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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1949年初，韋君宜以中共老幹部的身分同她的丈夫楊述在北平街頭散步，見到商店櫥窗裏光怪陸離的陳列品。她對丈夫說：「看吧！看看到底是這個腐敗的城市能改造我們，還是我們能改造這個城市！」此時她臉上浮出笑靨。 這笑靨出現在一位作爲32歲的中共負責女幹部臉上。這笑靨出現在被黨內、外譽爲「共產黨才女」的臉上。這笑靨中含有改天換地的赫丘利斯之力，同時也含有經天緯地的蕭曹瑜亮之智。對此，你不要懷疑是故作驚人之語。當時的情勢和氛圍，非親臨其境者，是難以道出的。筆者當時也在北平，不過只是個17歲的高中學生，談不上什麼知識和閱歷，卻有良好的記憶和體察，故而敢爲她的笑靨做出詮釋。 日本投降和國共談判的欣喜爲內戰炮聲所打斷。在佔地面積、兵員數量、裝備質量等方面均佔絕對優勢的對手面前，韋君宜所在的一方指揮若定，定出了個5年取得全國勝利的計劃。當時，你可以說這計劃是畫餅充飢，是水中撈月。但事實是：他們只用了3年半時間，便達成目標！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懷疑韋君宜笑靨中的自豪和自信呢？ 韋君宜長街信步中露出的笑靨，是她對資本主義的鄙視，是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決心，是對未來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磐石般信心。幾天前，說準確些是1949年1月31日下午1時，解放軍舉行入城式，市民高唱「他爲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時候，她是作爲被讚頌者一方的老幹部身分聆聽的。她要對得起百姓的讚頌啊！ 這是她同中共幹部以至大衆情緒的同一性。但韋君宜還有她自己的特殊性。 同那些生平頭一次進京的「土包子」幹部不一樣，韋君宜和他們相比，思想境界要高出許多層次。她的出生地就是北平。她出身世家，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她的父親斷定她具備國家棟梁的資質，決心送她到美國深造。然而她拋棄這一切，毅然投奔中共。 在入城前，韋君宜經歷過「搶救失足者運動」。那是一次荒唐的運動：人人過關，個個被懷疑是「特務」。有人編一套驢脣不對馬嘴的特務史方才過關，有人不肯說說謊，就被逼得自殺。她和丈夫楊述也毫不例外地經歷一輪地獄折磨。這次運動本來是後來中共歷次運動的縮影，若解剖了這隻「麻雀」，也便可以看透中共的惡毒手腕。但世界上沒有事實上的「先知先覺者」。韋君宜雖然說：「我痛苦地覺得，我那一片純真被摧毀了！」但她同那一代善良的知識份子一樣，總不殫於從壞處估量別人的用心，即使受了天大的暗算或不公，還要爲「理想」獻身。他們未能直面此「麻雀」，以後接受無數次烏鴉噴糞、禿鷹啄食，也就不足爲奇了。 文革中韋君宜順理成章地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當楊述被打得遍體鱗傷並向她說「我這次可能被亂棍打死」時，她想到自己挨鬥中「暴雨一般的造謠、污衊傾到我頭上」，便向丈夫提議：「我們不如到廚房把煤氣打開，了卻殘生，免得零碎受苦吧。」在此關鍵時刻，虧得楊述決定再忍耐、再等待的一念之差，才使他們得以存活下來。事實上，文革中的北京，有數以萬計的人自殺了，或被打死了。老舍自沈於太平湖是大家都知道的。在上海，也有傅雷夫婦雙雙自殺的例子。 「男兒有淚不輕彈」，本來說的是林沖那樣的好漢。而面對馬隊、水龍參與學生運動的她，衝破鐵絲網、碉堡羣跨越封鎖線的她，坐下來文筆超羣、走出去羣衆信服的她，一直領導着一個部門的她，又豈能是林沖所能望其項背的。她韋君宜打落門牙和血吞，支撐中共的統治大廈。她只有暗中飲泣，不肯痛哭。 但她在《思痛錄》中，也有一次爲她的下屬的不幸遭遇失聲痛哭的記載。中間多次自責，愈見難能可貴，並令人在同悲中獲得寶貴的啓悟。她爲之痛哭的這個人叫李興華。書中以《一個普通人的啓示》爲題，做了專章論述。 50年代，26歲的李興華從天安門警衛部隊轉業來到韋君宜主編的《文藝學習》雜誌社。「他出身很好，歷史純潔，19歲進解放區，很快入了黨，參了軍。他調來的時候才26歲，身穿一套厚敦敦的棉軍服，顯得泥土氣撲人。」依中共的用人標準來看，此人根紅苗正、年輕有爲，依中共總結的「槍桿子，筆桿子，幹革命靠這兩杆子」的經驗看，此人舉槍能打仗、動筆任編輯，哪裏有這樣理想的幹部啊！但糟糕就糟糕在李興華太赤膽忠心啦！太天真無邪啦！反右運動中，因他對王蒙作品《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表示過支持，又因他是「丁（玲）陳反黨集團」中陳企霞的學生，再加上沒有圓滑的檢討技術，在所有右派已經定案、編輯部解散、韋君宜暗自慶幸他過關的當口，忽然來了通知，謂：經過各單位統一平衡，像他這樣的也應劃爲右派。韋君宜作爲單位領導人告知李興華「平衡」成爲右派時，她思緒裏出現了痛苦的波瀾：「我不敢看他的臉，宣佈時兩眼只是看着他的腳，看着他穿着一雙黃皮鞋和深灰色尼龍絲襪（這雙鞋和襪子長期留在我的記憶裏）。後來停了好久，他發言了，我才偷偷抬起頭來看一眼──倒好像是他在宣判我似的。」 韋君宜此刻在聖旨和屬下遭遇間產生「好像是他在宣判我」的負罪感，同長期普遍存在於中共內部以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爲能事的各級黨棍的骯髒靈魂，有天壤之別。打那以後，「我心裏始終覺得對他不起，他本來完全是個左派，怎麼會成了右派？我說不清該怪誰，總之我有責任。」直到有一天，他們同時下放到一個縣裏勞動，她去找這個昔日下屬：「我坐在一條破板凳上等着他，見他遠遠地來了，形容憔悴，他對我說：『您很好，我就放心了。』我也說了兩句『勵勉』的話。他告辭後，我怔怔地看他走出那條農村的小巷，看着這個人顯然已消瘦的背影，想起初見時那個厚敦敦的樣子，忽然悲從中來，我在這四顧無人的破屋裏沒有必要再抑制自己，就伏在那破窗臺上，放聲哭了一場。」 從「抑制」二字可以看出，她平時的不哭，比此時的痛哭，更爲揪心。痛哭的淚痕、飲泣的淚痕、心上的淚痕，鑄就她於90年代回顧一生歷程時，敢於在後生小子江澤民、李鵬諸黨魁眼皮底下在書名上突出一個「痛」字！我們這些多少有點以天下興亡爲己任的人，若對這個「痛」字的分量掂量不出來，就枉談對中共本性的透視了。 她退休後，得知一位在美已居很高科學地位的清華老同學談及她時有過一番感慨：「說老實話我當時在學校只是一箇中等的學生，一點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聰明能幹、嶄露頭角的，是當時那些參加運動投奔了革命的同學。如果他們不幹革命而來這裏學習，那成就不知要比我們這類人高多少倍！」 這番議論令人想起一句諺語：「人活到七十歲若能重新活一次，個個都是聖人。」我們則要說：多虧韋君宜不是聖人，才留下她的《思痛錄》，從而使我們在今天逆民主潮流而動的專制而貪婪的集團面前，少上一些圈套，多得一些清醒的啓迪。 (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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