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女儿放学回家，指着脖子上的红领巾，激动地告诉我说，她已经是少先队员了。女儿随后给我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打倒敌人，勇敢前进……。

我看着女儿那张生动活泼的笑脸，再听着从她嘴里唱出的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所谓少先队队歌，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就问女儿，假如爸爸是你的敌人，你怎么办？女儿毫不犹豫地握紧拳头，说，打倒！大有一种大义灭亲的架势。

我想，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谈何接班人呢？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这倒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不知道女儿这一辈的人还该去革谁的命？敌人是否就一定得打倒？……。任何一群人在世界上总有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群人的存在，是否就一定要打倒对方？能否求同存异？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奥斯威辛、南京大屠杀、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

我在这首歌里听不到和平、宽容、自由、友情、亲情、母爱、善良和真诚的声音，听不到对大自然的赞美，听不到对生命的歌颂，而所能听到的只是血腥和仇恨，狭隘和偏见。人是否只能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或主义高于一切，并且不惜为它牺牲的主体：自我和他人。

这种灌输仇恨，宣扬狭隘的歌，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可是，我们的孩子们就得这样一遍一遍地唱下去……

之二：威胁与恐吓

近年来，社会各界反思和改革语文教学的呼声很高，在众多的声音中，《拯救中学语文》便是改革中学语文呼声的一部新“盛世危言”。其中作为该书序言的钱理群、摩罗、余杰的关于“中学语文”的三人谈，即《中学语文教育弊端及其背后的理念》的贡献是巨大的。

这个序言带来新的理念，同时也从多个方面审视了现行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其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思索一些从前忽视了的问题。当然，作为一种探索，我们也希望听到另外的声音。可是，我们听到了什么呢？

很快，在“两会”期间，3月11日的《文艺报》用了一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拯救还是戕害》的文章。这篇文章充满了威胁和恐吓。

譬如：他说“《审视》这本书是去年4月出版，这正是美国和‘北约’大举轰炸南斯拉夫的时候。过不久，美国疯狂轰炸我驻南使馆……恰恰这时候，《审视》一书出版”。一本探索语文教学改革的书，竟然和美国轰炸我使馆挂上了勾。

作者大概也知道国人有健忘的习性，似乎觉得与轰炸大使馆挂钩还不过瘾，就立刻联系当前形势，说“《审视》是与法轮功相呼应的”，以图借整治法轮功来整治异己，威慑任何要求改革教育的声音。

该文的作者叫凡夫，果然不凡。作者对《审视》一书尽诬蔑之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在几句所谓结束语中，终于道出个中的缘由。他说：“《审视》一书的策划者们不仅要为自已的声音争得一席之地，而且要席卷全盘，取而代之。”原来，他所担心的是别人“取而代之”。因为担心别人“取而代之”，所以，就得尽诬蔑之能，以借助政治的力量，强行给你嫁接上某些罪名后，以求得“实际解决”。当然，这不是什么新招，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这种招术只是“温故知新”罢了。

之三：哲学的词条

《教育报》2月23日第3版刊登一篇署名江乐山的题为《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文章。该文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节中，批评《审视》所说的“中小学长期以来没有哲学课……”该文反问道：“难道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哲学？”

我想江先生可能对哲学的基本概念没有弄清楚。我手头就有一本《新华字典》（1980年版），翻开1065页，查“哲学”词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是人们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派别按照对这一问题材的不同回答，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很明显，是哲学包括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包括了哲学。

我想，江先生要想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应当多读一读马列主义著作，或者说，至少在大谈哲学之前，也该弄清什么是哲学？案头放本《字典》是需要的，开卷有益嘛。

之四：难解的诗

《审视》一书的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话：“悲惨的中学生朋友，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学了十二年的语文，居然写不好一个字条，你们学过数百篇的语文，居然听不懂一首歌谣……”有些人对这段话特别愤恨，说是煽情，说是对五十年的抹杀，说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

有一回，我给大学中文系的新生们讲一首“二战”时很流行的歌，大意是：

春天来了，大地上开满了鲜花

鲜花哪里去了？鲜花被美丽的姑娘采去了

美丽的姑娘哪里去了？姑娘被大兵带进军营里了

大兵哪里去了？大兵都到坟墓里了

坟墓哪里去了？坟墓被鲜花掩盖了……

这首诗的意思很明白，是写战争对人性和美的摧残，同时也说明了美的不可战胜。

可是，有些中文系“大一”的学生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

“美丽的姑娘不该采拮鲜花，因为公园里写了‘不许乱攀花木’。大兵把姑娘带到军营里罚款去了。其实大兵不必太较真，大兵都会老的，而且老了都会埋进坟墓里的，何必在乎几朵鲜花呢？”

他们还认为诗的最后一句应当删除，可有可无。

我们面对学生们如此贫乏的想象力，面对泱泱诗歌大国传统的丧失，只得痛声疾呼：“孩子们，把你们在中学所学的语文全部扔掉吧！”

之五：政治挂帅

《审视》一书涉及的一个敏感的话题，是批评了中学语文教材中领袖文章选取比例占多，也就是后来《文艺报》的《拯救还是戕害》给他们扣上的“政治攻击，抨击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帽子的缘故。而就在九年前，海峡那边台湾岛上的一次座谈会也谈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政治性的文章，我认为应该予以删除，因为占掉太多的白话文的篇幅。……因为课本中政治性文章都是蒋中正、蒋经国、国父三个人写的，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他们只会写政治文章，所以一看到他们的名字，我们就会想又是那一套。……而我们现在选的这些文章很多都不合时宜，徒然导致反感，同时现在也不需要再灌输那些‘革命’之类的思想了，更不需要在国文课时灌输。……国文课本编辑要旨里所谓‘激发爱国精神’，即使放在公民、三民主义里也很教条，倒不如把国文课本中的政治教化文章全部移过去，然后好好改进公民、三民主义课本的陈述和教学方式，到那里去进行思想教育，至于国文课本就留给真正的文学吧！”

他们还评出学生最不喜欢的课文前五名：

《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民的精神》（蒋中正）

《一位平凡的伟人》（蒋经国）

《灵山秀水挹清芬》（潘琦君）

《革命哲学》（蒋中正）

《这一代青年的新希望》（蒋经国）

我们发现，两岸的中学语文（国文）教材虽有诸多不同，但有两点似乎是一致的，即皆由执政者制定统一教材，教材内容皆是政治挂帅。由此可见，政治挂帅是受到两岸语文界同人共有的反感的。当然，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负着怎么样的罪名？

许多政治性的文章在今天早已不合时宜。有的文章即使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选取教材应当更加关注当今的形势，关注时下的生活现状，关注语言文学这一块。我们不可能要求写不出一张像样的字条的学生去研究文学史和社会发展史。

之六：智慧

有一天放学，我去学校接女儿。她在路上自豪地说：“爸爸，我又得到一朵小红花。”我照例夸奖她几句。过了一会儿，女儿若有所思地说：“爸爸。其实得小红花并不难，我已经知道得小红花的方法了。”我觉得奇怪，就问她怎么样才能得小红花。女儿掩饰不住得意说：“老师发小红花时，我就趴在桌子上，装着这回又没有我的样子，结果，老师就问同学们我表现怎么样？同学们说，好。老师就给我了。”

女儿的话让我很吃惊。她才是七岁的小鬼人，却早早地知道如何乞求怜悯，投机取巧，而这些东西是我付出一辈子的代价都没有学会的。

我住公安局的宿舍楼。有一天，我听见几个男孩在窗口对话。一个说，我爸爸是警长，专门抓坏人；一个说，我爸爸是队长。你爸爸听我爸爸的；又有一个说，你爸爸是中队长，我爸爸是大队长。你们爸爸都听我爸爸的，你们也要听我的。前面的两个小孩似乎都承认后边的小孩说的事实，乖乖地跟在了那个爸爸是大队长的小孩后边去了。

我看这些小孩也就七、八岁。这些严格的等级划分是他们天才的领悟，还是娘老子教给他们的，就不得知了。

国庆节的晚上，学校组织教师去公园游园，就餐，观赏焰火。这天确好轮到我和班上的一个学生干部责班。我想，这个学生干部平常为班级做了不少工作，就把我的一张门票给了她。门票很贵的，算着工会的一百元福利。

可是，那天晚上，这个学生干部依旧来责班。我问：“为什么不去看焰火？票呢？”她说：“门票送给某校长了。”我很吃惊，难道说我就不知道把门票送给某校长吗？我这当老师的只知道眼睛往下看，可我的学生们都懂得眼睛要往上看。

我隔壁住着一个画家，整天为卖画而犯愁。他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有一天，儿子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愁卖画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你假装死了。你死了，你的画就值钱了。我替你卖画，把卖画的钱打到你银行的存折上……”

我用的是模拟网的手机。现在用模拟网手机的人少了，就想换成一个数字的。我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外甥对我说：“舅舅，你这个手机千万别卖掉，将来没人用模拟网手机时，电信局就会来收购，那时就可以好好敲他们一笔……”

你能想象出这些话出自这些十二、三岁孩子之口吗？

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我不知该为孩子们的智慧喝采，还是得为他们悲哀。

之七：天赋

女儿还没有学会走路时，姥姥就给她讲了许多神话故事：孙悟空大闹天空，哪咤闹海，夸夫逐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美人鱼，白雪公主，圣诞老人……，可是，女儿上了幼儿园后，忽然对这些故事失去了兴趣。

女儿对姥姥说，姥姥，你说的这些全是假的，世界上可没有神仙鬼怪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唯物主义者。

我承认孩子们的老师是太聪明的，而且他们早早地把这种聪明传输给了孩子。可是，你们想没想过，那么多的美丽的神话和传说，在七、八岁的孩子那儿已经失去了魅力，全成了假的，这是怎样的恶果？

女儿喝着娃哈哈、雪碧，啃着炸鸡，拎着大礼包，但是，她生活的并不快乐，至少说，没法和我们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陪伴着的是蓝天白云，阳光，绿色的田野，清清的小溪……。现在，生活条件无论怎么提高，女儿都必须每天走进幼儿园，和她的小朋友们一道，绕墙坐成一圈，小手背在后边，一动不动，一直坐到放学。

课间操的时间太短，就像犯人放风一样。孩子们晒不到太阳，吹不到风。他们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经常看见一些小孩在幼儿园门口哇哇大哭，对那些笑容可掬的阿姨怕的要命。

我一向认为女儿是很有语言天赋的，可这学期，她的语文只考了78分，据说在全班倒数。我记得女儿四岁时，她妈妈领她去浴室洗澡。女儿问妈妈：“浴室的墙上怎么出汗了？”还有一次，她早晨醒来，对她妈妈说：“妈妈，眼屎在我眼睛上跳舞呢。”除了这些，女儿还能背上十几首唐诗，还能讲许多的童话故事。她甚至能将《还珠格格》说的头头是道，比她母亲还强。可我不明白，她的语文水平怎么会在老师眼里这么糟？

女儿考试成绩不好，从前活泼的小脸变得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她妈妈发现她默字没默出来，就骂她，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后来，女儿考试没考好，就学会隐瞒，学会了说谎。她谎言编得很圆，几乎看不出什么破碇。

女儿的语言天赋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发展。我担心她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自信地活着，依赖谎言而生存。

之八：语文课与文学

有一次，“电大”请我去给学生开一个文学讲座。他们早早就把海报张贴出去，写着：欢迎著名某学者来我校作讲座。那天下午，“电大”礼堂里学生爆满，大约坐了两百多人。

开讲前几分钟，组织者向学生们透露了举办的是一个文学的讲座。呼拉拉——，学生们猖狂外逃。这让组织者始料所不及，转眼间，礼堂里变得空空荡荡，只乘下十几个人，其中有些是学生会干部，因碍于组织者的面子才没有离开。

组织者十分尴尬。我们只得将讲座改成了座谈会。

我问学生们，为什么谈到文学，就谈虎色变，桃之夭夭呢？学生们说，文学不就是语文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吗？我问，你们那么多堂语文课不同样坚持下来了吗？学生异口同声说，那是因为考试。话外之音是，你这文学讲座又不考试，当然就没人听。

我们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把学生的兴趣引入课堂，还是把学生从语文课堂上撵出去？有许多人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语文课，却说不出哪篇课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不出哪篇课文对自己的成长产生过影响。文学在学生眼里就是语文课上枯燥乏味的说教，死气沉沉的板书和一大堆课后作业。

我不知道学生把语文同文学对立起来的情绪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同学们对文学的热情就这样被语文课耗尽。

之九：体制

我们学校这几年大谈语文教改，然而收效甚微。原因何在？

我认为体制上出了问题，特别是用人体制上问题严重。

我们学校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有一类人，课讲不好，从讲台上下来后，分派到科室和后勤部门工作，而这些人在这些部门也确实价有所值，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部门有着与领导联系紧密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很快这一类从讲台上淘汰下来的，受到了重用和提拔。有的当上教务科长，有的当上校长，有的经过此番镀金后，重新回到讲台上，但是，是以教研组长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回来的。

这样，我们的教改就须在一帮最糟糕的人领导下开展，这就是改了这么多年改不下去的原因。

有一年，我们学校从外地通过复杂人事关系调入某语文教师。当时，学校组织语文教师听她的课，大家一致认为，课讲的很糟。这样，这位教师就只有先摆在办公室打杂，后来又去教务科帮闲。

几年后，这个很少上课的女教师竟然当上了语文教研组组长。教务科长向我们解释说：“某某的人品、水平都差。我们研究决定，让她离开教务科。因为她是科员级，相当于股级，所以，就只好让她当语文教研组长。因为语文组长也是股级。”现在，我们的语文教改就在这位从民主和集中两方面看都不合格的组长领导下开展，结果可想而知。

目前，中小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依旧极为普遍。你讲课讲得好，就只能永远站在讲台上，接受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的指导。学校领导极少是从课堂上提拔的，也极少有因业务知识强而受到提拔的。

没有好的学科带头人，还谈什么教改？这就是教改搞得非牛非马的原因。

之十：素质教育

近年来，素质教育代替应试教育的呼声很高。可是，究竟什么是素质教育？在一些人眼里，素质教育就是不考试，不布置作业，又称减负。其实，素质教育只是教育的目的，即提高人的素质。而应试教育只是一种教育的手段，是对教育的评估、论证。以目的来取消手段，是否有失偏颇？

就目前的现状来说，素质教育还缺少客观评判的标准，应试教育虽然存在各种弊病，但是，还没有能找到一条比其更客观公正的手段。秦晖先生认为：“无论如何，‘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比之凭门第、出身、关系、背景，凭财力，凭有权者或其他人主观色彩浓厚的举荐等等来取人，都有要好得多。尤其在一个社会机制不健康、举荐容易流为黑箱操作的环境下更是如此。”

现在，有的学校取消了期中考试，不布置家庭作业，另外搞一个课外兴趣小组。他们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减负”。可是，学生家长认为所谓的“减负”，只是学校减了负担，而家长们增加了负担。他们用了一个“踢皮球”来形容。家长们额外给子女增负，以应付将来的统考，应付日益激烈的竞争。

有些课外兴趣小组摆在星期六，既占用了教师的休息时间，同时又因向学生家长收取费用，搞得教师和学生家长都不满意。

其实，素质教育的关键还是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教师的素质不提高，还谈什么素质教育呢？目前，以中国高校为例，中国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10.35。而美国是1∶17，韩国是1∶22。所以说，中国缺的不是教师，而是教师的素质。

之十一：虚假的命题

我对1994年江苏省中等农业学校招生考试的作文试题作过一个个案分析。作文题目如下：“1992年，中日两国草原探险夏令营中，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家长走了，只给孩子留下鼓励，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的路段将孩子拉上小车；日本人说，中国的下一代不是他们的对手。夏令营成了两国下一代人的一次较量。”

据有关报道说，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是博闻强记的出卷人屋子里的创造。当然，我们并不反对这种创造，而只是对此作个分析。这样的作文题说了这么多的话，而真正留给学生的想象空间并不大。作文的走向都已经在题目中预先设计好了，无非是说，中国的家长忽视了对下一代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将输在日本人手上……

我记得只有一个学生对这篇作文题的比较方式产生疑问。他认为日本参加夏令营的同学和中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