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走了另外一条人生道路。他没有去追求高官厚禄，而想实实在在做一个人，踏踏实实地为社会，为人民做点事，一生在实践着青年时代的理想。

可等待他命运又是什么呢？就是他始终是“老运动员”，只要一来运动，他首当其冲，批斗、关押、历尽艰难，运动一过，证明他还不算错，又给他封个不大不小的官。

历次残酷的人生经历，使他变得胆小、机警，不敢随便讲话，特别是不敢公开批评时弊，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他精神上，身体上都经受不住了。可是他的良心未泯，看到社会日益污浊，人心日益堕落，与他年轻时追求的理想是背道而驰，而自己又回天乏力，无可奈何。

由于多次运动，互相批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对谁都留一个心眼，所以对周围人也不敢讲心理话。但他对我这个单位里有名的暗藏“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到还“慧眼独具”，觉得我不会出卖他。有一年我回国时，在单位里见到了他，我心理知道，他一定会找我发“牢骚”的，但他见我面后，仅寒暄而已，我也心中纳闷，不知为什么？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突然敲门进来了。一进门他抱怨了半天，说“我找了你家好几天，问东问西的，有一次找了三个小时还未找到，以前到过你家，现在忘了，最后总算找到了”。对他来讲，这是好不容易找到的机会，可以把心理话一泻而出。一坐下来，就单刀直入地讲了一通他对现在社会、共产党、社会风气的看法，我当然也附和他几句，我们也都明白，这都是无济于事，仅是说说图个痛快而已。

其实我天天上单位，我们在同一栋大楼办公，他可以在上班时约我，他比我年龄大，我一直把他视为长者，我也可以把他带回家，或给他我家的详细地址，这样就不会找得心烦意燥。

按理来讲，他不想让人知道他与我有什么特殊联系，他可以把我叫到没有人的办公室，悄悄与我约时间，可是他连这都不敢。

多年前，我遇到过他一同班同学，他们都是中国名牌大学学生。他的同学非常佩服他，说“他是大学里的中共负责人之一，有一次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国民党特务突然进来抓地下党员，他逃了出去，不知躲在哪里，全班同学都担心他的安全，也不知道他被抓走了没有，如果抓走可能很快就会枪毙，但谁也不知道他的消息。过了几天，大家看到他又来上课了，大家才放心，知道他没有被抓。”

从他同学的叙述里，可见他年轻时是不怕死的，而现在已是中共天下了，但曾为中共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他倒变得胆小如属了，岂非啧啧怪事。

在中国的三、四十年代，当时有知识的年轻人，要不讲点马列主义，就会被人看作“老古董”、“老夫子”，在当时，讲马列主义是时髦。特别是一帮大学生，更是抨东击西，讽刺国民党政府，讽刺社会，觉得自己学贯中西，才气横溢，孤高自赏，以天下为己任，谁都不放在眼里，其中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可是等49年以后，已是共产党天下了，他们看坐在主席台上的，竟是墨水不多，平庸无能的土八路。就习性不改，运用自己的文才讽刺这、讽刺那。他们忘了中共是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哪能允许这群自命不凡的人猖狂。随之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铁拳头的利害。这其中有些人知道要顺着走，这样他们就利用了他们有利的资历、学历加上奉迎谄媚，就爬上去了，如江泽民之流、有的则血气不减，硬冲、硬撞的这些人，有的被杀、被监，永世不得翻身，（据说五十年代初，刘邓大军到西南后，就杀了一批大学生地下党员），大部分人则不愿同流合污，几经批斗后，吸取了教训，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做个顺民，如我那个朋友。

你们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要做个衷心为国家、社会献出自己聪明才智，敢于说真话，正直的人是多难啊！

这只是这个庞大谎言帝国的一个侧影的小小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