賣畫了。我想到一個好辦法，你假裝死了。你死了，你的畫就值錢了。我替你賣畫，把賣畫的錢打到你銀行的存摺上……」

我用的是模擬網的手機。現在用模擬網手機的人少了，就想換成一個數字的。我的上小學五年級的外甥對我說：「舅舅，你這個手機千萬別賣掉，將來沒人用模擬網手機時，電信局就會來收購，那時就可以好好敲他們一筆……」

你能想象出這些話出自這些十二、三歲孩子之口嗎？

周作人說：「人生的季節是不能顛倒的。」我不知該爲孩子們的智慧喝采，還是得爲他們悲哀。

之七：天賦

女兒還沒有學會走路時，姥姥就給她講了許多神話故事：孫悟空大鬧天空，哪吒鬧海，誇夫逐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美人魚，白雪公主，聖誕老人……，可是，女兒上了幼兒園後，忽然對這些故事失去了興趣。

女兒對姥姥說，姥姥，你說的這些全是假的，世界上可沒有神仙鬼怪的。女兒已經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小唯物主義者。

我承認孩子們的老師是太聰明的，而且他們早早地把這種聰明傳輸給了孩子。可是，你們想沒想過，那麼多的美麗的神話和傳說，在七、八歲的孩子那兒已經失去了魅力，全成了假的，這是怎樣的惡果？

女兒喝着娃哈哈、雪碧，啃着炸雞，拎着大禮包，但是，她生活的並不快樂，至少說，沒法和我們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是在農村度過的，陪伴着的是藍天白雲，陽光，綠色的田野，清清的小溪……。現在，生活條件無論怎麼提高，女兒都必須每天走進幼兒園，和她的小朋友們一道，繞牆坐成一圈，小手背在後邊，一動不動，一直坐到放學。

課間操的時間太短，就像犯人放風一樣。孩子們曬不到太陽，吹不到風。他們不知道，爸爸媽媽爲什麼一定要把他們送到這個地方？所以，我經常看見一些小孩在幼兒園門口哇哇大哭，對那些笑容可掬的阿姨怕的要命。

我一向認爲女兒是很有語言天賦的，可這學期，她的語文只考了78分，據說在全班倒數。我記得女兒四歲時，她媽媽領她去浴室洗澡。女兒問媽媽：「浴室的牆上怎麼出汗了？」還有一次，她早晨醒來，對她媽媽說：「媽媽，眼屎在我眼睛上跳舞呢。」除了這些，女兒還能背上十幾首唐詩，還能講許多的童話故事。她甚至能將《還珠格格》說的頭頭是道，比她母親還強。可我不明白，她的語文水平怎麼會在老師眼裏這麼糟？

女兒考試成績不好，從前活潑的小臉變得悶悶不樂，心事重重。她媽媽發現她默字沒默出來，就罵她，說了一大堆難聽的話。後來，女兒考試沒考好，就學會隱瞞，學會了說謊。她謊言編得很圓，幾乎看不出什麼破碇。

女兒的語言天賦以一種扭曲的方式發展。我擔心她像絕大多數人一樣，沒有自信地活着，依賴謊言而生存。

之八：語文課與文學

有一次，「電大」請我去給學生開一個文學講座。他們早早就把海報張貼出去，寫着：歡迎著名某學者來我校作講座。那天下午，「電大」禮堂裏學生爆滿，大約坐了兩百多人。

開講前幾分鐘，組織者向學生們透露了舉辦的是一個文學的講座。呼拉拉——，學生們猖狂外逃。這讓組織者始料所不及，轉眼間，禮堂裏變得空空蕩蕩，只乘下十幾個人，其中有些是學生會幹部，因礙於組織者的面子才沒有離開。

組織者十分尷尬。我們只得將講座改成了座談會。

我問學生們，爲什麼談到文學，就談虎色變，桃之夭夭呢？學生們說，文學不就是語文老師課堂上講的那些東西嗎？我問，你們那麼多堂語文課不同樣堅持下來了嗎？學生異口同聲說，那是因爲考試。話外之音是，你這文學講座又不考試，當然就沒人聽。

我們語文教學的目的是把學生的興趣引入課堂，還是把學生從語文課堂上攆出去？有許多人學了這麼長時間的語文課，卻說不出哪篇課文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說不出哪篇課文對自己的成長產生過影響。文學在學生眼裏就是語文課上枯燥乏味的說教，死氣沉沉的板書和一大堆課後作業。

我不知道學生把語文同文學對立起來的情緒是從什麼時候產生的。同學們對文學的熱情就這樣被語文課耗盡。

之九：體制

我們學校這幾年大談語文教改，然而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我認爲體制上出了問題，特別是用人體制上問題嚴重。

我們學校存在着一種普遍現象。有一類人，課講不好，從講臺上下來後，分派到科室和後勤部門工作，而這些人在這些部門也確實價有所值，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這些部門有着與領導聯繫緊密的得天獨厚的條件，所以，很快這一類從講臺上淘汰下來的，受到了重用和提拔。有的當上教務科長，有的當上校長，有的經過此番鍍金後，重新回到講臺上，但是，是以教研組長學科帶頭人的身份回來的。

這樣，我們的教改就須在一幫最糟糕的人領導下開展，這就是改了這麼多年改不下去的原因。

有一年，我們學校從外地通過複雜人事關係調入某語文教師。當時，學校組織語文教師聽她的課，大家一致認爲，課講的很糟。這樣，這位教師就只有先擺在辦公室打雜，後來又去教務科幫閒。

幾年後，這個很少上課的女教師竟然當上了語文教研組組長。教務科長向我們解釋說：「某某的人品、水平都差。我們研究決定，讓她離開教務科。因爲她是科員級，相當於股級，所以，就只好讓她當語文教研組長。因爲語文組長也是股級。」現在，我們的語文教改就在這位從民主和集中兩方面看都不合格的組長領導下開展，結果可想而知。

目前，中小學和中等專業學校，外行領導內行的現象依舊極爲普遍。你講課講得好，就只能永遠站在講臺上，接受一些不學無術之徒的指導。學校領導極少是從課堂上提拔的，也極少有因業務知識強而受到提拔的。

沒有好的學科帶頭人，還談什麼教改？這就是教改搞得非牛非馬的原因。

之十：素質教育

近年來，素質教育代替應試教育的呼聲很高。可是，究竟什麼是素質教育？在一些人眼裏，素質教育就是不考試，不佈置作業，又稱減負。其實，素質教育只是教育的目的，即提高人的素質。而應試教育只是一種教育的手段，是對教育的評估、論證。以目的來取消手段，是否有失偏頗？

就目前的現狀來說，素質教育還缺少客觀評判的標準，應試教育雖然存在各種弊病，但是，還沒有能找到一條比其更客觀公正的手段。秦暉先生認爲：「無論如何，『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比之憑門第、出身、關係、背景，憑財力，憑有權者或其他人主觀色彩濃厚的舉薦等等來取人，都有要好得多。尤其在一個社會機制不健康、舉薦容易流爲黑箱操作的環境下更是如此。」

現在，有的學校取消了期中考試，不佈置家庭作業，另外搞一個課外興趣小組。他們以爲這樣就實現了「減負」。可是，學生家長認爲所謂的「減負」，只是學校減了負擔，而家長們增加了負擔。他們用了一個「踢皮球」來形容。家長們額外給子女增負，以應付將來的統考，應付日益激烈的競爭。

有些課外興趣小組擺在星期六，既佔用了教師的休息時間，同時又因向學生家長收取費用，搞得教師和學生家長都不滿意。

其實，素質教育的關鍵還是提高教師的自身素質。教師的素質不提高，還談什麼素質教育呢？目前，以中國高校爲例，中國高校教師與學生的比例是1∶10.35。而美國是1∶17，韓國是1∶22。所以說，中國缺的不是教師，而是教師的素質。

之十一：虛假的命題

我對1994年江蘇省中等農業學校招生考試的作文試題作過一個個案分析。作文題目如下：「1992年，中日兩國草原探險夏令營中，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中國孩子病了回大本營睡大覺；日本孩子家長走了，只給孩子留下鼓勵，中國家長來了，在艱難的路段將孩子拉上小車；日本人說，中國的下一代不是他們的對手。夏令營成了兩國下一代人的一次較量。」

據有關報道說，這件事純屬子虛烏有，是博聞強記的出卷人屋子裏的創造。當然，我們並不反對這種創造，而只是對此作個分析。這樣的作文題說了這麼多的話，而真正留給學生的想象空間並不大。作文的走向都已經在題目中預先設計好了，無非是說，中國的家長忽視了對下一代吃苦耐勞精神的培養，如果這樣下去，我們的下一代將輸在日本人手上……

我記得只有一個學生對這篇作文題的比較方式產生疑問。他認爲日本參加夏令營的同學和中國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