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是受了世界各地的人民起义的惊吓，或者是为了即将到来的领导层交替，或者是针对国内民众越来越大的怨气，中共要对新兴媒体和互联网自由追加限制。

卫星电视台娱乐节目被限缩

《纽约时报》报导，最引人注目的实例是在10月25日，中共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给34个主要卫星电视台发出通知，要求每个电视台每星期娱乐节目不能超过2档，节目时长不超过90分钟，全国卫视娱乐节目播出总量不能超过10档。每家卫视每晚当局审定的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2小时，不得以单纯以收视率为依据取舍电视节目。上述规定将于明年年初1月1日正式生效，旨在铲除“过度娱乐和庸俗化倾向。”

中共意图对中国的简讯追加限制，上述规定适时出台。类似于推特的微博在互联网引起轰动，在不到两年内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成为一个主要信息散布源，而且难以控制。一些微博作者已经吸引了数百万追随者，微博作者以揭露丑闻和官方渎职行为为己任，比如对官方企图掩盖高速铁路事故的揭露，速度惊人、散播面巨大。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其年度会议的报告中提议建立“互联网管理制度”，严格规范社会网络和即时消息系统，并惩罚那些传播“有害信息”的人。会议的焦点是文化和意识形态。

微博改实名注册 加强打击言论自由

分析家和管理微博的个体公司的员工说，中共官员施压，要求对异端的审查要越来越严格，反应迅速。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局正在讨论要求微博作者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注册帐户取代现在盛行的匿名方式。虽然中国最有名的博客作者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名字，但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将使线上揭批中共官场有相当高风险，而揭批中共官场是博客不可取代的两项服务大众的特点。

大众舆论称，这无疑是在加强打击言论自由。

这条保守的规定，恰逢中共高层预定的新旧更迭期间，这个微妙的更迭将持续到明年。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共对官方渠道以外的直言的宽容度逐渐下降，官僚晋升的渴望使他们趋于以保守面孔示人。

席卷中东的人民起义爆发之后，中共当局开始打压异己，说明中共高层联想到他们如何继续保持绝对权力的问题。在一些人看来，这也牵扯到象周永康这样的高层强硬分子，周是公共安全的负责人，主持过对中国西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骚乱的镇压。

10月25日，中共喉舌新华社报导，周敦促当局解决“关于社会诚信、道德和互联网管理”的问题，并强调他所谓的“互联网管理的法律和法规早日出台”等事项。

自由的言论在互联网生根发芽的进程使中共高层感到不安。

微博越禁越多 娱乐节目竟被政治联想

微博客(或称微博)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去年，中国民众选中微博作为传播有关中共政权和高层领导丑闻和八卦的论坛。微博中最大的两家──私人企业的新浪公司和腾讯控股，每家的注册用户都超过2亿。

面对官方检查，微博中充斥着诸如官方渎职的消息，如七月狂潮──云南省官员的聚众淫乱（有照片）。业内人士称，微博的主要监管机构，总部设在北京和深圳的共产党互联网办事处，已遭到上级官员就有关允许丑闻在网上流传的训问。

事实上，当局可以很容易地关闭微博客，2009年新疆种族骚乱后，当局切断网络达10个月，但微博的日益普及，使这种情形很难再重演，在一年内微博用户数量翻了两番。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说，中共领导人承认这类网站为人们宣泄之所需，但对于微博，他补充说，“他们也担心，这个解压阀可能变成一个爆炸装置。”他说，当局可能会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用户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注册，同时要求运营商更加紧密地监察贴子，“我认为他们会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我们希望，也曾建议，他们不要采取对抗方式。”

有些变化已经很明显。除了内部监控禁止的话题，在最近几个月，运营商已建立“谣言驳斥”部门，人员由编辑组成，他们负责调查和打击他们认定的“虚假信息”。

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开始对微博业主公开视察，时有微博写手陪伴，在视察中他敦促大家“维护社会秩序”和“端正思想”，暗示官方对他们的看法将取决于他们的合作态度。

当局对电视的限制模糊不清，据官方报纸《环球时报》英语版报导，表面上规则适用于中央电视台的综合频道CCTV-1，不包括艺术和娱乐频道CCTV-3。其实，限制越模糊不清，就越容易给“越界”者治罪。

不少业内人士解释，中央官员发布的规定和早期的措施是试图提高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以抵抗卫视异常成功的娱乐节目的冲击。去年，中共官员通知江苏卫视人气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制片人，让节目降温。

九月份，以播出时间超过限制为由，当局暂停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播出，许多业内观察家说，节目被叫停可能有其他原因，如节目怂恿电视观众通过手机短信声援自己喜爱的参赛者，行为类似于投票。关闭“超级女声”可视为对整个电视行业的警告，预示着新的规则诞生。

在北京的业务顾问和传媒分析师毕晓普（Bill Bishop）在他的博客DigiCha中写道，新的限制措施可能促使电视观众上互联网寻找娱乐节目，另外，官方可能打算对线上视频内容也加以限制。“中国的发展趋势似乎规矩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投资者可能要考虑冒更大的监管风险。”

（贵远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