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善于妥协，很早就表现出来了。他在日本求学期间，有一次与同学吴瀚涛喝酒，一边喝一边辩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周恩来雄辩滔滔，不住地给自己倒酒，吴瀚涛忍不住从他手里夺过酒瓶朝地上一扔：“如果你就这样喝下去，你怎么救中国？”酒瓶摔得粉碎。周恩来突然惊醒过来，难为情地出了房间，一会儿拿来了扫帚，把地上的碎玻璃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为了表示歉意，他又特地买了一束鲜花，送给了女主人。那时，他才二十岁。

中共党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人物没有经历过同志间的残酷斗争。党的主要创始人、第一任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听任其受国民党的长期迫害，还要雪上加霜，把他打成“托派分子”、“汉奸”，批评了几十年。

第二任领袖瞿秋白，失势后遭受排挤，长征时被留在敌后，结果以病弱之躯当了俘虏，死后长期定为“叛徒”。

第三任领袖李立三，被押解到苏联接受审查，一去就是十五年，还押上军事法庭，关进监狱，回国后一直背着“立三路线”的帽子，一生都不得志。

第四任领袖王明，下台后地位一落千丈，以戴罪之身留在中央委员会当反面教员，最后流落苏联做了“叛徒”。

毛泽东在获得最高权利之前，也屡遭排斥、打击，以其坚强的意志、过人的胆略，都不得不流泪屈从与强势。邓小平虽然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却也被他斗得脱皮换骨，一生三起三落中有两起两落是毛的杰作，直到毛去世以后，他才得以在七十三岁高龄掌握权柄，开创其改革大业。其他中共的风云人物，细查起来，无一不是如此。可以说，党内斗争的惊涛骇浪，比之国共间斗争的激烈，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在党内曾遇数次挑战

周恩来在党内也曾遇到过数次挑战。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零年，中共实际负责人周恩来与瞿秋白从莫斯科返回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七月决议”，即批判和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向忠发、周恩来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取代李立三成为常委之一，但李仍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来信予以肯定。

但十月间，共产国际又发来新的指令，突然升高批判李立三的调子。十二月十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上彻底清算了“立三路线”及瞿秋白、周恩来的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于对李立三批得不够彻底。李立三、瞿秋白撤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被钦定为中共新领袖。

米夫在会上这样说道周恩来：“周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米夫才二十九岁，却要抓了三十二岁的周恩来“打他的屁股”。周恩来忍住了，虽遭批判，但没有“滚蛋”，保住了政治局三常委之一的位置（另外两个是向忠发、张国焘）。大权落在了仅仅是政治局委员的王明手中，从此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时代”。

周恩来能安然过关，除了能忍受“打屁股”的屈辱，还帮助米夫、王明战胜了罗章龙一派的挑战。罗章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挚友，一九二零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李大钊发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他不服米夫以钦差架势的指手画脚，提出一份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名单，要求表决。失败后又自行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通过决议《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临时中央干事会”，即所谓“另立中央”。周恩来出面找罗章龙调解无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

刘少奇与周恩来之间的过节

第二次是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在重庆吸收了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内，他们的阶级成份受到党内批评。《解放日报》发表攻击周的这些人“为数不少出身非无产阶级，需要严格审查的党员”。刘少奇指责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工作时，未能对王明、博古“另立中央”的行为进行斗争，成了“教条主义的帮凶”。其次是指责周恩来一九三七年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是想“带八路军走”。再就是指责周恩来参与签署“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文件，而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主张。

周恩来还被指为对“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惨败负责，要对一九一八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的错误负责。

周恩来从重庆被招回延安，受到严格审查和盘问。他必须解释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被扣上两顶帽子：“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幸他沉着应对，检讨和解释了自己的言行，讲清了历史问题。派薄一波训练阎锡山的部队，事先向中央打过招呼，他没有签署“保卫大武汉”的文件，他的名字可能是王明冒签的。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他同意负大部份责任，但延安还有九位同志也参加了大会，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九位同志有一位便是刘少奇。

延安整风因过激，打击面太大，激起普遍怨愤，动摇的党心，终于迫使毛泽东紧急刹车，在大会上亲自向无故受害者鞠躬赔礼道歉。整风委员会副主任康生落下了“整人阎王”的可怕名声。刘少奇虽然获得了地位，却也让人们领教了其挖空心思网罗他人罪名的手段。二十多年后，到了他挨整的那一天，党内竟找不到几位同情者了。

从高饶集团到“反冒进”

第三次是在一九五三年底，高岗、饶漱石企图联合邓小平、陈云等人物向刘少奇和周恩来发难。这一次，主要受挑战的对象是刘少奇，刘是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一旦有所变动。周恩来的地位也受到威胁。“高饶集团”的结局是被彻底粉碎了，高岗开枪自杀，饶漱石从政坛消失，不知所终。邓小平因揭发有功，迅速崛起，从地方大员一跃而为党内排名第六。

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乡，也是他亲自选定的“备用胎”，其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不容易撼动：周恩来地位有坚实的基础。高、饶的挑战，实在难以得到同情和响应，所以很快就被粉碎了。有一种猜测，认为这是毛泽东为除掉高、饶而设下的圈套，故意促使他们表达不满，当他们真的鼓噪起来，又反指他们的不是，依据是高岗在东北势力渐大，越过中央政府向直接向苏联示好，被斯大林夸为“东北王”，为毛所忌恨。此说似缺乏更多的事实支持，故也只是猜测而已。无论起因究竟如何，对周恩来不构成真正的危机。

第四次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会议上比毛泽东点名批评“反冒进”。毛泽东非常欣赏有人提出的某项建设高指标，认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周恩来找毛泽东谈：“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的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了。

周恩来与陈云访问苏联归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汇报，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不宜用“人海战术”，要慎防左倾冒进。刘少奇令中宣部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周恩来修改定稿，号召全党冷静头脑，戒骄戒躁，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进行国民经济建设。

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毛泽东甚为恼火，到“反右”斗争结束，他开始在党内“反右倾”，会上会下多次指名道姓第严厉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个政治问题。”

“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指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你说这是冒险主义…你说这是盲动，没有耐心…但是长征又何尝不是这样，我们的解放战争难道就是冒险吗？我们渡长江时，就真的不怕蒋介石与帝国主义？我们的口号是：敢字当头。”

毛泽东还拿着柯庆施写的文章当中奚落周恩来：“你是总理，这样的好文章你写不写得出？”

中央委员们，除了陈云、李富春外，几乎都成了应声虫，群起而攻之。陈云自己也是“反冒进”的主角，见风声不对，赶紧溜到杭州“休病”去了。其实毛批评“反冒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只是措辞和不满的情绪还不那么激烈。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为止，他点名批评周恩来不下十三次。以成都会议最为严厉。

痛苦的反省

一连几个星期，周恩来都闷闷不乐，常茫然呆坐数小时。他召来秘书范若愚，为他笔录检讨。范若愚后来回忆道：

“我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因为我奉命为他笔录《自我批评》。周总理对我说：‘我犯了错误，我的思想赶不上主席的思想，’周总理一向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口授的资料，记录下来之后，往往不需要更易一个字；可见现在几乎不能成句，他说一句我记录一句。常要等很久，才说出下一句。我在他的办公室时，他接到陈云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周总理只是听，一直听，然后把电话放下，他看起来有些痴呆了似的。然后又开始自我批评，神情十分痛苦。每说一句，就要停三、四分钟…已经是午夜了。”

凌晨两点，邓颖超叫醒了范若愚：“你为什么让总理一个人坐在那里？他坐着一动也不动，好像失魂落魄似的。”

范若愚与邓颖超商议，由范按照周恩来说过的，重新组织文字交差。

他写道：“毛主席虽与我同舟共济、朝夕与共，但思想上我总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讲到此处，大惊失色，几乎要哭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一九四五年以后才是这样的。一九四五年以前我也不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想法。这表示你对党的历史不够了解。”

没多久，周恩来还是决定亲自写，因为毛泽东讲了话：“不要让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范若愚见周恩来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套袖，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纸发呆，“凝固了一般”。他的眼皮颤动，目光专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寐”。有几次，他仿佛想通了，下决心落笔，却成不了文句，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痕迹。忽然又放下笔，将稿纸揉成一团，扔到废纸篓仰身靠着椅背，淡漠的目光投在屋梁的某一点上。眼圈一红，泪水盈眶，他轻合眼皮，不让眼泪流下来…

幸好不是“党内走资派”

这份《自我批评》花了十几天时间才写成，送交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经讨论，删掉了一些过于有损尊严的句子。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的原谅，保住了总理位置。事后，他头上的“白发骤增”。

这一次，周恩来是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甘心情愿接受毛泽东给予的“廷仗”的屈辱。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认清了自己的“臣子”身份（不敢妄称“与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下决心死心塌地地侍奉毛泽东，紧跟毛泽东，凡事多请示，揣摩圣意，绝不再和毛唱反调了。

第五次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一小部红卫兵的“炮打”。红卫兵基本上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响应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跟着毛主席造反”，所以也可以看做是来自党内的挑战。

周恩来是文革派，也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但文革开始派工作组“引导运动”，他也有一份。毛泽东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震动，周恩来也吓了一跳，不知“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有没有包括自己。他特意去探毛的口风，听出没自己的事儿，这才放心大胆地投入运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权威，全力吹捧文革的旗手江青。

红卫兵运动兴起，在“怀疑一切”的口号鼓舞下，一部份造反学生走火入魔，竟然分不清“敌我”，炮打起“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即“文革派”）来：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挨过炮弹，贴过大字报。不过很快就都镇压下去了，未能形成气候。文革派内部虽也有矛盾，但在对付外敌方面倒是步调、口径非常一致，全力以赴一同镇压，毫无商量的余地。

有人认为林彪、江青在文革一开始就整周恩来，这是不确的，当时的局面虽然混乱，却主要是造反学生乱，文革派的阵营可是一点也不乱，别人打倒不打倒、保护不保护都没关系，“自己人”可是一个都不能随便打倒。这个阵营的分裂，是后来的事。红卫兵在到处乱街的同时，凭着肤浅的认识、知觉和猜测，难免误发许多的炮弹，“打偏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连毛泽东都受到过炮轰，如高干子弟们组成的“联动”，就曾喊“打倒毛主席，保卫刘主席”的口号。

历史责任和“势必出修正”

第六次挑战，历时最长，情况也最危险。林彪爆炸后，周恩来权重一时，除毛泽东外，党内再无第二人可以取代他的重要位置。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从严重休克中苏醒，当着江青的面向他交托“后事”。这年九月，王洪文选为接班人，奉调进京。第二年，邓小平复出，渐渐接替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的工作。

七月四日，也就是交托“后事”将近一年半以后，毛泽东在与张春桥、王洪文的一次谈话中，说古论今，对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外交部冷嘲热讽──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名根据地，名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藤代远还没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风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时，周恩来都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毛说“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剩下鄙人一票”，意指周当时也是立三及王明的追随者。“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是讽刺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名言，只顾鸡毛蒜皮的国际“小事”，忘了路线斗争的“大事”，势必出修正主义。而且“天天送”，烦不胜烦，不胜其看。

深感孤独和恐惧

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对周的明显不满。此种不满从何而发，是“偶发”还是聚集了很多时候之后的“不得不发”，不得而知。但江青等人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开始组织向周恩来的进攻。先是“批林批孔”，然后批“周公”，批“大儒”，批“宰相儒”，批“投降派”，批“宋江”，批“李鸿章”，批“卖国主义”，批“党内那个走资派”…花样百出。

这次挑战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周恩来勉力奋战，明争暗斗，频频出招。一是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地位，二是企图将权利顺利交给他最为得意的继承人邓小平。他别无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应付对方无休无止的缠斗。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死后还未停歇，直到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垮台才告结束。

周恩来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搞不好又是一个高岗，又是一个刘少奇，又是一个林彪，又是一个彭德怀、陶铸、陈伯达…。他深感孤独和恐惧，想一想有可能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不寒而栗。他与身边工作人员照平生最后一张合影，照完说了一句：“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他在被推入手术室前，拼着全身的力气高喊：“我不是投降派！我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

应该说，周恩来应付挑战的功夫是一流的。毕竟他没有成为高岗、彭德怀、刘少奇、陈伯达和林彪，得以善终，不但创下了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最久的记录，也完成了君臣“亲密合作、无间无猜”的政治神话。从保全自己的权位和名誉的角度而言，他是无可非议的，甚至能够说，做得相当好。他不是一个尖刻的人，不会主动把对手逼到无处逃生的绝境。这也是为什么，他终能够在死后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原因。

从战友变成君臣

值得非议但是，为了自身的地位，他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其中包括良心、原则、真理乃至人格。我实在不愿把“出卖”这个词用在他身上，情愿用“付出”。然而在面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付出”和“出卖”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呢？本质是一样的。都是以利害关系取代公正原则。

前面说到的“第四次挑战”，是周恩来为政一生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和当众奚落，他首先感到的是感情上的冲击。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由来已久，在遵义会议以前，毛还在受排挤时，他就是毛泽东的同情者。宁都会议他不同意撤掉毛的军职。长征途中，湘江之役红军损失过半，周恩来接掌军权，正是他力排终议采纳了毛的主张，放弃北上鄂西与贺龙部会师的计划，中央红军才免遭灭顶之灾。遵义会议是他同意召开的。他也是主持者，他的“副报告”与张国焘的“反报告”都对博古的“正报告”起了否定作用。毛在重获军权之后，最初只是周恩来的副手，周是“最后下决心者”。

摘自(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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