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保卫整个汉语世界仅存的自由空间

2002年12月15日是香港历史上光荣的一天。数万香港人在这一天走上街头抵制臭名昭著的“23条立法”动议，这是数年来香港难得一见的大规模游行，也有理由把它视爲人权自由的“第四次浪潮”在亚洲出现的征兆。当“僞政治文明”把整个大陆投入到更深刻的隆冬季节之际，我们更有理由注目维多利亚湾那一线曙光──北方的严寒冻结不了人们对自由的呼喊，我们以死一般的沈寂向香港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这是香港的自由保卫战。但我希望，香港市民应该意识到你们不仅仅在保卫香港，也在保卫整个汉语世界仅存的自由空间。在这种意义上，守住香港就不仅仅是守住良知，也是守住希望，守住低线──罗湖以远是中国自由最后的底线，因此“政治文明”延伸过沙头角意味著自由在中国的全面沦陷。这是一场民族自卫，几无退路。香港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我们呼吁，香港市民必须坚持到底，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以更大的道德热情和责任敏感站起来。12月15日不是这一事业的结束，而是它的开始。世界的良心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自由的努力无法延续，那么它在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

人们也必须明白，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之“立法”绝非偶然的，它也不仅仅是针对某个组织的。在这种意义上“董钦”说了部分实话。人们必须清楚，这是“后1989政治”的延续，是记取1989“教训”、“反思”苏东“天鹅绒革命”之后苦心经营的“稳定工程”的纵深。事实上，“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一直是13年来“秩序党”的第一要务。香港，毫无疑问是不稳定因素之一，因此在料理完整顿媒体、封闭网路、特别是人事盘整彻底实现“新老交替”之后，香港就成爲最大、最后的“稳定”障碍。现在，在16大上凯旋的监护者打算了解最后的心愿了，这个心愿其实并不在台湾，而在香港。这一心愿至少在“TOO SIMPLE”事件中已经端睨。现在，战无不胜的既得利益之神打算拔出这根刺，这根刺在1989年就深深地扎进了大陆的腹部，至今隐隐作痛。在1989年，香港百万市民走上街头支援民运，此后北京一直对香港这一“颠覆基地”耿耿于怀。因此，中方在当时的香港基本法草案中就试图“反颠覆”，结果由于压力暂缓。这两年来，法轮功事件再一次使北京对香港的自由深恶痛绝。同时每年一次春夏之交点燃在维多利亚广场上的那片烛光，它在多大程度上感动了世界，也在多大程度上激怒了北京。总之，今天重新爲23条立法，是“攘港必先安内、安内而后攘港”的逻辑结果。因此，此举并非中国政府违反“一国两制”的承诺，而是它的所有承诺从来都是“策略性”的，或者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

在这种背景下，长期以来，北京在香港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和传媒的不断介入，乃至在1997年以前，当然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香港在经济构成上已经“回归”。因此不难理解，在这次反对23条立法的自由运动中，香港约1000个亲北京团体组成所谓“支援立法保障国家安全大联盟”等滑稽的遵命行动。不过“香港工联会”支援“反颠覆法”这类举动、以及香港保安局“注意”到这些“不同观点”的政治表演，再至公务员被迫表态支援23条立法，等等，在中国近代史上实在是司空见惯的政治闹剧。其中日本人在占领区似乎特别精于此道。

但这些被导演的事件也提示人们，打算把“反颠覆罪”强加与港人的不仅仅是特区政府，而是有深刻的北京背景。当然公开支援是看不到的，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评价北京的“政治智慧”。但我们通过最近的“新闻导向”不难看出北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首先是特首在北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然后是大陆媒体对香港和世界范围内的反23条立法的呼吁绝口不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封杀关于香港大游行等重大新闻的同时，包括香港亲中媒体在内的大陆媒体热情地报道了韩国的反美示威、台湾的农民示威、美国纽约的工人示威（尽管还没有正式示威）、南美的反政府示威以及其他鸡毛蒜皮的“重大国际事件”。

这就是“中央政府”。邓小平在1984年说：“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现在，“老殖民主义”走了，那么是谁“不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呢？这可能是“老极权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不过问题的根本还不在于“中央”不相信港人的自治能力──他们实在是太相信了──而是不放心港人的自治能力。“不放心”并不是对港人的政治自治缺乏信心，而是对北京的政治合法性缺乏信心。

有调查显示，5年来香港人对自由的信心不断下降，今天降到最低点。我相信这个趋势还将继续下去。究其根源，香港人必须明白，23条立法之所以能提上立法局的议程，关键是“高度自治”所包括的“立法权”并不属于香港市民。没有立法权就没有自治，这是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因此，反对23条立法的最后目标在积极自由的意义上是争取立法权，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是重申公民不服从原则。或者，爲23条立法再立法，以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12月15日的街头抗议已经告一段落，我们希望，类似“自由大宪章”这样的政治活动能接踵而来。

既然香港的自由关乎全局，中国大陆以及世界热爱自由、关注人权的人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当前，世界人权事业处于低潮。首先，趁反恐之际国家恐怖主义对国内自由蚕食鲸吞，其次，国际社会以人权原则搞政治交易以应对局部战争状态，尽管这种短视的“绥靖”后果不堪设想，第三、中国的“市场外交”13年来可以说节节胜利。但我相信自由是人的普遍的内在要求，就象“第三次浪潮”不是外力策动的一样，第四次浪潮同样起于管制之下的内部觉醒。

我最后想说的是，无论如何，香港并不孤独。

2002年12月1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