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奖是奖给文学家的，一个中心议题却是：这次诺贝尔文学奖是否有什么政治偏好，或如中国政府所说有什么秘而不宣的政治动机。一部份人认为：政治归政治，文学是文学，中国的好作家有很多，为什么偏选择一位流亡作家呢？另一部份人则强调高先生一向厌恶政治，其作品相当阳春白雪。这种鸡同鸭讲的争执并无益于讨论的深入。在我看来，如说这奖与政治有关，大有道理，要说这奖与政治无关，也全然不错，这取决于你怎么看。

无论什么人，管他是做工务农，是官是民，都可以有其政治倾向。这与他们的职业无关。政治倾向这词儿有点儿吓人，其实不过是关于社会问题的主意罢了。在民主国家由于没有人的嘴可以大到让别人闭嘴的地步，人们常常会觉得自己的主意没人听，可也常常忘了他们也不爱听别人的。最后如果他们埋怨说我有嘴没嘴差别不大，那算是自作自受之外的小牢骚，换个招儿他们准跟你急。在专制国家里大家都看那几张名嘴的了，说要保持一致。做到这点也很简单，不开口就算一致了(当然有时这样做也不行)。所以大伙儿都作深沉状。不过名嘴圈儿外如果有人张了嘴，无论他是谁，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在那儿说，可别把他看成异类。要知道长期沉默的无奈或机智并不足以使我们相信自己就是哑巴。他不过是动动嘴而已。这对作家说来尤其如此。伟大的文学作品描述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和经历的欢乐，揭示人性和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复杂，尝试人与自然界的对话。如果我们从这些作品中读出作者的政治倾向，那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名句我们不是吟叹了上千年了吗？诚不然连杜甫也算不得是个大诗人了？实际上如果看一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单我们会发现尽管国度不同，许多人都表现出及其鲜明的政治倾向。这其中我们记得有共产党背景的肖洛霍夫，聂鲁达，有反对共产专制的索尔仁尼琴，也有对西方社会中的许多现象或本国政府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萨特，大江健三郎和格拉斯。较之他们，高先生的表述实在是温和得多了。至于惹了共产党，那也实在是没法子的事。既然由于文学是作家们自己生活体验，情绪及对世界观察的艺术表述而成为高度个人化的东西，专制就成了它的天敌。做科学家的要想在他们的专业中直接找专制作对得往哲学上靠，但做作家的要想在他们的自由创作中躲开专制的干扰，查禁以至迫害想想都难。这并不是说在文化专制下我们看不到文学作品，可我真是相信那句话：世无出版自由，遂使三等货成名。比这更糟的是久而久之人们会误把三等敬为一等。这无疑将降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水平。曾有人说我们比的就是看谁能戴着钌铐跳舞。真不愧是作家，能把迫不得己的事说得这么理直气壮。不错，这高超的躲闪腾挪有时也会获得同情和掌声：“你看这杂技耍的，真难为了！”。可我们难道不应对那些从一开始就拒绝精神囚禁的人表示我们更高的敬意吗？难道高贵的人类只配或甚至只能满足观看一群志愿囚犯的舞蹈吗？如果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就是反对文化专制，欣赏自由创作，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再进一步说如果这评奖的结果使人们从其中解读出应该反对那文化专制背后的政治专制------这事儿还就这么发生了------因此这奖和政治就真是有关了，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说大多数中国人，也许还包括那些不时埋怨手铐上得太紧脚钌加得太沉的舞者(？)的感情就受到伤害了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看这评奖与政治还真没有什么关系。高行健先生自我放逐，远离祖国，并于政府开枪镇压人民之后宣称只要专制在就不回去。这其实甚至不能算是其政治立场的陈述。那只是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回避的最基本的人文立场。当时有多少人做过类似的陈述，之后通过接受加拿大政府的保护和美国政府的保护而走得更远所以实际上重申了这一陈述(没有人敢说那和六.四无关吧)。要是将来这中间那位出息了拿个诺贝尔科学奖不知政府舍不舍得送封贺电。其实只是因为高先生一夜之内成了名人且同时还在舞文弄墨，这人性的自然流露------和我们大家一样------便在政府那里上升成了政治立场。但并不是任什么东西都能和政治挂钩的。严格地讲政治仅与如何处理当时的社会资源在各阶层的分配相关。在今天的民主国家里，你说你支持张三做总统，与政治还沾边，可如果你说你反对屠杀和平示威平民，那也只表明你知道文明社会的常识，既出不了名也毁不了你，这都算不得政治问题了。尽管政治环境影响每个人，那毕竟是时空上都很有限的事情。政治家可以权倾一时，艺术家则追求流芳百世。伟大的艺术作品流传百年，千年。后人欣赏它们的时候有多少人会关心当时谁是皇帝，谁是主席，谁是总书记呢？“文章千古事”，“公爵可以有很多，贝多芬只有一个”，这道理中外都懂。诺贝尔文学奖表彰对纯粹文学作出的贡献。这么多年它也有过遗珠之恨，但与政治无关。拿前苏联来说，它先后奖给过肖洛霍夫，帕尔斯特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这三个人的社会遭遇可太不一样了。你说它是要讨好苏联呢还是要颠覆它呢。可是你如果看这三人因之获奖的作品，你又可以看到评奖的一致性。大概也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大江健三郎得奖会是颠覆日本政府的阴谋。中国的反共且有才华的作家不少，黄翔，北岛，郑义，那一个都比高先生旗帜鲜明，干吗不找个大篓子捅。我想那些教授们对文学奖的权威性早就忙得不可开交了，那有那么多的闲心去搞国际政治阴谋呢。想象这些教授们一齐动作设个套儿让咱们政府钻，就不光是滑稽了，那来的这么强的受迫害幻想呢，不怕坏了我们欣赏作品的兴致？

中国政府指责诺奖已沦为政治工具而失去了它的文学意义，真得佩服这脸皮的功夫。想过去虽然蛮横却有时不失爽直，可现在。。。毛泽东早就明确地表示过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至于后面那句为工农兵服务却当不得真。不信你写篇描述“解放”后工农苦难生活的小说试试看。那些年有多少艺术作品是因为不入当局法眼，或仅仅是因为没有看懂，就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文人因此被迫害致死的都不在少数。建国前的作家，除了鲁迅，几乎无人能保住自己在文学殿堂的牌位。鲁爷幸甚，要是多活些日子，中华民族要不就是没有这块脊梁骨，要不就是多一块软骨，我们晚辈烧香都找不着庙门。外国人也不能幸免，有一个批一个，全无敌了。给他一句“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但是。。。”就算是一分为二，皇恩浩荡了。闹得最凶的时候连科学都不能置身度外。好在好事者很快发现读马克思的数学手稿，批爱因斯坦相对论，称粒子无限可分在思想界闹个动静还行，可当真不得，不然红旗虽或不致落地，卫星却绝然无法上天。有人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提它做什么。不对。要知道这种出版检查政策一天也没有改过，这种以党的好恶为评判标准而决定作品的出版与查禁的事实天天仍在发生。不信你可曾见过政府停止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要说公开反省过去的错误了。我们总不致天真到认为这次政府的讲话是对党的一贯文艺政策的公开放弃吧。

余生也晚，幼时可读之书寥寥。偶有机遇读到一些禁书，始知书也曾可以写这些，也曾可以这样写，脸红心跳或苦思冥想一阵，因没有与他人交流的大环境，只索罢了。及长，已有机会读些书了，却时时发觉因早年营养不良，欣赏一些名著时已不甚了了，也可谓虚不受补吧。我没有读过高先生的大作，真是希望读过之后不致连说不喜欢的资格都没有。我的一位朋友说：“这是一粒种子，栽在岩石上便不得活，如有奇遇，易地而植，分明是鲜花一朵。”高先生没有浪费这奇遇，于千百株不幸早夭的鲜花之后得放异彩，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天道有德。

还是让我们来表示对高行健先生的敬意和祝贺吧，为他对创作自由的坚守不渝，为他自由创作的文学成就。(回声)(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