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正在门前那巴掌大的一片空地上徘徊，远处田埂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身影。还未等我分辨出来的是谁，一声熟悉的喊声已经遥遥传了过来，“老师，俺妈让我给你捎来了红薯，还是热的咧！”转眼之间，一个黑里透红的女孩子的圆脸蛋已经晃动在我的面前，而那一大块热腾腾的烤红薯也塞到了我的手里。同样热乎乎的，是我的心。

“老师，老师，你真地要走了？”孩子仰起脸急切地问，她那缺了一颗门牙的小嘴咧得老大，似乎要哭出来的样子，两个小羊角辫子在晨风中不停地晃动。

“是的，我-----我----”我却说不下去了。“几年人住岂无情，欲别频啼三两声。”不知为甚么，黄仲则的这两句旧诗忽然涌上心头。再看看身后简陋的校舍，我竟有些感伤起来。啊啊，下乡四年来，朝思暮想地就是要尽快地离开这里，如今真地要走了，却又有些舍不得了。不为别的，只为了这一群可爱的孩子，还有这所只有三间房子，身兼校长老师保姆外加打杂的我，自然已经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乡村小学校------

太阳刚刚爬上树稍，十几个孩子们就差不多都到齐了，连经常迟到的黑妞也早早就拖着小板凳来了。让我感动的是村中几位基本都是文盲的父老也第一次走进了教室。没有了座位，他们只好蹲在了最后面 “吧嗒吧嗒”地抽旱烟。可怜我的校舍只有三个并无间隔的房间，自己住了东头的一间，西头两间当作了教室。这两间教室里面除了墙上的一块饱经沧桑，大概比我年龄还大的破黑板之外，就只有几排土坯垒成的低矮课桌了。孩子们每天上学要自带板凳来，放学时再拖回去，原因是不这样家里就再没有可以坐的东西了。

这里既无电又无水井，好在门前就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还有几棵歪脖子的垂柳散立在一个不大的水塘岸边。从空荡荡的没有玻璃的窗子望出去，几只鸭子在水面上嬉戏捉鱼，水面上传来的一阵阵扑愣愣的惊叫声打破了小村子宁静的早晨。几年来这样的情景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了。此时我闭上眼睛，只想把眼前的这一切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永远不要忘掉。

“嗯，”我清了清嗓子，开始了这最后一课。当时讲的甚么如今我早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聚精会神地看着我的那一张张带有泥土，鼻涕的小脸蛋，还有那些乱蓬蓬的头发，不知多少天没有洗过的皱巴巴的土布条纹小褂，小板凳下面那一双双露出脚趾的鞋子-----

“咚咚咚”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远而近，正在黑板上写汉语拼音“最后一课”几个字的我刚转过身来，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神色慌张地冲了进来。

“鉄蛋，你怎么又－－”我责备的话音未落，孩子已经忍不住“哇”地一声哭了出来，让满屋子的人都吃了一惊。

“老师，老师，俺爷爷快不中了，可他-----他-----不知为啥非要见上你一面不可-----”鉄蛋哽咽着说，两行泪水顺着黑乎乎的脸蛋滚落了下来。他用衣袖去擦，可那灰色土布小褂的袖子本来就油乎乎的，早已经失去了本来的面目，他的脸一下子变成了个小花脸。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蹲在最后面的齐大伯发话了，“老师，你是不知道，他爷爷近来不知道得的是啥怪病，一直说是胸口堵得慌，这不，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星期了。”

聼他这样一说，我立刻对一直坐在我旁边的青年农民寳种，村里选定的我的接班人说，“你先把课接着讲下去，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他点点头，我把手里的书本交给了他，转过身对鉄蛋说，“走，咱们快走！”

学校孤零零地位于一大片稻田的中心，距离最近的农舍也有百米之遥。鉄蛋家在村西头，更远了，少说也有半里地。窄窄的田埂上，想快也走不快，一不小心，还会一脚滑进水田里。我一面跟着前面鉄蛋的小小的身影赶路，一面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几年来鉄蛋的爷爷，齐老先生和我的交往的情景------

这个几十户人家的齐家村不算大，村民们几乎大部分都姓齐。这位齐老先生当年曾是本地的一位乡绅，也是村里唯一在省城里读过书的人。他在四八年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可偏偏他的辈分在村里又最“高”，认真论起族谱来，连如今四五十岁，贫下中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和民兵营长都应该叫他为叔叔大爷的。这样一来，除非上面形势特别严峻，县上和公社里搞政治运动又逼得太紧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村里人的阶级斗争的那根“弦”并不是绷得太紧，加上民风淳朴，老先生才勉强得以在一次又一次浩劫中幸存下来。

记得我刚插队来到这里不久的时候，有一天在田里插秧累了，大家都坐在河堤上面休息。别的知青们在聊天，说笑，我独自溜到大堤上一棵大槐树的下面，偷偷掏出从家里带来的父亲的一本旧书在看。忽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我身旁响起，“孩子，你在看的是《古文观止》吧？”

我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平时遇到的农民们个个都近乎是文盲，纯朴的很，却也愚昧的很，根本没有人看得懂我的书。不知为甚么，每当看到他们那些过早衰老的脸上一双双无神的布满了红丝的眼睛，我心里总是有一种没来由的悲哀。由于长期劣质烟草的熏呛和红薯藤酿成的廉价白酒的毒害，他们的眼神常常像牛马的一样呆滞。

那几个城里来的插友却又是另一种样子。他们平时放工后除了抽烟喝酒甩扑克就是聊黄色笑话，没有人愿意看正经的书，也没有人对我的那几本快被翻烂了的旧书有兴趣。没想到现在这穷乡僻壤竟还有人知道我手里拿的是《古文观止》！

我忙擡起头来，看到一位面目清瞿，留有三缕雪白长髯的老人站在我的面前。看到我惊讶的神色，老人家笑了，拍拍我的肩膀说，“那天你去牲口房送料，随手把这本书忘在了那里的井台上。当时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看到了书名。”

他顿了一顿，习惯性地用手摸了一下胡子，接下去说道，“好啊，年轻人，不说你吃惊，我也有些吃惊呢。多少年没见过看这些书的年轻人了-----”

说着，老人竟把苏轼的《前赤壁赋》从头到尾朗朗地大声背诵出来，而且一字不差！

敬佩不已的我和老先生很快就成了忘年之交，在田间地头上的谈话之中自然慢慢也了解了他的一些家史。

年轻时他就是个淡泊的人，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只喜欢守着祖产，过一种读书饮酒，花鸟虫鱼的恬淡生活。日本人占领的时候，硬要他出面当乡长，他不愿干可又不敢推讬，只好抛下家小独自借机逃到外乡。据他说，当时地方上是有八路军的游击队活动，可是只见他们到村里来筹粮筹款，却没见他们和日军打过一仗。有一次只有三五个日军骑兵从城里顺着黄河大堤下乡巡逻，根本连个日军战马的影子也还没看见，沿途各村的人们早已闻风而逃，几十个村庄一下子几乎成了空城，而那些游击队则更是逃得最快，连一声枪响都没有听见过。

“就这样抗日？”最后他感叹地说，“面对外寇我们这个民族太软弱了，当然，我自己也不例外。”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真实的“抗日”故事，因此至今不忘。

抗战结束，到了土改那年开斗争诉苦会的时候，因为他一向对佃户们很好，任凭工作组怎样动员人们上台揭发斗争，就是没有人出头。这样他虽然没少受罪，最后总算活了下来。他告诉我说，邻村一位姓张的地主可就远没有他这样地幸运了。在斗争会上他因为是陪绑，看得清清楚楚。那位张地主被土改积极分子们五花大绑高高吊到一棵大槐树上，然后一声吆喝把人一下子摔到地上。如此几次反复，姓张的地主早已经成了肉饼。一直站在旁边的他则早已经麻木了。

齐老先生还说，最可怕的景象起自五八年的小高炉土法大炼钢铁。那个时候村里村外繁茂的树木全被砍光当作炼钢燃料。结果钢没有影子，只炼出了一堆堆黑乎乎的鉄疙瘩，植被却横遭彻底破坏，黄河南岸的无数良田一下子大部份变成了盐碱地。站在大堤上放眼望去，四下里全是白花花的一片，连野草都长不起来。紧接着的几年虽然风调雨顺，但本省的农村却饿殍遍野，许多村庄十室九空。原因是省里的官员为了讨好北京而大刮浮夸风，到処乱放亩产万斤的卫星。结果是本省成了全国搞大跃进的典范，高官们连升三级，齐家村里的农民却饿死了将近一半。他自己的三个儿女饿死了两个，老伴也得浮肿病去世了。“那个惨状呐，就别提了。”每当提起往事，老人家的眼里总是含着泪花。

我相信他说的都是实话。刚来这里插队时在一次公社召开的忆苦思甜大会上，我亲眼看到本村的一位老贫农上了台就回忆起六零年他家五口人里饿死了三口，说到伤心処竟忍不住号啕大哭。结果尴尬的公社干部不得不宣布大会草草收场，老贫农忆苦的故事马上在我们知青中间迅速地流传开来。

私下里我也曾经问过别的贫下中农社员。几乎每一个人都留恋入社前“十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康生活，此外，他们还说那时候一年到头有香油吃！人民公社化以后，日子过得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可是谁敢说一个“不”字？要说进步，现在唯一的进步是不用再到村里的大食堂集体吃饭了。

除了听说的，更多的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本来是要我们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可是村里的那些社员们出工不出活，集体化的大锅饭让那些本来很勤劳的农民变得越来越懒惰。既然工分再多也不值钱，到秋后一算账还是交了公粮所剩无几，为啥还要拼命干活？邻村的黄河大队就更苦了。那里几乎全是盐碱地，将近一半的村民被迫出门要饭。留在家里种地的人则辛苦一年之后，一个壮年劳动力每天挣的十个工分竟然只值三分钱，还不够在城里买一根冰棍！尽管这样苦，村民们倒还挺有幽默感。他们常常把省城里盲流收容站的一栋建筑戏称为“黄河大楼”，因为里面出出进进的流浪者当中，“俺黄河大队逃荒要饭的乡亲们最多！”

想着想着，我和鉄蛋已经到了齐家门外。我还没跨进大门，就听见里面一阵阵沉重的咳嗽声，我的心不由地一紧。

房间里大白天也显得黑洞洞的。除了简陋的一床一桌，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家具，光秃秃的墙上却贴着一幅字体猷劲的对联“文章倚马，道德犹龙”，还有几件农具散乱地堆放在墙角処。

我快步来到床前，围在老人四周的几位亲友闪到了一旁。几天不见，老人家憔悴了许多，可是神志却很清醒。看到我来了，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一丝笑意。“孩子，你来了，谢谢你，”话没说完，又是一阵猛烈的咳嗽，瘦弱的胸脯猛烈地起伏不停。

我赶紧上去握住他的手，“您千万别多说话，别累到了------”

老人点点头，在枕头下面摸索了好一阵，把一个深蓝色的土布小包裹颤巍巍地递给我，又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说，“孩子，这是我用了许多年的一块砚台，是我祖上传下来的端砚；还有一套好书，几十年了，也是我剩下的唯一一套书了，可惜他们没人看得懂。聼说你要走了，我------我------今天就把它们一起送给你，做个纪念吧。”

“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我感动地有些语无伦次起来。小心翼翼地接过包裹打开一看，上面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套早已发黄了的线装书，商务印书馆一九三零年的版本。书虽然很旧，更已经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却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再看那方端砚，我的心里不由地“扑通”一惊。就是再外行的人　一看也知道这是一块宝物。砚体浑然天成，色如墨玉。上方雕刻的是一条栩栩如生的戯珠蟠龙，下面的墨池用手一摸温润细腻，隐隐可见龙口之内有一小孔，可以把水缓缓从上方注入墨池之内。反转过来细看砚底，一行收藏家流畅的篆书阴文更让我暗暗赞叹不绝：嘉靖三年，岁次甲寅------ -

我擡起头感动地望着老人家瘦削了许多的面容，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知道，此时甚么话都是多余的了。

“你要走了，”老人家嗓子内挣扎了好一会，又缓缓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应该继续读书，读书。我知道你和他们不一样，不管以后怎样，你千万不要荒废了自己的光阴---- ---还有，我-------我多年来一直在心底里埋藏着一个愿望，想把乡亲们遭受的这些苦难真实地写下来留给后人---------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只希望你将来要是有机会的话-------”

我认真地点点头，同时强忍住自己的眼泪。老人家的暗淡的眼睛中忽然闪现出了一道亮光，从胸中深深地长出了一口气，仿佛终于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紧接着他闭上了眼睛。不知甚么时候，寳种和我的那些学生们也都进屋来了。大家默默地环立在那里，聼着老人家沉重的呼吸声，他似乎已沉沉昏睡过去。

老人家突然又睁开了眼睛，对床前站着的大儿子说道，“明天老师要走了，你一定要替我去送送他，要一直把他送到城里。”说完又累得闭上了眼睛。

他的大儿子点点头。我默默地向老人家鞠躬道别，转身离开了，身后跟着的是十几个高高低低的学生们。

第二天清晨，我踏上了归途。老人家的大儿子和另外两个要好的青年农民拉了一辆架子车送了我几十里地直到城里。已经走出村口好远了，我还能依稀辨认出学校门前寳种和孩子们朦胧的身影，耳边还回荡着黑妞，鉄蛋他们的呜呜哭泣声......

老人家没有几天之后就去世了。他送给我的端砚和那一套《文心雕龙》随着我历经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至今还摆在我的书房里；而这最后的一课，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