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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交易」及其政治后果
 
作者:陈小雅
 
【人民报消息】照政治权力被限制的程度,人们习惯分出两种政体:凡政治权力按照最高统治者意愿进行分配的,称为「专制政治」;若按照「民意」进行分配的,称为「民主政治」。然而,上述两种「纯粹的形态」常常只存在于发展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社会中,在一些动荡频仍、政变迭起的国家与社会,那里的政体不论简单地划入哪一类,都给人「足不适履」的感觉,以此套用中共党内斗争、臧否人物,也不得要领。是否存在政治权力像股市一样,按照「入伙分红」的原则,根据加入者的「资本」进行分配的一种「股份政治」呢?一百多年前,John Stuart Mill(1808-1873)和Spencer Herber(1820-1903)就提出「国家是一种股份公司」的思想,不过,根据英国政治历史发展的特点,它可能更倾向于其「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权力」,而在「东方」和其它更广大地区,这「资本」的含义更广泛罢了,它的具体内容,依特定社会的生长特点和成熟阶段而各不相同。在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描述的日耳曼部落里,男人的「价值」在于他身上的箭疮和刀伤,那时,躺在充满野性的日耳曼姑娘怀里,被数著伤痕的战士,就是今日「傍小秘」、「娶二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大款」。

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文革回忆录中,常常记叙人们当时的心态:大家在表面上都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但真正面对打倒老干部的事实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会自问:难道他们不是对革命有「重要贡献」和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吗?张志新就是为这种信念付出了生命。可见,这个人们心目中的「重要贡献」和「汗马功劳」,是有「价值」的、有「权威」 的,是不依「最高统帅」的命令而转移的。而一旦这些「价值准则」发生动摇,「原则的革命」就开始了。所以,林彪说「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过去革过命的命的命」──这并非一种胡说。

又如,1989年「六四」后在海外形成的「民运」,也是按照一定的价值准则进行权力分配的。这种「资本」,就是人们从事民运的「资历」。如此,才有围绕著天安门英雄、民主墙斗士、六四黑手、民运之父、之兄、之嫂和XX喇嘛的「人力资源」配备、「经济资源」聚集,进而至于媒体关注的「等级分布」……。这种政治具有两种前途:向前进入民主政治,向后堕入专制政治。

同样,当专制者威信急速流失,专制统治无法维持、走向解体时,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再次流转,并重新分配,这也预示著一种「革命」的到来。目前的中国和70年代的中国,大致均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笔者发现,当我们使用「股份政治」的概念看中国现代历史时,不仅所谓「高岗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帮」的评价问题迎刃而解,就是那看来扑溯迷离、讳莫如深的「毛周关系」,也不是「不可言传」的了。

「股份政治」历史的起点,往往就是逻辑的起点。

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权力,是按照中国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所作的贡献进行分配的。社会的资源和利益,也是依照与这些斗争和这个集团的密切程度,像波纹一样,按等级分布的。由于这个「引力场」的客观存在,为要生存和发展,人们必须像股市中的「小股民」追逐「强势股」一样地附骥于政治上的「强势集团」,努力地越过自己所在的圈层,向中心靠拢。在这里,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自然而然地表现为自我「背叛」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践踏他人权利的「权利」。又由于这是一种社会公认的「价值」,人们对那些在民主社会看来等同于「犯罪」的行为必然见怪不怪!

──这种「向心运动」的结果,就是核心权力的日益强化,而外围最终全部丧失自我。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十年,专制政治自我「炒作」动能耗尽,直至自我否定。1971年的「林彪事件」,使最高统治者威信急剧流失,毛泽东既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路数统治下去,高层政治生活也无法照旧继续下去,于是中国的政治出现了转机。

然而,这次政治转机,并未成为民主政治的起点。

随著「解放老干部」的开始,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开始背离「文革权贵」的意愿,按照旧有的「价值观」重新聚合。毛泽东的「大树」虽然未倒,但「东风」与「西风」的争夺,已然势均力敌……

而这种「股份政治」的回潮,确是由一笔「巨额」政治交易的成立为背景的。

周恩来帮毛泽东「圆谎」在《再谈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我们已经谈到,为要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掩盖毛泽东亲自发动、并寄予最高理想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不得不与江青「串谋」,制造了一份「三年早知道」的文件─即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由于这封信的披露,人们才得以把林彪的「出走」-这一「文革」的最大失败,无耻地宣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胜利」!但是,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除了需要有江青的配合外,还要有另一位「帮衬」。而在中共党内高层,有资格、有能力、有愿望扮演这个角色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

那么,周恩来是如何帮助毛泽东「圆谎」的呢?对于这一幕,王年一在其《大动乱的年代》中,留下了难得的记述:

(1972年5月,批林整风汇报会)会议最主要的文件是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关于这一文件,周恩来5月21日说明如下:「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了冷水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非常深刻的一封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443页。)

──在这里,周恩来主动承担起八年前「在场」的角色,这无疑对毛泽东导演的这场戏,起到了「鼎力」证明的作用。也许事实正如周恩来所说,他的确在事发当时看到过那封信的副本,并且有其它「政治局委员」(据说是王任重)也读过,为甚么我们不可以相信周恩来,而一定要说周恩来是帮助毛泽东「作弊」呢?除了笔者在《再谈毛泽东与「水浒」》一文中,对毛信本文内容所作的辨析外,我们还有其它证据吗?

仅仅根据王年一的以上记叙,就可以提出四条质疑:

其一,关于这封信的面世,毛泽东为甚么没有留下一句话?

其二,「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这封信是有可能的。但他未指明在何时、何地,也未指明是原件,还是其它版本。

其三,周恩来自称读到过毛泽东信的抄件。这也有可能。但他没有说,他当时看到的那封信与发表的信是否内容相同。

其四,接触过这些会议讲话的王年一,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掌握者,亦不相信「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判断,在整个事件的估价中,享有高于局外其它人判断的地位。因为,在下面,他继续写道:

「到会同志学习了这一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到各组解释这一封信。江青的解释刊登在会议简报上,她说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没有根据,不合事实。……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公布这一信件,可能是想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早有认识。其实他回答不了过去何以重用林彪这一严肃而尖锐的问题。」(同上,1988年12月版443页)

那么,「政治局一部份同志看过」的这封信,到底是那种版本呢?根据当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贤回忆,是林彪事件(即1971年9月13日)以后,毛泽东从他的档案中找出的原件的「抄件」-和周恩来自称在1966年7月11日在武汉看到的版本一样,至于那封信的原件到哪里去了?徐景贤说,早就被周恩来烧掉了!

请看徐景贤在《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一文中,是如何写的:

「这封信公开发表的过程。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告诉我们,一九六六年七月江青收到毛泽东这封信后,感到十分重要,给周恩来看了,江周商量,觉得应把这封信给林彪看,于是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同意,但指示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掉。当时林彪在大连,周恩来特地把信送往大连,给林彪看后当面烧毁。但等到一九七一年林彪命丧大漠后,毛泽东却从他的档案里找出了这封信的抄件,并决定在一九七二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原来,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写完了这封信后,当即要随身秘书照抄一份,原件发出,抄件存档。为了使与会者相信信的真实性,周恩来特地把抄件复印后发给与会者过目,并带回去各自存档。我也看到了此信的抄件,抄信的人字迹很稚拙,抄在直条纸上,上面留有一两处改动,是毛泽东的笔迹,改动不大。周恩来并把抄件印成铅印本,发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形成了中央文件。」(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月10月号)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周恩来的叙述,已经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在「王本」中,周是在武汉毛泽东那里看到这个抄件的;而在「徐本」中,周是在江青那里看到的(当时江在上海)。不仅如此,周看到的是毛泽东给江青信的原件。他不仅看到过这封信,并且握有这封信的「处置权」!

──这就给周恩来在这个游戏中所扮演的角色,赋予了前所未有的「份量」。

那么,周恩来是否当著林彪的面,销毁了原件呢?林彪已死,没有第二个人知晓。

但无论如何,周恩来事后还是选择了帮毛泽东「过关」的立场。不仅他个人如此,连素来「低调」的邓颖超也加入了这一「交易」的行列。徐景贤写道:

「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后,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都要上简报。我也在小组讨论时作了发言:读了毛主席的信,受到深刻的教育,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主席高瞻远瞩,对林彪的问题早有察觉,等等。其它人的发言,也都是这个基调。另外,也有人称颂江青的,例如邓颖超的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江青,读了当时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搜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同上)

毛泽东为何沉默?在这场「政治秀」中,毛泽东的「现场」态度,当然是人们评分的最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虽然上场,但没有留下一句「台词」。

而事情的蹊跷也许正在这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留下毛泽东的话,并不等于他没有说话。他如果没有说话,是不会有人「斗胆」去发表他的私人信件的。而根据以往的惯例,毛泽东字字如金,即使「放屁」一类的措辞,也会记录在案;每临会议,「最高指示」的传达也总是要记叙在先,传达在先,重点强调和专门学习的。但是,在如此重大的一件事上,却没有。这说明,毛泽东的话,是被刻意「隐」去了。那么,谁能作出这样的决定,隐去毛泽东的讲话呢?谁敢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只有毛泽东自己。如果这封信真如公开的信息所说,没有甚么「来历」的问题的话,毛泽东应该不回避为它作一些说明。并且在说明时,也可以是理直气壮的。但是毛泽东却没有。

──这是否说明,毛泽东是在刻意回避一个今后将发生的「历史的诘问」呢?

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记载了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段耐人寻味的谈话:「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统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了错误,然后又指著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毛泽东、周恩来会见越南总统范文同时的讲话,1971年11月22日,载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361-362页)

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如果按照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所示,毛泽东不仅早就看穿了林彪,而且洞穿了历史,他何错之有?他又有甚么需要周恩来们「原谅」的呢?这段讲话,对于他们精心制造出来的说辞,难道不是一个有力的「反证」吗?

所以,笔者认为,这与其说是毛泽东「言不由衷」的「调侃」,不如说这是毛泽东「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

是毛泽东自己,几乎泄露了「天机」!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回赠」以上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毛泽东的心态,是一种「犯错误」的心态,同时也说明了有关「政治局委员」和周恩来选择了「原谅」毛泽东的态度。而人们如何才能「原谅」毛泽东,而又能被这个自尊的「帝王」接受呢?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接受毛泽东为自己编造的说辞。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此时的毛泽东,作为「帝王」的威权,已经风光不再了。正因为如此,在这场「政治现代秀」中,他不能单方面地接受臣僚们对他的「馈赠(原谅)」,他也必须按照「股份政治」──礼尚往来的原则,给「赠与者」──即入股者以「回报」了。这一转变,在数年之后──「主人翁」的弥留之际,已被毛泽东确认为「既定方针」。尽管绝大多数人对「它」的内容不甚了了,甚至怀疑它是否存在,但是,其实在「林彪事件」之后不久,人们已经在这个「新规则」中生活了。

不过,这种「新规则」的「不规则性」的的确确是由毛泽东态度的暧昧和历史的诡秘造成的。

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在那次「批林批孔汇报会」上毛泽东给予周恩来的「回赠」。

王年一继续写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6月10日、11日、12日在会上作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周恩来光明磊落地作了自我解剖,感人至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6月23日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了文件加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党内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说过,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大动乱的年代》,444页)

──据称,在会议的原计划中,并没有这些安排。那么,毛泽东为甚么要作出这样一些古怪的提议呢?《晚年周恩来》的作者认为,毛泽东这样作,并不是在「挽救」周恩来,而是在「整」周恩来。为甚么要「整」周恩来呢?是因为他在病重时,曾许诺过要「交权」给周恩来,此时,他后悔了!他要把承诺收回来。(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373页)然而事实是,这次会议以后,毛泽东并不是「收回」权力,而是更进一步地交出了权力。在党的「十大」问题上如此,在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上也如此,在内政外交问题上也是如此。况且,周恩来的历史问题「早有定论」,仅毛泽东自己,历史上就有三次为周恩来「作证」,甚至留下了文字记录;几十年来,周恩来的「总理」地位从未因那些问题而动摇过。

那么,如何解释此后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过对周恩来的批评呢?笔者认为,这并不说明毛周之间没有「交易」,而是因为这场「交易」存在极为复杂的内幕。何况,参与这个「交易」的还有「第三方」,即江青代表的「文革上台派」。在毛泽东一方,他也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任何专制统治者来说,「交易」是被迫的。「交易」总是在力有不逮、势所不及的情况下才缔结的。正因为毛泽东是被迫的,他对「握有把柄」的人才更加防范,并对可能存在的「要挟」更加憎恨。这,也是历史的规律,人之常情。

毛、周、江──新「三国演义」在世界历史上,凡帝王与臣属缔结和约时,帝王就不再是帝王,专制政治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

由于「四人帮」对文革的「贡献」,他们在客观上已成潜在的「强势集团」,再加上江青对毛泽东这个「游戏」的入股,她在客观上手里就多了一张向毛泽东「讨价还价」的「王牌」,并因此而是成了毛泽东的「债主」。她不甘心「参与游戏」的周恩来独得「文革」后组阁的权力,更不甘于「文革」的最终果实,又回到「走资派」手里。所以,她必然要「闹事」。

在新形成的「江周对峙」中,「四人帮」已经掌管著「舆论王国」的大权,并伺机插手军队;周恩来一直掌管著「经济王国」的大权,在军内有著深厚的根基。毛泽东此时虽然仍像征著「汉家道统」,具有「仲裁」的地位,但除了「军事王国」以外,已无真正的「地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他都必须「联合」一方去制服另一方。而在江周双方的战斗中,「反毛」这种指责,已仅仅是一根打击敌人的「棍子」,它丝毫也不意味著自己是忠诚的。在这场「新三国演义」中,三方「交火」的地段,一在人事、二在外交、三在教育。每一次「摩擦」都是以毛泽东的「合纵」或「连横」了结,而又不能根本解决争端。例如:

就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关于「伍豪事件」的指示并未落实。王洪文甚至暗地交待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来,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见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铁骥《最后的斗争》,均载于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66、353页。)

就在周恩来一口气解放175位将军(谢国民《175位将军的解放》,同上书,307-320页)的同时,毛泽东发动了指向「兴灭国,继绝世」、「克己复礼」的「批林批孔」运动。但当「四人帮」联系实际批「走后门」时,毛泽东又说「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不要「形而上学猖獗」。

基辛格访华期间,周恩来因私自会见基辛格,洽谈军事合作的问题,毛泽东亲自掀起了一场大批「右倾投降主义」的风浪。在之后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要「准备打仗」时,甚至含沙射影地暗喻周恩来「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但当江青、姚文元把问题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控周恩来 「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时,毛泽东又指责江青,「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471页)

当「四人帮」仿照延安整风的调子,借批「经验主义」责难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时,毛泽东又说「教条主义仍是主要危险」。并说江青,「我看她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不仅如此,在1974至1975年间,毛泽东还多次批评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搞分裂」、「搞四人帮」小宗派;说「总理还是总理」,赞赏邓小平的 「钢铁公司」(意指邓小平有原则,不向江青的「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屈服);甚至明示王洪文不要翻来覆去,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但是,这并没能制止 「四人帮」的聚集,和政治上的一意孤行。

1975年5月,毛主席甚至几次提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上毛的谈话,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395页)

──毛泽东此番的讲话,并没有收到上一次「逼」走林彪的效果。究其原因,大概不是「四人帮」乃一干「无用文人」,没有「天马行空」的资本和逃路,实因毛、林当日的「君臣关系」到这个时代已不复存在。对此,毛泽东是心知肚明的。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到了《红楼梦》的「贾母之死」,他说,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我劝人们去看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段描写。(徐中远《毛泽东评五部古典小说》,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版,13页)

毛泽东还说江青:「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不在她眼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395页)

关于毛泽东与江青和四人帮的「新关系」,徐景贤还有一个生动的细节记载:

「在铅印(毛泽东给江青的信──引者注)印发时,江青要求把原信开头的称呼『江青』改成『江青同志』,经请示毛泽东,没有同意,只是在作为中央文件印发时加了个标题:『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一封原件已烧毁的毛泽东信件》)

──此时,在江青眼里,毛泽东已不仅是一个「土包子」,而且是一个集顽固、老迈、衰朽和说谎于一身的「可厌」的人了。就连一个小小的王洪文,也把毛泽东的劝诫当成耳旁风。对于他的这帮「好学生」来说,他存在的唯一意义,只剩下帮助他们在未来政治权力的格局中多挣得一些「份额」了。

毛泽东的晚景,怎一个「悲凉」了得?!

得不偿失的周恩来「新三国演义」的格局已成,但毛周交易仍然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周恩来「甘愿入伙」,究竟得到了甚么?所谓「投降问题」到底能否立案?它到底是毛泽东的「松绑」,还是出于疑虑、报复而为周恩来套上了一个牵制的「笼头」?其疑问,因下面几个问题的存在,而凸显出来:

其一,周恩来的问题早有「历史定论」。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历来以善打政治「太极拳」著称的周恩来,这一次却显得不那么潇洒,也不那么「超脱」。他有甚么必要真的按照毛泽东的安排,去作一次说明?这看上去犹如有人说他「有尾巴」,他就急忙「脱裤子」一样,先在尊严上就输了一筹。

其二,如果「伍豪启事」本是「空穴来风」的话,在这场重大交易中,毛泽东不是太「占便宜」了吗?

其三,最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自己,居然为这件本来「不存在」的问题十分「挂心」。铁骥在《最后的斗争》一文中,记述了周恩来罹患癌症晚期,不得不再次动手术时,在手术室门前发生的既令人心酸、又令人难以理解的一幕:

(1975年)9月间,正当江青等人带头「联系实际」,批「宋江」、批「投降派」的喧闹甚嚣尘上之际,重病中的周恩来终于忍无可忍,愤起向「四人帮」一伙进行抗争!

一天,他在医院同有关人员的谈话中愤然提到:……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然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9月20日下午2时,在即将进人手术室前,周恩来突然提出要看他在几年前所作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记录稿,在场的人一时都不解其意。待工作人员将讲话记录稿取来后,躺在担架车上的周恩来强撑病体,用他颤抖著的右手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字样。……当担架车进入手术室时,躺在车上的周恩来又突然挣开双眼,拼尽全身力气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载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2-353页。)

──连骨灰都不打算保留的周恩来,有甚么东西如此「放不下」?

2003年10月18日于北京

转自新世纪 (原载民主中国2003年11月号)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3/11/2/28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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