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在到达文莱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议之前，其神经似乎还处于失控状态，好象还沉浸在北京喝骂香港女记者的恶劣心情中。他在出国访问途中抽空回到深圳出席周年庆典，仍拒绝香港记者入境采访，香港几个大报记者在深圳还被羁押，甚至被没收底片。这就象一个被惯坏的小孩耍脾气，给他讲道理没有用，只有等待他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是，江泽民到了文莱以后，因过度紧张而发生抽搐的面部肌肉突然松弛下来，甚至还出现了笑容，更耐人寻味的是，居然主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按照中共自己的《大公报》甜得有点发腻的报道：江主席“在听到香港记者发音不准的普通话时，他甚至笑了起来。”结束时，江对记者们说：“今天你们满意了吧。”

这还不是唯一有趣的。另一个有味道的事情是，江泽民在文莱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的一次据说是颇为动情的会谈中，同意重开中美人权对话。这个对话自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那时起就被中断。两天后，联合国人权组织说，它将在20日与中国签署一份人权合作协议，这是经过两年的商讨才取得的成果。

这一切，你都可以说是江泽民和中共又在演戏，但演戏比赤裸裸的疯狂好。中共15大之前，江泽民是个不错的演员，他的演出，还感动了不少西方人和中国人。但从15大江泽民坐稳江山之后，他的神经就开始有点错乱，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美人，比毛泽东还美，比邓小平还美，甚至还比得上克林顿。确实，江泽民手里集中的权力，比毛泽东多，比邓小平多，克林顿更比不上他。党政军经甚至外交和对台湾政策的最高权力都在他手里，这不能不使他头晕。于是在国内摆出毛泽东二世的架式，在国际上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大国领袖，要从与美国的对抗中找寻膨胀感。

在国内，他重开与知识分子的战争，严厉镇压各种宗教活动，不尊重香港的自由；在党内恢复文革式的政治运动，甚至搞起了个人崇拜；在国际上，与美国对抗，与台湾对抗，完全抛弃了邓小平与民休息的韬光养晦策略，把中国推到战争边缘。此外，为了给自己的这种虚幻的大国领袖欲制造合法外衣，还不惜刺激危险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与世界性民主潮流对着干，要重温毛泽东式专制旧梦的行为，自然不可能赢得国内外舆论的喝彩，只能得到挖苦和嘲讽；在党内和决策层也遇到了疏离和不认同。比如至今就没有听见除江泽民之外的任何中央常委公开批判过法轮功，也没有听见李瑞环、李鹏、尉建行等人在台湾问题上表达强硬立场。这些软钉子，使江泽民感到心烦意乱，破坏了他的心境，越来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越碰壁越要一意孤行，甚至要在“钦定”香港特首的筹码上和天下赌输赢，终于失去理智，导致在香港媒体前严重失态，贻笑海内外。

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势必发疯。不料这次在文莱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江泽民的神经突然镇静下来，有了笑容，在香港记者面前修复媒体形象，甚至又开始玩人权游戏。看情况，他一定是服了某种镇静剂。我感兴趣的是，医生是谁？

随江泽民出访的人中，有两个人“医术”高明，一是钱其琛，另一个是曾庆红，但贴身御医是曾庆红。江就任上海市长时，就把曾请到上海辅佐他。曾出身高干，过却巫山；吃过苦头，曾经沧海。道与谋都修炼过。可以说，江泽民的成功，有曾庆红的一半。现在有人认为曾是阴险的大内，是赤裸裸的权术家。我不这样看。上海当年有两张思想非常解放的好报纸，公开发行的《世界经济导报》传播经济改革思想；内部发行的《组织人事报》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后者的主管单位，就是曾庆红当部长的上海市委组织部。没有一点理念，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中共15大前，曾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江泽民服务。他应当也知道，不及早摆脱这种幕僚身份，要成大事不可能。于是，自然在江的参与下，沿用邓小平先生提拔胡耀邦先生的故事，曾从中央办公厅主任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胡当过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胡调到中央，历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曾调到中央，始则中办主任，继则中央组织部部长。胡是在中央组织部部长任上直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某些海外舆论从刚结束的中共15届5中全会上曾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转正而穿凿说，曾失势了。那是对中共历史不熟悉。

摆脱幕僚或“御医”身份，自然很少给皇上把脉。于是江泽民“龙体欠安”。这次曾庆红随驾，给江泽民开镇静剂，大概属于义务出诊。当然，为江泽民保驾，平安到达16大，也关乎曾庆红的前途。作为接班人之一的御医是很难当的。既不能让皇上重病暴卒，那样自己不能到位；也不必让他返老还童，如此则自己容易过期。

因此，镇静剂可以随驾伺候，长生药最好自用。

转自香港《信报》原题为：透视中南海：江总的两名“御医”：钱其琛、曾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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