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人请自动自觉

原本简单的标准答问，江泽民不玩这套现代世界的媒体游戏，因为香港是属于中国的，香港人是中国人，自己人便应（自动自觉）支持我支持特首，怎可以学西方媒体那么客观中立、独立思考和判断，整天找碴子设陷阱，把问题简单化，不知问题复杂，不知我一言兴邦可以丧邦，总要搞观点并存。

若论文化差距和文化冲突，这就是了。一方认为天经地义、正常过正常，另一方认为离经叛道。江泽民自知「得罪你们」仍爆发，反映文化磨心积压的压力多么难受。难受不单是压力庞大，而是这种压力是不能承认的。以中国的政治思维，承认这种压力，等于承认自己失败。但不承认又不行，这些头脑简单、天真、无知的记者和媒体，一有机会便插进来，展露另一个世界的社会管治方式和媒体运作模式，把江泽民（和董建华，以至中港一众高官）逼向文化冲突的磨心点。

江成了文化冲突磨心

面对华莱士，江泽民可以实事求是承认面对巨大的问题，在承认和尊重问题的前提下感应问题、处理问题。对香港记者和媒体，他忍了那么多年，终于爆发，家长式的痛心关爱混杂吁恼怒不屑与焦躁无能感。

江泽民不是给夹在文化冲突的磨心的第一人。每个中国人百多年来都被夹在文化转型的磨心之中。一个方向是回到集体主义大一统的和谐舒畅安全，但可能再陷落后的黑洞，另一方向是跳落以个体为基础的动态秩序中求生求发展，但要打破中国主体，和世界接轨。香港百五年在夹缝中走出一条路来，八十年代中国要收回香港，就是说回归后让香港在这条现代化的路上走下去，甚而中国会参照香港的试验。

选下任特首不再港事港办

第一届特首推选，是中国坚定不移、竭尽所能在香港学现代管治与政治文化的一次尝试，虽然仍有很大距离，但中国是受到赞赏的。第二届本应再进一步，这半年来却是大倒退。第一届时中国官员避忌做和讲的「倾向性」话，官员现时都在讲、都在做。钱其琛那么直接和坦白，港人和媒体还以为他一时不察。之后朱镕基为钱其琛背书，港人和媒体以为已「到顶」，谁知江泽民的「支持连任，但不是钦点」论，声色俱厉，内容和形式都创新高峰。中国不按第一届方式与标准玩了，起码在这次中国不再坚定不移「港事港办」了。沿这趋势下去，选第二届特首时，中国可能犯以下几种错误。

一、唯心唯意志，不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是调拨其他资源，如抗洪攻坚，虚耗有生力量，得不偿失。董建华连任出问题，应由改善管治水平与民望做起。现在中央不作此图，而是纠集资源，倾力托撑，必然劳苦难成又花耗庞大。天下没白耗的资源，钱朱江把个人和国家那么多资源押下去，必然引发连锁反应和问题，必要付出内外代价，可能得不偿失。这是过去五十年中国常见的一种「犯错模式」。

预设结果制度无法建立

二、预设结果、操控制度，制度便建立不起来。现代社会的法治是靠制度按程序自行运作与调节的。人在制度中（包括江泽民）不能预先决定一定要什么结果、不要什么结果。人只能在制度中和过程中发挥主动性去影响结果，永远不能主宰结果，否则制度不能建立。中央这样子「非董不行」，不接受选举的未知与不确定，只接受一个自己预定的结果，整个推选制度形同虚设。

三、转移观念，骗不了别人骗了自己。第一届特首中国说是「选举」，第二届中国已没有那时那样上下左右一言一行小心翼翼，极力避免被视为「内定」，而是由钱朱江公开「支持连任」，但中央仍会坚持不是「钦定」、而是「选举」。「选举」这名词便给现实行动填上新的内容，观念已被转移却仍说不变。五十年来，中国很多关键的观念一变再变（如民主、人民、选举、自由、革命），却没有相应的□清事实与名词互相扭曲，自欺却欺不了别人，造成很多混乱和灾难。

挺董连任帮倒忙

中国以本身的方式支持董建华连任，如他没有在管治水平上提升，只会造成反效果，帮倒忙。中国有千万个方法，既让董建华连任，又保持第一届时的推选制度的公信力。钱朱江近日的动作根本完全不必要。如内里有什么原因三人不得不尔，问题可能已到了无可挽救了。(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