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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国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农村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还农民以自由，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学无术、以权谋私的贪官向农民压榨。 朱镕基坦承最担心农业 中国总理朱镕基最近在文莱出席东盟高峰会时坦承，中国入世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弊大于利。他最为担心的是国内农业，因外国农产品以现代化技术生产，无论价格及成本都低过中国，如果向中国大量倾销农产品，便会对农民生计构成影响。 看著朱镕基一脸凝重，在中外记者面前坦言「我不开心，我伤脑筋，我最担心的是农业」，可见这个问题是多么困扰著他。过去中共领导人虽然也经常提及「农业危机」，但这次不是「狼来了」，而是实实在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对九亿农民来说，他们将面对不可预知的世界市场冲击波，处于「自生自灭」的可悲境地。 犹记当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首先在农村推行。农村人口是中国社会低人一等的阶层，他们根本没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能享有在城市实行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换句话说，邓小平摸著石头过河的改革，从「成本」最低的农村起步。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市场经济已经找到了定位，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农民不但摆脱不了贫困，而且越来越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有能力承受入世后带来的种种困局吗？前不久国家统计局披露的统计资料承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连年下滑，抑制了农村消费增长，已成为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局承认，入世之后，农民收入在可见的一段时间内，将会大幅减少。会不会出现「官逼民反」的局面呢？这是中南海最为担心的事。 农业生产力最低的国家之一 众所周知，中共是依靠农民夺取政权的，然而从「建设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当权者却对农民实行层层「扒皮式」的压榨。与西方国家对农业大量补贴政策相反，中国是依靠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牺牲，来换取对工业的大量投入和经济比较高速的发展的。 这是一组沉重的统计数字： ──中国农业生产力是世界上最低下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一九九七年到一九九九年间，中国农业的人均产值是三百十六美元，而印度是三百九十五美元，最高的是丹麦，为五万二千八百零九美元。世界上除非洲国家外，只有三个国家低于中国的水平，它们是越南、尼泊尔和孟加拉国。中国每一千名农业工人才有拖拉机一台；印度为六台；北韩为十九台；丹麦为一千一百三十三台。中国对农产品总量的加工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而发达国家占百分之八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廉物美的外国农产品涌入中国市场，先天的落后条件，令广大农民又要承受新一波的「试验」风险，他们的活路在哪里？他们的忍受力有多大？ 李昌平「告御状」的震荡 其实，就算没有外国产品的冲击，农民的活路和忍受力早已成为国内外的关注话题，其中持续一年多的「李昌平上书中南海事件」，至今余波未了。 去年三月，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总理朱镕基，讲述农民的困苦，表达对中国九亿农民现状的忧虑，要求中央减轻农民的负担。农民、农村、农业俗称「三农」，李昌平用一句非常简洁的话道出了「三农」现实的严峻局面：「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指出，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很难落实。近年来，没有对农民提供贷款，即使有极个别例外，月利率也在百分之十八以上（高利贷）。信中说：「我经常碰到老人拉著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惨场面。」 李昌平的「告御状」，得到朱镕基的两度亲笔批示，指示有关部门要重视问题的严重性，并派人下来明查暗访，证实李昌平的反映属实。于是，在当地掀起了一场以棋盘乡为中心的湖北省农村改革，但是此举却使当地干部利益受损，李昌平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结果，几个月后，面对强大的「官官相护」压力，李昌平不得不「自愿」辞职下岗，南下深圳当了一名打工仔。 百分之九十的农民负债 说来也难以置信，所谓「当地干部利益受损」，只不过使他们每人每月少了两百元的「外快」而已。李昌平所在的湖北省监利县，是当今中国农村的典型写照，它位于洪湖附近，历史上有过「革命根据地」的辉煌，盛产鱼、棉花、生猪、芦苇，曾是著名的鱼米之乡，现在却呈现「千家万户尽萧条」的悲凉景象。 当地农民有一本「农民负担监督卡」，要交名目繁多、莫名其妙的税项，什么国税，农业税，基本水费，管理费，乡村统筹费，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办交通费，畜禽防护费等等。没有钱交税费，就要向亲朋好友筹借，甚至变卖家产。种不种田都要交人头税，如果交不出，就会被扣押，以至当地百分之九十的农民都负债。 由于种田亏本，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负担便向人头上加，以致税费逐年增加，每年达五百多元，而他们每亩稻米的收入才三四百元。九三年粮食平均每公斤收购价是人民币五角至六角，中央近年将长江流域的小麦和早稻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后，更是令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每公斤收购价跌至人民币三角八分至四角，不少人将农作物收成卖出去后，反而亏损二百多元。 吃「农家」的贪官 更要命的是，农村也是贪官横行，与城市所不同的是，他们贪污的对象，不是「公家」，而是「农家」。农民激愤地说，根本没有人管他们的死活，上面只知道要钱、要命、要粮。有一首顺口溜十分形象地道出了这种乱象：「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政策如谎言。」 监利县连续四年遭受水灾、旱灾和虫灾，上面拨款修建移民村，安置了一万多名受水灾影响的农民，其中有来自国际粮农组织的紧急救灾拨款。原农业局长涉嫌贪污海外捐款，谁知当地检察院立案侦查半年，至今仍未能上交法院处理。村民投诉，那些挪用公款的贪污腐败分子把钱弄走了，去年的救灾米被扣了一半。而年年加重农民负担的监利县党委书记，在李昌平上书事件之后，反而官升至荆州市副市长。今年四月，监利县召开的人大会议，将生产总值大幅缩减了十四亿元，反映出以往干部向上虚报数字的严重程度。 而移民村因为「干部如蝗虫」，用光了费用，变成无人管，搞得一团糟，道路一片泥泞，原先计划有自来水供应，结果是农民自己掘井，水质很差，呈黄褐色。有部份住户交不出电费后，全村被停止供电。 该县乡镇企业经营则全面萎缩，八成以上停产。二十四个乡镇，全部都有负债，达四亿元，这些欠债，大多是高利贷。近来乡镇不良债务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干部腐败、大吃大喝、买小汽车，还有「超标准」兴建豪华办公大楼，与破烂不堪的农舍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三次土地革命模式出现？ 身在南方特区的李昌平，仍不忘家乡，最近他接受传媒访问时呼吁：要真正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这是代表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的呐喊，不知朱镕基听得见吗？ 中共主政初期进行的「打土豪，分田地」，被视为第一次土地革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行土地承包，被视为第二次土地革命。近来国内传媒纷纷报道，现在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模式出现了，全国有不少像湖北监利县那样，农民大量流失，土地变成一种资产，以农田入股在市场上寻找商机。事实上，已经有国际财经杂志断言，中国入世后，通过引入西方先进技术与新品种、新管理方式，中国农业市场利润可高达百分之六十，将是在中国投资最赚钱的行业。 投资中国农业市场是不是有利可图，还得看下回分解。但不可不知，像上述监利县那样存在大小通吃的干部，是中国农村普遍现象，又如何同西方先进的新管理方式合二为一呢？用旧瓶新酒来搞第三次土地革命，只会孕育更多的贪官，制造更多的贫困农民。在城市众多国企的拍卖改造过程中，经常出现「公家变私家」的丑闻，希望农村走向国际市场化之际，不要重复这种怪圈，把几千年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变成一小撮人的生财工具。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各地开始的户籍制度改革，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城镇择业经商打工，允许农民工和城市居民平等竞争就业岗位，简化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办理居住证明和就业证明等各项手续，被视为取消农民「贱民」身份的措施，颇有「皇恩浩荡」的意味。但国内有学者指出，由于土地与人口比例不可能改善，未来即使达到五成的城市化比率，仍有八亿农民必须生活在农村。这样看来，城市放宽农民自由入城，并不能根本改变他们低人一等的身份。唯有从农村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著手，还农民以自由，真正实行村民自治，而不是由不学无术、以权谋私的贪官向农民压榨。要知道，灾难性的农业政策是中国农民远离现代化的主要根源，当中国经济发展一次又一次将农民作为垫脚石后，也到了应该让他们寻找自己被埋葬的尊严的时候了。 (原载11月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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