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按照普罗文艺理论，也都承认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列宁的文学反映论即承认文化是经济及政治的反映。即使黄色描写汪洋肆的《金瓶梅》鲁迅先生也看出了其重大认识价值，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高行健先生也认同它与红楼、水浒、西游为中华四大经典作品，当然古人也有人因道德上的原因将《金瓶梅》排出《四大才子或奇书》之外而列入《三国演义》。

十九世纪福楼拜名作《包法利夫人》问世，批评家说作家在解剖包法利夫人的同时在解剖变革中的法国社会，它不同于专门描写情欲的《德泰莱夫人的情人》，因而两部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的价值不同。但商品化的黄色小说同样是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反映。

上世纪卅年代德国文化界、新闻界一部《花蝴蝶》风行一时，这位美丽的德国小姐，专找“精采”男人享用，其数量与频率远远超过《上海宝贝》，捕捉、俘获精采男人，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而且把堕落女性的寄生性发挥到淋漓尽致，不从事任何职业，生活自由任性，暂时找不到《精采》异性则整天卧床不起，饿了也有极懒惰、省事的办法，把生鸡蛋在杯中搅碎，既解渴又解饿，把人还原为孔夫子所说的“食色性也”，别的什么都不要。而且“性”的地位远高于“食”，前者要精采，后者完全可以将就。

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性”等同于“食”的现象，在纳粹组织暗中风行，下级女性在上司性饥渴时则物化为工具，毫无感情，性爱因素，成了天职和义务，这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杯水主义》同一内涵，因为是同一极权政治体制中生长的意识形态与畸形人性，日帝军阀创立慰安妇的出发点就是专为解决士兵性发泄，以固军心。都属于服务于专制政权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的文学界才发现战前轰动社会的《花蝴蝶》本身就是反映社会的“人学”，批评家惊呼这位超前、时髦女性是“飞舞在纳粹战争乌云之前的一支美丽的花蝴蝶”。可惜她的巨大认识价值，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付出了几千万生命的代价，才为文化界所发现，因而也未能防止全德知识分子如痴如狂的大日耳曼民族主义狂热，以至感染了工人、农民、各行各业与德意志全民族。

同样，《杯水主义》现象也未能使苏联知识界认识它作为道德文化现象所反映的极权专制的社会倒退与危险。上世纪60年代四位日本留苏学生写过一本书，名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吗？》，据作者们在苏联全国各休养胜地的考察，这些地方无一不是苏联各级官员及夫人借口“休养”或“医疗”放肆轮换情人的地方。当然比起今日大陆官场是小巫见大巫，陈希同、李纪周、成克杰，黄菊、曾庆红、江泽民迭次由包二奶发展到包五奶，包七奶，上行下效，无官不贪，无官不色、不嫖、不包。大科学家爱因斯坦1948年去俄国考察，结论是：“社会主义导致奴役，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化。”

腐烂与极权同步，更在江泽民故意煽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掩盖下放肆泛滥，苏联的政治犯、异议人士在集中营被注射成“白痴”任人殴虐，而集中营以外的百姓最欣赏的却是独唱《世界上没有别的国家比我的祖国更美丽》，仅这头一句，无论唱到全国各地，无不满场喝彩，还有大合唱《祖国进行曲》，人们当真事地忘情高唱：“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这与今天中国大陆各种官办晚会、春节晚会团结、热烈的场面极其相似。今天苏联已红旗落地，但今日中俄友好条约似乎还在鼓动当年“中苏人民团结紧，把帝国主义连根拔”的豪情。

文学批评界的专家们从二战前后德、日、苏联的文化与道德的蜕变中，能够看到《上海宝贝》与大陆对9·11 事件一片幸灾乐祸的内在联系吗？不妨看看因特网上大陆青年对台湾同胞的亲爱：“台湾人全部杀光，把大陆人移民过去，只要土地”，对美国还有更狠毒的话，譬如“哭泣吧，美国！”“9·11 事件是我今年最高兴的事，炸死美国人越多越好！”等更令人战栗，而大陆知识界竟无人为中国面临法西斯深渊而担忧！

德国人不愧是哲学上、科学上有着优秀遗产的民族，勃兰特作为国家总理在犹太人墓前下跪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明智与反省，而日本人、大陆中国人正相反，经济动物，未来不知其可。

当然，《上海宝贝》的作者并不会意识到其作品的认识价值，举凡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其内涵的深刻，永远大于作者与批评家的主观局限。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施耐庵写《水浒传》绝不会想到会成为后世农民造反的兵书，文学批评界也不会想到《四游记》、《红楼梦》会成为研究气功的借鉴。

今天大陆青年心目中，法西斯并不可怕、可恨，红色恐怖好得很，拉登是英雄。在欧洲及犹太人心目中，法西斯匪徒是野兽，而大陆青年中，9·11事件中杀人的匪徒是烈士，引为同道，心向往之，而《上海宝贝》女主人公，不仅专找德国人献身，还要想象自己被法西斯军官强奸才快意，才够刺激。大陆青年不懂历史，不知文革，遗忘“六·四”，还在被江泽民“德治”继续洗脑，认贼作父，认同国家恐怖主义，高唱“接过拉登的枪，千万个拉登在成长”，引法西斯为同类，崇拜到被纳粹军官强奸才快意，王伟式的神风敢死队，在大陆被江泽民封为“祖国卫士”，被传颂为圣战英雄！

《上海宝贝》一书的出现，其实是全大陆对9·11 惨案幸灾乐祸的前兆，两者都是江泽民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前者诲淫，后者卑痞，与江泽民至少包七奶，率领大小官僚贪污、贪色同流，瀛台与红楼一色。

知识分子社会良心被狗吃掉，除包谷先生为大陆人权与法制被纳粹化疯狂践踏号呼警觉外。大陆反动的民族主义被媒体歌舞升平所掩盖及新闻煽情作戏所陪衬，没有人看到其实质，即社会法西斯主义或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拉大陆十几亿群盲为江泽民一人垫背，正如当年纳粹主义拉全意大利人民为小提琴能手莫索里尼一人垫背，拉全德公民为乞丐画家希特勒一人垫背一样。

同是反映阴暗，但《上海宝贝》作者主观上与《钦差大臣》作者果戈里大不相同，果戈里摹写官场腐化在于暴露，而卫慧女士摹写性乱近乎陶醉、欣赏。它甚至不能与九十年前的《官场现行记》、《廿年目睹之怪现状》论高低，更谈不上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上世纪卅年代末德国《花蝴蝶》的中国型变种而已。但它反映的却是这样的社会：

醉生梦死，前途无望；钱、权不用，过期作废；贿赂公行，无理可讲；媒体窒息，官皆危惧；正义潜逃，公理退避；真理犯禁，人权坠狱；上访犯法，豺狼遍地；道德沦丧，纸醉金迷；无所发泄，唯有纵欲；上下腐烂，无药可医；七彩包装，花花世界。

古人云：“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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