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会命令成立国防大学针对人民解放军的情报交换站时，蒙塔波托为五角大楼提供了计划，包括雇用33名专家，在西南设立一个大办公室，每年开支450万美元。

最初，五角大楼拒绝了那个计划，因为它似乎是促进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接触，而不是提供关于中国军方战略和发展动向的信息。

克林顿政府已经显著增加同中国军方领导人的会见与交换，而中国利用那些机会发展情报。五角大楼对于那些已经厌烦，高级官员反对蒙塔波托任新成立的中心主任，但国防大学仍然坚持任命。

当克林顿反对成立这个中心的要求时，该中心的重要性立即突出显现出来。

在成立这个中心并报告中国军事力量的决定中，国会认为中国将对美国构成军事威胁。克林顿1999年10月在签署289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时说，“我相信我们不应当采取已经作出决定的行动，更倾向于显示中国已经选择了那条道路。”

文章说，克林顿的政策和那些柔性路线者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他们增加的危险性超过了国会中那些要求增加了解共产党政权军事企图的力量。

蒙塔波托淡化中国威胁的作法同中国的军事政策相一致：在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起来之前，防止美国认识到中国正在上升的力量。

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政策，他说，中国在具有可以打赢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之前，不要挑□，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

中国军事著作预计中国将在2020－2030年期间面临战略僵局，那将是“危险的十年”。

到2020年，美国将不能无视中国正在增长的力量。但中国军事和战略计划专家担心，到2030年之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对抗。

中国所需要的是再有三十年克林顿式的“接触”，即淡化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美国的国防预算和给予中国技术和财政鼓励。

中国官员认为某些美国专家是表达北京观点的重要渠道。多数专家都是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

不像数千名专门研究欧洲和俄罗斯事务的政治科学家，专门研究国际安全和外交事务的中国专家都能进入大会议室。他们多数人都通过互联网讨论问题，而互联网讨论又是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的一个目标。

以中国安全组为例。每天早上，一百多名美国高层决策者和情报官员都收到互联网讨论组上贴的电子邮件。搜集这些电子信息的包括美国政府内最重要的中国政策决策者，包括五角大楼中国事务官员科伯特（John Corbett）上校。这个讨论组非常倾向中国，经常批评包括华盛顿时报在内的媒体对中国事务的报导，尤其是格茨关于中国向流氓国家出口武器或中国间谍的报导。

例如华盛顿时报报导了共和党候选人布什的外交政策顾问莱斯（Condoleeza Rice）的观点之后，“中国安全”组通过电子邮件攻击那一文章“夸大”，“非专业”。

“中国安全”组的参加者多数都是高层安全官员，至少包括十名中央情报局官员。对形成中国政策施加影响的强大网络包括现任和前任官员、学者和其它中国专家，“中国安全”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这些倾向北京的专家所提出的中国观点不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却为政治局的战略服务。中国对外宣传的主题非常简单：中国不是威胁。

文章说，尽管柔性路线者和克林顿政府的努力，美国人民仍然没有把中国当作友好大国。华尔街日报和NBC新闻的1999年9月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战略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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