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揭示：TikTok壓制反共內容洗腦美國青少年（多圖）

iPhone 上顯示的TikTok 標誌。（Photo by Dan Kitwood/Getty Images）

【人民報消息】美國最高法院將於1月10日(星期五)就短視頻應用平臺TikTok在美國市場的命運進行辯論。辯論預計會聚焦國家安全和言論自由。與此同時，美國學者的最新研究發現，TikTok可能通過演算法操縱來壓制平台上的反中共的內容，影響美國人對中共的看法。據美國之音報導，TikTok為總部位於北京的中國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所有。根據現任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在2024年4月簽署的聯邦法令，TikTok要麼在1月19日之前與母公司字節跳動剝離，要麼就面對在美國應用商店被下架的命運。這一禁令定於1月20日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就職前一天生效。對此TikTok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訴，理由是相關禁令違反了言論自由。最高法院星期五的聽證就是關於這項上訴的。有國安專家指出，TikTok是中共認知戰中重要的一環。他們積極收集美國用戶數據並且操縱輿論，推進中共戰略利益，這些侵犯性行為不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 TikTok通過演算法推進中共宣傳？ 在TikTok的命運即將揭曉之際，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網路傳染研究所(Network Contagion Research Institute，以下簡稱NCRI)2024年12月30日發布最新研究報告說，TikTok很可能是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具，因為它顯著淡化了與中共相關的負面內容，例如1989年天安門廣場對民主示威者的血腥鎮壓、新疆維吾爾人受到的迫害等。此外，報告說，用戶在TikTok上花費的時間越多，他們對中國人權記錄的看法就越積極。這份題為《TikTok的信息操縱及其與美國用戶對中國（中共）看法的關係》(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on TikTok and its Relation to American Users』Beliefs about China)的報告主要就三個問題做了研究：第一，是否可以在多個社交媒體平台上觀察到有利於中共利益的敘事被放大和批評中共的內容被壓制；第二，有利於中共利益的敘事被放大和對批評內容的壓制，在TikTok上是否比其他平臺更為明顯；第三，接觸到此類內容的用戶是否更傾向於支持中國（中共）的政策和行動。

TikTok上的搜索結果幾乎完全顛覆了TikTok用戶的參與度指標，該平臺產生的親中共內容與反中共內容的比例（內容比例）遠遠高於用戶參與度的相關比例（即對於親中共和反中共內容的點讚和評論比例）。（圖片來源：美國羅格斯大學網路傳染研究所NCRI研究報告截圖）

就第一個問題，報告利用在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上新創建的帳戶來評估不同平臺在親中共和反中共的敘事方面有何不同，特別是涉及西藏、天安門廣場、維吾爾人和新疆的搜索內容。結果顯示，批評中國（中共）的內容在TikTok上遠不如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那麼容易獲得。根據該報告，Instagram上關於維吾爾人和西藏的內容中分別有84%和31.7%是反中共的，TikTok上類似內容的比例僅約11%和5%；在YouTube上搜索「天安門」產生了大於65%對中共持負面態度的內容，而在TikTok上這一比例僅約20%。第二項研究調查了TikTok、Instagram和YouTube上支持和反對中共的內容的流行程度是否與用戶參與度的指標(即點讚和評論數量，社交媒體平臺通常使用兩個指標來放大內容)相符。結果顯示，儘管TikTok用戶更多地參與反中共內容，但TikTok上親中共內容的比例過高，這表明背後存在「宣傳操縱」。研究報告寫道，「在TikTok上，用戶對於反中共內容的點讚或評論幾乎是他們對親中共內容的點讚或評論的四倍，但搜索演算法產生的親中共內容幾乎是(反中共內容的)三倍。Instagram和YouTube都沒有顯示出內容比例與點讚、評論比例之間的這種極端差異。」報告作者認為，如果TikTok提供的反中共內容(與親中共相比)相對較少，而用戶參與度的統計數據無法為其提供支持，那麼TikTok的演算法就有可能被用於推進中共的宣傳。報告指出，研究二的結果表明，Instagram和YouTube上親中共和反中共內容的演算法放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商業考慮」，而「推進中共宣傳」在TikTok內容的「演算法策劃」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兩項研究的結果結合起來，強烈表明TikTok壓制了反中共內容。」作者寫道。第三項研究則涉及一項針對1214名美國人的調查，評估他們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花費的時間以及對中國（中共）的看法。結果表明，用戶在TikTok上花費的時間越多，對中國人權記錄的評價更為積極，並表示更傾向於將中國作為旅遊目的地。

美國羅格斯大學網路傳染研究所NCRI的研究報告顯示，在TikTok上花費的時間越多，用戶對中國人權記錄的評價更為積極，並表示更傾向於將中國作為旅遊目的地。（報告截圖）

綜合三項研究的結果，報告作者提出了一個明顯的可能性，即「TikTok是中共宣傳的工具」。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的調查，在18至29歲的美國人中，大約39%的人通常在TikTok上獲取新聞。報告作者之一、羅格斯大學新布倫瑞克分校心理學系的傑出教授李．朱西姆(Lee Jussim)對美國之音，TikTok對美國年輕用戶構成的最大風險是可能被用來在美國挑撥離間，並且對年輕人進行灌輸，支持中共的目標和議程。他說：「我們的研究並沒有直接解決這些可能性。但我們的研究強烈表明，中共利用TikTok來推進其利益，而我們調查的一個可能解釋是，他們成功地說服了美國人這樣做。」 NCRI主任兼首席科學官喬爾．芬克爾斯坦(Joel Finkelstein)告訴美國媒體《自由新聞》(The Free Press):「(TikTok)這種規模化的灌輸並非假設，而是真實存在的，」他表示，「最高法院的審理不是關於我們是否面對一個假設威脅，而是關於我們是否允許這種灌輸繼續存在。」 TikTok稱報告預先設定了結論 TikTok發言人星期二回覆美國之音稱，NCRI這項有缺陷的實驗顯然是為了得出錯誤的、預先確定的結論而設計的。「NCRI之前的研究已經被外部分析師揭穿，這篇最新論文也同樣存在缺陷。創建虛假賬戶，以規定的方式與應用程序交互，並不能反映真實用戶的體驗，就像這項所謂的研究並不反映事實或現實一樣。」去年8月NCRI的確做過類似的研究，當時發布的初步研究版本也曾面臨「巨大反對」。NCRI主任兼首席科學官芬克爾斯坦告訴《自由新聞》說，最新版研究增加了「雙倍證據」，並將在經過同行評審的期刊上發表。 12月的更新版報告已被國際期刊《社會心理學前沿》(Frontiers in Social Psychology)接受發表，作為專門討論全球民主威脅的特刊內容，預計將於今年二月或三月出版。報告作者之一朱西姆說，譴責NCRI的研究顯然符合TikTok的利益。他呼籲TikTok公開演算法，允許美國研究人員深入調查。「如果他們的演算法如此乾淨和純潔，也許應該公開這些演算法，這樣美國科學家和監管機構就可以評估他們在多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共的宣傳。」華盛頓智庫保衛民主基金會(FDD)網路與技術創新中心總監、曾任美國太平洋司令部海軍作戰部主任的退役海軍少將馬克．蒙哥馬利(Mark Montgomery)星期三(1月8日)在一場媒體簡報會上表示，TikTok確實存在演算法操縱，「目前我沒有看到TikTok以有效的方式來挑戰NCRI的數據。TikTok缺乏透明度，你不能一邊說事實是錯誤的，一邊⼜限制透明度來調查事實。」 TikTok是中共對美國「認知戰」的工具? 蒙哥馬利認為，TikTok是中共在美國大規模收集數據、進行監視、操作內容和進行認知戰(Cognitive Warfare)計畫的一部分。「理論上說，TikTok歸中國公司字節跳動所有，而字節跳動本身受中國共產黨控制，中共政府對TikTok的控制使中國共產黨能夠直接訪問這1.7億美國人的數據。但更重要的是，這使他們能夠操縱演算法，將中（共）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帶入社交媒體領域，影響1.7億美國人的生活。」去年9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關於TikTok母公司字節跳動的所有權結構的調查報導顯示，TikTok與中國（中共）主要的政府宣傳機構存在深度聯繫。蒙哥馬利認為，中共情報部門通過TikTok來操控美國年輕人看到的新聞，這是國家安全的問題。「其中的國家安全問題在於，外國實體以某種方式操縱美國年輕人看到的新聞提要，以使擁有該外國實體的國家受益。」蒙哥馬利說。他說，TikTok學術價值極低，吞噬了美國青少年過度的時間，而且會讓他們頭腦混亂。他建議自己剛上大學的兩個孩子不用TikTok，也敦促身邊有青少年和年輕子女的朋友不要使用TikTok。他強調說，他並非支持禁止TikTok，而是希望將TikTok從像中國（中共）這樣的一個對手中剝離。專門從事國際法和爭議解決的華盛頓律師、喬哈里斯律所(The Choharis Law Group)創始人彼得．喬哈里斯(Peter Choharis)在FDD的簡報會上表示，TikTok的侵略性及其影響範圍遠遠超乎人們的想像，可以直接操縱西方社會人民的思維、理性和直覺。「這不是言論問題。這不僅僅是反擊言論，打擊虛假言論和造假問題。這關乎一種複雜的能力，他們(中共)仍在發展這種能力，」他說，「這是關於中共政府利用數據，加上人工智慧，加上各種信息傳播工具，包括社交媒體，但不僅限於社交媒體，試圖影響人們的思維方式。在認知上和理性上，影響人們的感受，以及直覺反應。」他認為這種情況前所未有，美國的《第一修正案》中的一些法律還沒有真正經歷過這種複雜的大規模操縱輿論和情感的行為。「我們需要一個21世紀的法理來應對21世紀的技術和21世紀的威脅。」喬哈里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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