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信譽敗落的時代呼喚誠信沒有錯。但令人擔心的是，許多人把無誠信歸咎於自由：市場敗壞了人心，自由放縱著物慾、似乎根治道德墮落的唯一出路是迴歸毛澤東時代，似乎只有禁慾主義、平均主義和苦行僧，才能保證人心的純正。特別是那些以「愛國主義」面目出現的下流，在互聯網提供的虛擬空間裏，理直氣壯地對「自由」實施著語言暴力和詞句猥褻。然而，言詞的激烈並不能掩蓋人格的懦弱，最下流、最無恥、最暴虐的網絡語言常常是蒙面懦夫所爲。

　　而在事實上，當下社會上所有極端的不道德行爲，都曾在毛澤東的極權時代受到來自最高領袖和制度本身的鼓勵。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野蠻和殘忍、下流和猥瑣、謊言和背叛、自私和仇恨之人性邪惡的大爆發。只不過當時的人們被紅色革命所席捲，並不認爲那就是人性之邪惡。甚至直到今天，文革中的大、小造反派們也不肯自省。參與抄家打人的紅衛兵也沒有向受害者表示歉意。這一切野蠻和良知缺席，皆在恐怖政治的壓力和虛幻烏托邦的迷惑之下，直接服務於絕對極權制度的日常運行。獨裁者毛澤東爲這些人性邪惡的宣泄提供了某種人治秩序——週期性再造共產主義新人運動和一系列政治運動，造成人性墮落的週期循環。這種週期循環又是與獨裁者的生理及心理紊亂之週期、也是與絕對權力的痙攣週期相協調的。

　　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是人性墮落的積累。數不清的大、小政治運動使全社會的不講道德積累成日常的習慣性行爲。它可以在任何解禁的時期和領域爆炸性地凸現。壓抑人的正常物慾和放縱人的畸形破壞慾、攻擊欲的毛澤東時代一旦解體，鼓勵小康生活的新秩序就把人的物慾解放出來。但是，毛澤東以革命和造反的名義所製造的無賴精神，卻沒有任何改觀。它又在新一輪的金錢夢中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現在大陸社會的全無信譽的道德混亂狀態和文革時期全無任何自律的打砸搶造反行爲，其內在精神乃一脈相承。我們習慣了說謊、背叛、仇恨和暴虐，習慣了一切皆由領袖、黨和國家負責的生存方式，誠信、愛、同情和個人責任感便無從談起。換言之，獨裁政治培育仇恨和陰謀，鼓勵說謊和無恥，造就懦弱和暴虐，縱容無賴和狂妄，養成自私和無責任感。政治無恥用之於商場就是全無商業道德。

　　揀選一個在道德上最純潔的無產階級，擔負起創建完美的人類未來之責任，列寧又進一步把這責任賦予了靠暴力革命執政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而當馬克思主義的道德烏托邦崩潰之後，當列寧式的先鋒隊蛻化爲自私的特權集團之後，巨大道德空白的出現便不可避免。而在當今世界，能夠填補獨裁製度所留下的巨大道德空白的最佳精神資源，只能是自由主義道德。

　　自由主義是道德的，因爲自由不僅源於天賦人權，也源於天賦責任。自由在給予我們自主選擇權和牟取私利的道德合法性的同時，也把相應的自我負責和道德自律一併給予我們。自由之所以可貴，並非在於它鼓勵不負任何責任的爲所欲爲，而在於它把每個人都作爲能夠自我負責的理性個體加以平等地對待。自由社會是法治社會，更是講道德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更是信譽經濟。這就是自由經濟理論的創始人亞當　斯密、之所以同時寫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的原因。

　　人性並不完美。我們是有限的，因而也是有罪的。但是，上天爲我們提供了完美的價值尺度。當這種尺度內化爲個體的意志自律時，不完美不斷地向完美提升的努力，就是人之精神超越肉慾，從有限向無限的昇華過程。自由並不要求所有人都成爲甘地式的道德楷模。但是自由將不斷地造就出優秀的象徵性人物，以證明人性在精神上人格上所能達到的似神之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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