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和他幫助過的孩子

從滿山遍野尋挖藥材的男孩到像牲口一樣幹活的煤窯童工，從爲了混口飯吃參軍的士兵到走街串巷的菜販，從一個陝北的農家娃到赫赫有名的「傑出律師」之一，這一路走來，有多少個人奮鬥，多少上天眷顧，誰都說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爲經歷過那些飢寒和奴役，欺壓和屈辱，因爲擁有那些濃濃的親情和來自素不相識的人的關愛，於是有了後來一宗宗驚動全國甚至海外的中國公民維權案，有了爲受迫害法輪功學員憤然上書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也有了許許多多有聲有色，有喜有悲的失敗和成功。二00五年的第一天，當北京的高智晟律師回顧他身後四十年的歲月時，充滿感觸的說「上天待我不薄。對此我常常心存感激！」

（接上）

● 和殘疾孩子一起維權

我的一些案件但凡有一點意思的，或者說從新聞的角度看有些新聞亮點的，都是爲弱勢羣體打的一些免費官司，給受害兒童提供了一些無償的法律幫助，其餘都是經濟官司。

1998 年7月15日，「中國律師報」有一篇題爲「他們要爲孩子討回公道」的文章，講述了一個叫鄒偉毅的孩子的故事。1993年，孩子出生3個月的時候，在遼寧瀋陽鐵路局醫院打吊針，由於醫院大劑量的使用慶大霉素，導致孩子雙耳重度耳聾。這個官司，孩子和他的祖母，這一老一少，奔走了將近六年，醫院分文不賠。最後老祖母拉着小偉毅雙雙跪在報社門口告狀。文章的最後有這麼一句話：「全國哪一位有正義感的律師願意爲孩子提供法律援助，請迅速與「中國律師報」聯繫。」

我讀着報紙淚流滿面，當即把電話打到北京，希望由我來給孩子提供法律幫助。報社的回應頗讓我感到沮喪，他們謝絕了我，理由是新疆律師的援助會讓內地上十萬律師面子上過不去。

但是，他們最終還是選擇了我，原因是全國毛遂自薦的十三家律師事務所，多多少少都要求受害人承擔一點費用，至少是差旅費用，唯獨一個律師聲明不要受害人掏一分錢，那個律師就是我。

報社把由我給孩子代理的決定告訴孩子的姥姥，老人當場拒絕，爲甚麼呢？後來她告訴我，一是新疆太遠，怕人情擔當不起；二是她把新疆的落後和新疆律師的水平給聯繫在一起了。

我給老人撥了個電話，我說，「老人家，我是新疆的高智晟律師，我自己有一個和鄒偉毅同齡的孩子，非常理解孩子在這種遭遇下父母的心情。我願意爲孩子打這個官司。你見了我就知道了，我不是在作秀，我能給孩子提供一些實質的幫助。」老人當時在電話上就哭了：「高律師，這麼多年從來沒有一個人稱我爲老人家，沒有人認爲像我們這種人還有人格，還有尊嚴……官司就交給你去打了。」

這個官司打得很艱難。首先這一選擇意味着巨大的家庭支出，我們在新疆，受害者在遼寧，相距幾千公里，單是我和我助手從烏魯木齊到丹東的單程機票就是5千塊錢。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甚麼基金積累，可我愛人特爽快：「我們本來就是窮人，生活困難點沒甚麼，我支持你。」

7月底接受了這個案子，我們用電話遙控，調查取證，陸陸續續共取得了13份證據。11月3日我和我的助手到了瀋陽，從瀋陽連夜坐了一晚上火車趕往丹東。爲了節省時間，我們坐的是專門給小商販準備的列車，非常亂，但便宜。

到了丹東，一下火車就看到一個老太太，舉着一個牌，上面寫着「接新疆高律師」。我當時非常感動。因爲不願意打攪人家，我沒有通知他們我們甚麼時候到，沒想到老太太從11月1日起每天舉着牌子在火車站等我。

我只顧自己感動，可沒想到人家老太太一看到我心裏就涼了半截。後來我們無話不談時，老人對我說了真心話。她說，「我心裏跟你們這些西裝革履，很有派頭的人天然就有隔閡，這樣的人能給我們窮人辦事嗎？」

在丹東我們住的招待所是15塊錢一個晚上，大白天，耗子在過道上肆無忌憚來回跑，把我的助手嚇得夠嗆。她問服務員：耗子這麼多怎麼住啊？服務員也很幽默，「小姐你放心，這樓下是一所中學的廚房，耗子只是白天來吃點東西。這的居住條件差，它們晚上不在這住。」

東北非常冷，飯館的飯、包子、稀飯都是冷的，老太太問我覺得東北怎麼樣，我說除了你老人家對我的熱情外，甚麼都是涼的。

11 月5日我們開始緊張的工作。在我介入此案之前，孩子家曾經請過一位據說在當地頗有名氣的律師，人稱「周鐵嘴」。周拿了孩子家1千塊錢，要求醫院給孩子賠償8千塊。這8千塊的案子被振興區法院一壓6年，周律師也黃鶴一去不復返了。而在另一方面，被告以16萬聘請了兩位東北一流的律師，並揚言他們寧可掏一百萬打這場官司，也絕不給孩子賠一分錢。經過一系列的調查、取證、計算，我發現本案的索賠數額應當遠遠不止8千，我要老太太把索賠調整到70萬（其中精神損害索賠30萬），送呈丹東中級法院立案。

開庭之前，法官勸我說，我們這個法院對精神損害的賠償從來沒有超過5百塊錢，堅持30萬精神損害賠償對你們風險太大，一旦駁回，你們訴訟費用、訴訟成本的支出就太大了。我說，你的勸告在情理上是善意的，但程序上是違法的。案件還沒有審理，你怎麼知道他們不應該陪我30萬？

從11月5日到11月9日早上5點鐘，我們夜以繼日地工作了5天才把所有的開庭準備工作做完，9日早上洗把臉就上庭。

當天開庭的效果非常不錯，我一進法庭就過去跟被告代理人──瀋陽鐵路局的衛生處處長握了握手。我對他說：「我非常欣慰地聽到你那裏有一百萬的支付能力。可惜你在本案當中飛揚跋扈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你把那一百萬放好，將來你必定要爲本案付出一百萬。」

應該說我們在法庭上是以壓倒的優勢使得對方非常被動。整個評審，被告一方仰仗自己的資產規模和強勢的社會地位，準備得很不充分。這個案件還有個有利因素，四位法官有三位是女性。法庭辯論階段我發言的時候，眼前閃過的一幕幕，都是孩子和她母親、姥姥六年來奔波於國務院信訪辦、全國人大信訪辦、最高法院信訪辦、鐵道部信訪辦、衛生部信訪辦所經歷的種種苦難……整個法庭抽泣一片，很多人都哭出聲來了。

那天開庭開了7個小時，中午休息的時候我們經過一家面館。老太太說，「今天中午我們要請你吃一頓飯，如果今天中午你都不吃我的飯，你就太不近人情了。」

我說：「今天中午我還真想要你請我吃一頓，你要不請的話，就太不近人情了。」不過我提出一個條件：一碗牛肉面，不得超過三塊錢的標準。

「好，好，好！」老太太很高興。

當一人一碗面條擺上桌的時候，我發現多了兩個五塊錢的小炒。我當時心裏彆扭，扭頭就走，後來覺得這樣做對老太太是一種傷害，我又折回去，把那碗牛肉面端出來，站在門口吃。

我不是在演戲，我知道十塊錢對這一家是個甚麼概念。長達四、五年，他們沒有買過一次菜，附近的小商販都知道，只要這家人回來，就能看到他們在市場揀菜吃。其中有個賣菜的只要看到他們，就送給他們一棵菜。後來我還專門去拜訪過那位好心人。我說「您是真正的給孩子提供過實質性的幫助，但是你能做到，我們的國家和政府做不到。」

庭審結束後，我謝絕了老太太要給我們買回程車票的好意，給孩子留下了兩百塊錢，離開了丹東。火車上接到老太太一個電話，老人在電話裏大哭。原來由於她執意要和鐵路局打這場官司，她的孩子都離開了她，並斷言：「這官司你打到老，孩子打到老，也打不贏！」後來老人的女兒，孩子的姨姨讀了當地報紙對這個案子的報導，回家撲通一下跪在母親跟前：「連非親非故的高律師都從新疆跑來支持你，我太對不起你老人家了！」

老太太在電話上說，「高律師，你是個神人啊！你不僅僅給孩子提供了幫助，也使女兒回到了我的身邊。」

……

由於對方的勢力很大，這場官司一直判不下來，春節前我給法院發了幾個言辭辛辣的傳真，又給孩子寄了兩百塊錢。在付款留言欄上我給孩子寫到 「新疆的高叔叔很忙，但心裏始終沒有忘記你。」

就在春節前一天，老太太全家給我來了電話：一審判決賠償41萬，其中精神損害賠償了20萬。他們一家非常高興，但我高興不起來，因爲按照法律規定，兩個41萬也不能彌補孩子和她家人遭遇的痛苦。那年春節我沒過好，心裏老壓着這事。上訴吧，萬一二審駁回20萬元的精神損害賠償？事實上，直到今天，精神損害賠償數額達20萬的案例全國僅有4起，其中我手上就有三起。但如果不上訴，孩子的合法權益就沒有得到充分的保護。當然，上訴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可能還要數次往返東北與新疆。

最終我還是決定上訴。99年4月19號開庭，16號我飛抵了瀋陽。我記得特別清楚，因爲那是我女兒生日的前一天。二審我們多了個對手，孩子原來的律師「周鐵嘴」因爲對方多給了一點錢，竟然成了被告的律師。我們律師中間有這麼一些毫無原則的東西，確實是件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這場官司我們徹底給孩子打贏了。法庭最終判決孩子獲得83.7萬的賠償，這是國內醫療事故賠償最高的。

但是，這場歷時將近七年的上訪已經嚴重摧毀了這一家人的健康。七年來他們睡的是車站、碼頭、人行道，吃的是百家飯。小偉毅曾經向我炫耀的幾張照片，都是在甚麼國務院信訪辦、最高人民法院信訪辦門前照的。有一次孩子發高燒，姥姥到被告單位想求點醫療費，被告單位四個保安把她抬着從大門口扔了出來。老人回家後拿起菜刀一菜刀就把自己的小指頭剁掉，對天盟誓：打不贏這場官司我就一頭撞死在外面！

可以想見，受害人在這些所謂的「維權」過程中，身心需要付出何等慘烈的代價。我跟他們開玩笑說，如果這官司再打十年八年，說不定你們還是健健康康的，一旦打贏了，大家的精神鬆弛下來，就都倒下了。

告別這一家的時候還有一段「鬥智」的小插曲。老太太說，「現在官司結了，你必須聽我一次，我給咱媳婦、小孫孫買了一小箱海鮮，你一定要帶回去。」我說「沒問題，我帶。」我沒理他們的百般阻撓，執意要把箱子打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裏面有個塑料包，包了兩萬塊錢。我把錢拿出來，老人家當時眼淚就流出來了：「高律師，我們永遠都鬥不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