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在毛澤東時代，對臺政策很簡單，那就是武力統一。毛時代不變的口號是「一定要解放臺灣」。1958年毛澤東下令炮轟金門，未取得預期的成功，武統不得不擱置，但是「解放臺灣」的口號並沒有放棄。在毛時代，每年十一國慶遊行，官方擬定的口號單上，最後一個口號永遠是「一定要解放臺灣」。儘管大家都知道現在一時根本解放不了。毛澤東在和尼克松、基辛格談話時，甚至把統一一事推到百年之後（毛對尼克松說：臺灣問題「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但是仍然不改變「解放臺灣」這個口號，因爲毛澤東深知統一臺灣只能靠武力。「和平統一」？這不是空手套白狼嗎？臺灣自己呆得好好的，憑什麼要讓你把它統一了去呢？人家還想把你給統一了呢？所以毛澤東從不做「和平統一」的白日夢。

那麼，不可一世、愛發奇想的毛澤東都認定做不到的事，爲什麼務實而精明的鄧小平卻以爲他能做得到呢？你說，鄧小平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從而使和平統一成爲可能。按照一國兩制，允許臺灣保持自己的制度，甚至可以保持自己的軍隊，多優惠呀。但問題是，不管一國兩制開出的條件多優惠，它畢竟是一個招降的方案（臺灣人說得好：「一國兩制就是把我們本來就有的變成是你中共給我們的」）。人家臺灣人有總統有國會，人家有人家的中央政府，憑什麼要自動降格，臣服你北京，接受「你中央，我地方」的格局呢？更何況今日的臺灣是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憑什麼要給自己戴個專制的緊箍咒，找個專制的太上皇呢？

實際上，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既是一步高棋，也是一步險棋。它是專門針對當時仍處於威權統治的國民黨政府，尤其是針對年事已高的蔣經國而量身定做的。

1981年十一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提出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明確講到：「國家實現統一後，臺灣可作爲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臺灣地方事務。」「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1982年1月，鄧小平在接見海外朋友時，第一次把上述設想概括爲「一國兩制」。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同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談到收回香港問題，首次公開提出「一國兩制」。一般人以爲中共是爲了收回香港而提出一國兩制，然後才說一國兩制也適用於臺灣；其實，一國兩制設想首先是針對臺灣提出來的。

那麼，中共爲什麼要針對國民黨，針對蔣經國提出「一國兩制，和平統一」呢？他們憑什麼相信，那個和他們惡鬥了好幾十年，彼此間有着血海深仇的老對手竟然會自動自願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向北京俯首稱臣呢？因爲他們發現了臺灣國民黨政權的一個嚴重而隱蔽的內在危機，他們發現了一個不戰而勝的機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臺灣，內外交困。在外部，臺灣被國際社會所拋棄，絕大多數國家都和中華民國斷絕了正式邦交；在島內，以本土力量爲主體的反對派雖然剛剛遭受到高雄事件的重挫，但潛流洶湧，後勁不可低估；隨着時間的流逝，老一代的外省籍黨國政要相繼過世。作爲政治強人，蔣經國當然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繼續實行其威權統治，但是這種局面又能夠撐多久呢？外有大陸的威脅，臺灣自身的安全越來越成問題；內有本土力量的挑戰，強龍越來越難壓倒地頭蛇。與此同時，大陸的中共政權卻走出十年浩劫重現生機，鄧小平大刀闊斧推行改革開放，在國際社會贏得廣泛的尊重（那時，戈爾巴喬夫還沒上臺呢，更沒有發生「六四」）。一方面，美國利用大陸對抗蘇聯，另一方面，大陸則利用美國向臺灣施加壓力。在這種形勢下，鄧小平想出一國兩制這條妙計。他們對蔣經國和國民黨喊話：你們中華民國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了，趁早接受我們的一國兩制吧，我們保證你們可以在臺灣永久執政，保障你們的一切利益不受侵犯，只要你們願意歸順我們，放棄中華民國的招牌，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反過來，如果你們拒絕一國兩制，那麼要不了多久，本土反對力量就會起來取而代之，到頭來你們既保不住中華民國的牌位，又保不住自己的特權。

我在1988年5月號的《中國之春》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中國統一之我見」，其中寫道：“有人說，共產黨對臺灣威逼交加，會把臺灣推向獨立的方向。可是，共產黨人可能會認爲，臺獨的傾向越強，國民黨接受一國兩制方案的可能性就越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所副所長李家泉在『再論臺灣與大陸統一的模式』(人民日報海外版1988年3月29日)一文中，告誡國民黨當局不要硬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撐下去，否則，‘將來被別人取代改一下『國』的稱號，其結果必將是禍國殃民，成爲中國的歷史罪人’。這句話的含義很清楚:既然『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不被承認，臺灣的處境將日益艱難，爲了謀求生存和發展，臺灣要麼只有統一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麼只有宣佈獨立，另改國號。照共產黨的分析，如果是後一種情況，國民黨將負『歷史罪人』之名，並失去在臺灣執政之實，反不如取前一條出路，除了在名義上由一國政府降爲一省政府外，其餘一切不變。”

應該承認，一國兩制這一招果然厲害。如果蔣經國貪圖一黨之私，他完全可以在「民族大義」的幌子下與鄧小平「相逢一笑泯恩仇」，接受一國兩制，國共第三次合作，共同「振興中華」；既體面，又實惠。然而，蔣經國沒有接受鄧小平的盛情邀請，堅決拒絕一國兩制，同時大力推動政治改革，解除黨禁報禁，從而使臺灣走上民主化的不歸路。一旦臺灣實現自由民主，一國兩制就失去了着力點：統治者可能爲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願意接受一個降級的王位，但是，獲得自由民主的人民決不願意在自己頭上再來一個專制的太上皇。

開放民主意味着國民黨有可能被選下臺，意味着臺獨勢力將浮出水面。中國官方出版的《遏制臺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臺獨的溫床，使臺灣社會從此走上臺獨的歷程。」中共勸說蔣經國接受一國兩制，責以「大義」，曉以利害，靠的就是渲染國民黨會下臺與臺獨勢力會上臺的可怕前景。說臺灣實行民主必將導致臺獨，當然是錯的；但要說臺灣民主使得臺獨成爲一種可能，則是對的。蔣經國本人當然是既反對一國兩制，又反對臺灣獨立的；但是他不會不清楚，臺灣一旦真正民主，就堵死了一國兩制，而臺獨則成爲一種可能。因此當蔣經國決心開放民主時，那就意味着：對蔣經國而言，寧冒臺獨之險，也不要統一於中共。這一價值優先的選擇，不知那些讚頌小蔣的人士是否都能理解？

不過鄧小平肯定是理解的，這就是爲什麼在1989年5月，鄧小平要對戈爾巴喬夫說：「我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臺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後來的中共統治者未必不明白一國兩制早已破產，只是他們既沒有改變舊政策的勇氣，又實在提不出像樣的新政策，於是就只好照着老調子，有口無心地繼續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