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袁紅冰:共產黨是怎樣讓中華民族墮落的
 
2004年12月17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大紀元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發表之後,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大紀元特約記者秦越採訪了目前流亡澳洲的中國著名自由派法學家袁紅冰先生,請他談談對《九評共產黨》讀後的感受。

袁紅冰早年曾經任教於北京大學法律系,1989年由於支持學生運動而受到中國當局處罰。1994年3月,袁紅冰被中國安全部門逮捕,並以「企圖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罪名被押往貴州審判。1994年9月,中國政府以「不得返回北京」爲條件將袁紅冰釋放。同年11月開始,袁執教於貴州師範大學,並出任法學院院長。在流放貴州的8年時間裏,袁紅冰祕密創作了四部文學著作,揭露中國共產黨暴政下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

袁紅冰從朋友處獲悉中共密謀再次逮捕他並收繳他的作品。爲了公開出版他用心血凝成的四部著作,今年7月21日,他在以貴州省法學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帶領代表團到澳大利亞訪問之際,突然離隊,隨後向澳洲政府申請政治避難。日前,袁紅冰的兩部新書「自由在日落中」和「文殤」已經由博大出版社出版。

記者:您在讀了大紀元九評共產黨之後,請問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袁紅冰:共產黨從來不允許人來批評它,那麼大紀元的九評就很深刻的評示出,用普通的人們很容易理解的方式,深刻的揭示出共產黨的罪惡的本質,特別是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罪惡本質,這點是我一個比較大的感受。

記者:其中引起您最大共鳴是哪一點?

袁紅冰:這個九評我覺得比較全面,比較深刻的揭露共產黨建國55年來所做的事情,那麼這些事情從總體上講起來對中華民族所造成的是不可饒恕的事情。

記者:九評中強調共產黨的兩大遺傳基因就是暴力和謊言,您覺得這些基因是否道出了共產黨的實質?

袁紅冰:對,暴力是共產黨維持統治的基本力量,它是以仇恨爲基礎的,共產黨哲學實際上就是一種讓人和人之間互相仇視這樣的本質,它的暴力也是站在仇恨人類的基礎上,站在一個階級仇恨的基礎上。另外一點就是共產黨可以說是壞事做絕,好話也說盡,它爲什麼要用謊言來作爲它自己生存的基本條件呢?原因就是在於它總是要在一些神聖的謊言掩蓋之下來發泄它的獸性,發泄它仇恨人類邪惡的本質,如果離開暴力和謊言它就無法生存下去,就由它的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由它的天性所決定。

記者:您覺得它的天性是什麼呢?

袁紅冰:它的天性就是爲一小撮共產黨的官僚寡頭集團壟斷國家權力,把整個社會作爲它們個人的私慾貪婪的對象,共產黨的所有的行爲實際上都是圍繞這個事情來做的,因此從天性上講,共產黨實行的就是一種國家權力的官僚集團私有制,而這樣一種私有的國家權力私有制的政治體系,它在天性上就是和整個社會主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所以它爲了維護自己的存在就必須得對整個社會不斷的進行鎮壓,這也是它爲什麼從建國55年來做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社會悲劇的根本原因,它就是要通過不斷的壓抑社會、不斷的摧殘社會、不斷的摧殘人,來維持它的國家權利私有制的存在。

記者: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教育中國民衆爲共產黨主義理想而奮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很多人認爲共產主義的目標和理想是崇高的,第一代共產黨人是救國救民的,是現在的共產黨人腐化墮落了,您認爲是這樣嗎?

袁紅冰:首先共產主義理想本身就是違揹人性的,共產主義追求的是一種所謂的大同,所謂的大同是什麼呢?就是沒有任何的差別,它不懂得人所追求的是一種多方面多元化的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發展,就在一種豐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背景中,在一種豐富多精多彩生活方式背景中,人們才會感覺到幸福,那種把所有的人都變成一個樣子一個模式的那種所謂的理想,實際上是從根本上扼殺人的情形。另外,共產主義理想的一個重大的缺陷就是它以物慾來作爲對人們一種理想主義的誘惑,因此,它就使人變成一個追求物慾的動物,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共產主義本身就屬於違反人性的,它也不存在什麼崇高的地方,而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它就作爲蘇聯的一個共產國制的一個支部,所以它的產生也不是什麼崇高理想的衝動,爲中國的中國民族的崇高理想而衝動,那是一些在共產主義這樣一種違揹人性的所謂理想的旗幟下所結合起來的人,由於就是共產主義理想本身就是違揹人性的,而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就是必須通過殘酷的階級鬥爭和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結合起來的過程,一種使人和人互相殘殺互相仇恨的過程來實現,所以這些理論基因就註定共產黨它一定是一個殘暴的黨。那麼在過去,共產黨也沒有什麼廉潔,只不過最開始的時候,它在毛澤東時代它只允許最高的領導集團腐敗,它不允許其它的官員腐敗,而到了鄧小平時代以及特別是到了江澤民時代,它是允許所有人的腐敗,它讓所有共產黨的官員都在腐敗中腐爛,通過這樣一種腐敗的誘惑使官員爲維護這個政權賣命,所以從過去到現在它實際上都是按照同一個邏輯在運轉,那就是違揹人類的生存基本的理想和求,違揹人類的天性它一直在這樣運轉,只不過在表現形式上有一點不同而已。

記者:九評中提出共產黨是一股反宇宙的力量,反天、反地、反自然、反人類,對於這種說法您怎麼認爲?

袁紅冰:整個共產主義從哲學到政治學,整個思想體系就是違揹人性的,同時它也是違揹人和自然界和諧相處這樣一種規律的一種理性的要求,所以從這個角度上講,說它是反宇宙力量也還是恰恰好。

記者:自從上個時期共產主義被引入中國,您認爲它對中華民族造成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袁紅冰:它的罪惡太深重了,統治的這55年中,以那樣一種兇殘和獸性的方式,殺死了無數的人。培養了人和人之間的這種仇恨的心態,以致到今天把整個社會都在對物慾中,最積極的對物質的追求中開始腐爛,這都是它的罪惡。特別是破壞了中國五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壯麗山河中的生態環境,都已經屬於極其危機的階段。

另外與國際的交往可以發現它所交往的都是一些最邪惡的政權,比如說現在的金正日,把自己的人民當作人質來維護他的政權。中國所謂的盟友,過去的紅色高棉,可以把自己的人民同胞屠殺四分之一。再比如說薩達姆政權,所有人類最無恥、最荒蕪、最殘暴的政權,都屬於中國的盟友。這樣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損害了中國人在整個人類社會、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和地位。這樣的壞事它是做了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它做的最壞的一件事,也是對中國的未來前途很可能產生災難性影響的事就是,它使整個中國人的人心都變壞了、都墮落了,中國的民族人格墮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覺得這個是它做的最壞的一件事,這是它最深刻的一個罪惡。

記者:您覺得它是怎麼達到這一點的呢?

袁紅冰:我經常講的一句話,國家權力有可能扮演兩個角色。當國家權力是公正的廉潔的,那麼它就可以是一個偉大的導師,它會引導整個社會走一條向上的路。如果一個個國家權力是腐敗的,是偏私的是墮落的,它就會成爲一個最大的教唆犯,它會教唆整個社會迅速的向罪惡的深淵中墮落。而共產黨現在的權力就是這樣一種腐敗的、偏私的、最墮落的權力。這是中國人人心墮落的一個基本原因。所以這樣的一種墮落的權力本身是社會的萬惡之源。

另外中國在統治的55年的統治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所謂政治整肅,政治鎮壓活動,每一次政治整肅,政治鎮壓之後,剩下來的、能活下來的都是一些最卑鄙無恥的人。而那些高貴的人、有正義感的人,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都在歷次的運動中死去了。他們被摧殘了、雕殘了,他們的生命的消失實際上同時也意味着一個民族正義感的消失。經過了這樣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肅,在每次政治整肅後,人民的心都墮落了一次。

所以共產黨是通過這樣的方式,使得整個民族變成現在這樣沒有一個沒有道德底線的人羣、墮落的人羣。

記者:那您說他們這樣做的目地究竟是爲什麼呢?


袁紅冰:他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爲了維護他們國家權力的官僚寡頭集團私有制,都是爲了他們這羣壟斷國家權力的官僚寡頭,能夠通過國家權力的槓桿,來把整個社會都爲了他們而存在,使整個社會的利益都爲他們個人的利益而存在。那麼在這樣一種狀況之下,它一定要使這個民族成爲一個墮落的民族,成爲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沒有正義感的民族,只有這樣的人才有可能接受他們的暴力統治。所以他們這樣做的基本原因,就是爲了維護他們的國家權力私有制。

記者:您在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生活的幾十年當中,您感受最深的經歷是什麼?

袁紅冰:感受最深的經歷是共產黨的殘暴。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曾經看見那時候搞人民公社,搞大躍進,有一些從農村裏逃難出來的農民,走着走着就倒在路上,然後旁邊就會有野狗竄出來把他們拖走,拖到路邊,一羣一羣野狗就真的把他們吃掉。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親眼目睹了種種的酷刑,也看到了很多自殺的人從樓上跳下來,看到有的人臥軌,看到一車一車的卡車把所謂的反革命份子拉到車外去集體槍決。

在整個的幾十年當中回顧起來,這些一幕一幕的悲慘景象、殘酷的景象,有時候在夢中會讓我突然驚醒,這是最深刻的感覺,這幾十年的生活我親眼目睹人們如何被殘殺的過程,這使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記者:您能說一說您見證的哪些中共的大屠殺嗎?

袁紅冰:我見證的大屠殺最深刻的,我直接體驗到的很深切體驗到的就是,在內蒙古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於蒙古人的屠殺,我親眼看見一個當時內蒙所謂的軍管會的人把一個蒙古族的人吊在一棵樹上,然後把那人肚子上面的衣服扒下來,然後下面燒一口大鐵鍋,不斷的烤,據說烤到肚子膨脹起來以後,肚子突然會裂開,內臟的腸子會掉到燒紅的鍋裏,然後再竄起來就跟蟒蛇一樣,這樣的事情看到以後真的是毛骨悚然。而這一切都是在實踐共產主義神聖的理想的掩蓋之下來進行。

另外我親眼看到六四大屠殺。六四的晚上我在長安街上,我親自搶救過四個人,其中有三個好像是北京市民,一個是學生。我們在天快亮的時候在六部口那兒,反正我記得是坦克已經軋完了,我親眼看到被坦克軋扁的屍體。有一個學生整個身體已經被軋碎了,結果剩下兩個手臂還殘留着,而兩隻手就握着兩面旗幟,我記得不是很準確,但旗幟上的名稱寫的好像是師範學院,反正不是很準確。這是我親眼見過他們殘暴的行爲。

記者:共產黨可以在半個世紀之前在中國取得權力並維持權力至今,儘管他對中華民族帶來了一場場災難,我們看到了仍然有許多的中國人認同並維護共產黨對中國的統治。比如很多人說中國現在國力強盛、經濟快速發展,共產黨已經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與時俱進。您認爲這和中國民族性有什麼關係嗎?

袁紅冰:首先,說這種話的人他們說的並不準確。中國的國力現在是強盛的,但是一個國家爲什麼要國力強盛?當年希特勒的國力也很強盛,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國力也很強盛。一個強盛的國力到底是爲人民的幸福服務,還是爲官僚獨裁者的利益服務?

我們在中國現在所謂的經濟發展,經濟在大城市、在沿海確實是相當發展,生活在這些大城市裏的人們,他們的生活也有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們仔細看到還有更多的人,他們還是生活在極不公正的社會制度底下,生活在極艱難的條件底下。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通過犧牲大部份勞動者的利益來實現。整個中國大約有十億農民,而農民現在是如奴隸般的勞動,而得到的報酬是整個社會中最低的,這是靠這種奴隸般廉價的勞動,中國的經濟才逐漸發展。而財富都在少部份腐敗權力者的手裏,其中一小部份利用他們骯髒的金錢收買腐敗的權力的的商人的手裏,集中在一些墮落知識分子的手裏,墮落的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分到這樣一些骯髒的,只是因爲他們可以無恥的推動現在的政權。

所以好多人對共產黨沒有個基本的認識,有的人可能是思想糊塗,但是更多的那些爲共產黨辯護的人,你可以發現他們肯定是這個政權的受益者,他們只要自己得到了物質的利益,他們只要小小的物慾得到滿足,他們就不再去追求任何正義,他們也不會爲那些廣大的弱勢羣體去呼籲去說話。

而且據我了解的就是,有一些人確實是比剛才說的那樣還要維護這個政權,還要說這個政權的好話。但是在中國這麼廣闊的土地上、更大量的人們,對共產黨早已尚失了信心,對這個腐敗的政權早已切齒的痛恨。所以說有很多的人,我要看怎麼講,如果把他放在整個中國人整體的層面,希望維護這個政權的人也只是一小部份。

記者:您在書中說您從少年時期,就爲自己選擇了從中國現在專制暴政做百年決戰的命運之路。從十九歲起您就開始想《自由在落日中》的創作過程,是否是說您從少年時代起,就對共產黨的本質有深刻的認識?

袁紅冰:對。其實在文化大革命那樣瘋狂的年代,好多人都對毛澤東崇拜的五體投地的時候,我都從來沒有對他有過任何真正的信服。我對共產黨,從少年時期對他的本質就有深刻的認識。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爲當時我的命運使我接觸了許許多多被流放到內蒙古的知識份子,這些知識分子都是五十年代的右派,通過和他們的交談,通過和他們的來往使我認識到了共產黨是什麼樣的性質。所以我到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謝很懷念那些人,被摧殘的知識份子。

記者:您是否曾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呢?

袁紅冰:我是在八十四年加入共產黨,當時是胡耀邦當總書記,趙紫陽當總理,我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當時共產黨在胡耀邦的領導下確實是在進步着,而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個人確實是共產黨少有的有良知的領導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羣知識分子當時希望在共產黨內部推動進行政治改革,同時也進行經濟改革,逐步的使中國的民主轉型通過一個和平演變的方式來實現,這樣的話對整個中國人民會是一個幸運的事情。所以就是爲了從內部推動這個黨向自由民主的方向轉型,所以我就加入了這個黨。而六四事件說明共產黨內的頑固派,以及共產黨官僚集團,最終拒絕了以和平的方式使中國走向自由民主道路的歷史選擇。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我就開始被留黨察看,因爲我在六四中的表現,然後因爲我繼續進行民主活動,就被開除了黨。所以被這樣一個鎮壓六四學生的血腥的黨開除,我覺得這是一件極光榮的事。

記者:中國和平組織最近在大學網站上發起了呼籲廣大中國黨員退黨倡籲書,大學網站12月3日起設立了退出共產黨的網站,短短几天內至今爲止已有超過一千人發表退黨聲明,對於這個退黨行動您怎麼看?

袁紅冰:我覺得像現在這個如此腐敗如此罪惡的黨,其實對很多人早已經沒有了精神的吸引力,人們現在好多人加入這個黨,有的只是爲了免於受到政治迫害,因爲你要是黨員的話就無形中會有一些保護,這是自我保護的技倆。另外更多的人是爲了得到一些職務,因爲很多的職位在中國大陸只有黨員可以做,很多所謂好的工作黨員可以優先得到,大家實際上是爲了這樣的一些私利來加入。

而現在這個黨應該說他愈來愈暴露出他的反民主、反社會,他不僅對整個社會進行嚴酷的政治鎮壓,甚至對參加基督教會的也好,對善良的法輪功學員也好,對那些政治的異議人士也好,都被愈來愈兇殘的手段鎮壓。另一方面還有毫無廉恥的開始不要任何掩飾的攫取社會財富。這樣的黨的腐爛本質應該是暴露的愈來愈清楚了,所以現在很多的人從這個黨退出來了,對於他們來說他們這些還在大陸的人這些黨員,他們是極其勇敢的。因爲這個黨是邪惡的黨,他是不允許人退出來的,誰要是退出來他一定會受到懲罰。而這個人能做出退黨的行爲,這應該是最高尚最勇敢的,歷史會記住他們這種高尚的行爲。

記者:最近著名作家和美術家,前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孟偉哉先生,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結果遭到了國家安全部員的監視,您對此有何看法?

袁紅冰:本來加入一個政治組織或者退出一個政治組織,都是人的權利,都是應該要受到法律的保護。那麼孟偉哉先生退出共產黨,這本身是他自己的權利。本來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里,一種政治選擇是要受到法律保護的。而共產黨現在是流氓政府,用祕密警察、祕密特務這樣的方式來對待老人,這實在是太喪盡天良了。

記者:您認爲爲什麼共產黨不允許黨員退黨呢?

袁紅冰:是這樣的,如果每個黨員都紛紛退黨的話,整個的統治基礎就崩潰了,很可能頃刻之間就土崩瓦解。他現在是把整個民族當作他的人質,他甚至把6000萬黨員中的普通黨員也作爲他的人質。這點我們可以看到共產黨的邪惡,主要應該由官僚寡頭集團來承擔。許多普通的黨員本身也是受害者,所以他現在的官僚怕的是這些普通黨員一旦退黨的話,那麼他整個的統治基礎、政治基礎就會瓦解。所以他一定要用嚴酷的手段來阻止人們退出共產黨。

記者:假如共產黨允許共產黨員自由退黨,您認爲會有多少人退黨?

袁紅冰:我認爲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會退黨。

記者:今天的問題已經問完了,非常感謝您。

袁紅冰:謝謝你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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