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普羅文藝理論，也都承認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列寧的文學反映論即承認文化是經濟及政治的反映。即使黃色描寫汪洋肆的《金瓶梅》魯迅先生也看出了其重大認識價值，是對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高行健先生也認同它與紅樓、水滸、西遊爲中華四大經典作品，當然古人也有人因道德上的原因將《金瓶梅》排出《四大才子或奇書》之外而列入《三國演義》。

十九世紀福樓拜名作《包法利夫人》問世，批評家說作家在解剖包法利夫人的同時在解剖變革中的法國社會，它不同於專門描寫情慾的《德泰萊夫人的情人》，因而兩部作品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價值不同。但商品化的黃色小說同樣是社會經濟、文化變革的反映。

上世紀卅年代德國文化界、新聞界一部《花蝴蝶》風行一時，這位美麗的德國小姐，專找「精采」男人享用，其數量與頻率遠遠超過《上海寶貝》，捕捉、俘獲精采男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而且把墮落女性的寄生性發揮到淋漓盡致，不從事任何職業，生活自由任性，暫時找不到《精采》異性則整天臥床不起，餓了也有極懶惰、省事的辦法，把生雞蛋在杯中攪碎，既解渴又解餓，把人還原爲孔夫子所說的「食色性也」，別的什麼都不要。而且「性」的地位遠高於「食」，前者要精采，後者完全可以將就。

二次世界大戰中把「性」等同於「食」的現象，在納粹組織暗中風行，下級女性在上司性飢渴時則物化爲工具，毫無感情，性愛因素，成了天職和義務，這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的《杯水主義》同一內涵，因爲是同一極權政治體制中生長的意識形態與畸形人性，日帝軍閥創立慰安婦的出發點就是專爲解決士兵性發泄，以固軍心。都屬於服務於專制政權的上層建築中的社會意識形態。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的文學界才發現戰前轟動社會的《花蝴蝶》本身就是反映社會的「人學」，批評家驚呼這位超前、時髦女性是「飛舞在納粹戰爭烏雲之前的一支美麗的花蝴蝶」。可惜她的巨大認識價值，在德國及歐洲人民付出了幾千萬生命的代價，才爲文化界所發現，因而也未能防止全德知識分子如癡如狂的大日耳曼民族主義狂熱，以至感染了工人、農民、各行各業與德意志全民族。

同樣，《杯水主義》現象也未能使蘇聯知識界認識它作爲道德文化現象所反映的極權專制的社會倒退與危險。上世紀60年代四位日本留蘇學生寫過一本書，名爲《蘇聯是社會主義嗎？》，據作者們在蘇聯全國各休養勝地的考察，這些地方無一不是蘇聯各級官員及夫人藉口「休養」或「醫療」放肆輪換情人的地方。當然比起今日大陸官場是小巫見大巫，陳希同、李紀周、成克傑，黃菊、曾慶紅、江澤民迭次由包二奶發展到包五奶，包七奶，上行下效，無官不貪，無官不色、不嫖、不包。大科學家愛因斯坦1948年去俄國考察，結論是：「社會主義導致奴役，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化。」

腐爛與極權同步，更在江澤民故意煽起的民族主義狂熱掩蓋下放肆氾濫，蘇聯的政治犯、異議人士在集中營被注射成「白癡」任人毆虐，而集中營以外的百姓最欣賞的卻是獨唱《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比我的祖國更美麗》，僅這頭一句，無論唱到全國各地，無不滿場喝彩，還有大合唱《祖國進行曲》，人們當真事地忘情高唱：「我們沒有見過別的國家，可以這樣自由呼吸」。這與今天中國大陸各種官辦晚會、春節晚會團結、熱烈的場面極其相似。今天蘇聯已紅旗落地，但今日中俄友好條約似乎還在鼓動當年「中蘇人民團結緊，把帝國主義連根拔」的豪情。

文學批評界的專家們從二戰前後德、日、蘇聯的文化與道德的蛻變中，能夠看到《上海寶貝》與大陸對9·11 事件一片幸災樂禍的內在聯繫嗎？不妨看看因特網上大陸青年對臺灣同胞的親愛：「臺灣人全部殺光，把大陸人移民過去，只要土地」，對美國還有更狠毒的話，譬如「哭泣吧，美國！」「9·11 事件是我今年最高興的事，炸死美國人越多越好！」等更令人戰慄，而大陸知識界竟無人爲中國面臨法西斯深淵而擔憂！

德國人不愧是哲學上、科學上有着優秀遺產的民族，勃蘭特作爲國家總理在猶太人墓前下跪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明智與反省，而日本人、大陸中國人正相反，經濟動物，未來不知其可。

當然，《上海寶貝》的作者並不會意識到其作品的認識價值，舉凡真實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其內涵的深刻，永遠大於作者與批評家的主觀侷限。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施耐庵寫《水滸傳》絕不會想到會成爲後世農民造反的兵書，文學批評界也不會想到《四遊記》、《紅樓夢》會成爲研究氣功的借鑑。

今天大陸青年心目中，法西斯並不可怕、可恨，紅色恐怖好得很，拉登是英雄。在歐洲及猶太人心目中，法西斯匪徒是野獸，而大陸青年中，9·11事件中殺人的匪徒是烈士，引爲同道，心嚮往之，而《上海寶貝》女主人公，不僅專找德國人獻身，還要想象自己被法西斯軍官強姦才快意，才夠刺激。大陸青年不懂歷史，不知文革，遺忘「六·四」，還在被江澤民「德治」繼續洗腦，認賊作父，認同國家恐怖主義，高唱「接過拉登的槍，千萬個拉登在成長」，引法西斯爲同類，崇拜到被納粹軍官強姦才快意，王偉式的神風敢死隊，在大陸被江澤民封爲「祖國衛士」，被傳頌爲聖戰英雄！

《上海寶貝》一書的出現，其實是全大陸對9·11 慘案幸災樂禍的前兆，兩者都是江澤民所代表的「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前者誨淫，後者卑痞，與江澤民至少包七奶，率領大小官僚貪污、貪色同流，瀛臺與紅樓一色。

知識分子社會良心被狗吃掉，除包穀先生爲大陸人權與法制被納粹化瘋狂踐踏號呼警覺外。大陸反動的民族主義被媒體歌舞昇平所掩蓋及新聞煽情作戲所陪襯，沒有人看到其實質，即社會法西斯主義或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拉大陸十幾億羣盲爲江澤民一人墊背，正如當年納粹主義拉全意大利人民爲小提琴能手莫索里尼一人墊背，拉全德公民爲乞丐畫家希特勒一人墊背一樣。

同是反映陰暗，但《上海寶貝》作者主觀上與《欽差大臣》作者果戈裏大不相同，果戈裏摹寫官場腐化在於暴露，而衛慧女士摹寫性亂近乎陶醉、欣賞。它甚至不能與九十年前的《官場現行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論高低，更談不上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不過是上世紀卅年代末德國《花蝴蝶》的中國型變種而已。但它反映的卻是這樣的社會：

醉生夢死，前途無望；錢、權不用，過期作廢；賄賂公行，無理可講；媒體窒息，官皆危懼；正義潛逃，公理退避；真理犯禁，人權墜獄；上訪犯法，豺狼遍地；道德淪喪，紙醉金迷；無所發泄，唯有縱慾；上下腐爛，無藥可醫；七彩包裝，花花世界。

古人云：「國之將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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