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直以為江澤民集團是在99年7.20才開始對大法的迫害的，其實早在這之前便開始了，只不過有的地區已經公開，而有的地區的政府部門是在秘密的調查。

一天，團支部書記（也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拿了一張表悄悄地把我叫到一邊，憂心忡忡地給我看，那是我們廠子黨支部對團員中法輪功學員統計表。這是我知道的第一張統計表，以後這種表就再也沒斷過，尤其趕上逢年過節更勤。只是製表的單位換成政府的職能部門，而且級別越來越高，所用的表格也完全改成了鉛印，且白紙的質量是我見過最好的。統計的項目也越來越細，除常規的照片、住址、電話外，還有諸如身高、體重、鞋子的號碼以及身體的明顯特徵、常穿的日常衣服的顏色、款式、口音，在北京是否有親戚，他們的住址等等。

由於我拒絕放棄修煉法輪功，團支部便要求我寫出退團申請，並本著特事特辦的原則，單獨給我一個人辦理了提前退團手續。我“退”團後，我廠多次上了當地的報紙、電台，作為“標兵單位”介紹了是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保證了全廠的所有團員中沒有一人修煉法輪功的“先進經驗”。

1999年9月份前後，公安處打電話給我，讓我再過去一趟。結果這次他們的態度出奇地好，先是客氣的把我讓到樓上的精心佈置的擺滿鮮花的會議室，由正、副處長親自接待。只是指定讓我坐在背對著門口的椅子上。當時我並未多想，立即開始向他們洪法，介紹自己在學法後精神道德出現的巨大昇華，大約一分鐘後，處長突然說：那好吧，今天就談到這，然後倆人便走了，把一頭霧水的我扔在了會議室。直到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意外地得知自己上了新聞，鏡頭就是那天的在公安處的談話，不過自己僅是個偷錄的背影，聲音都被剪切了，播音員用旁白介紹說在公安部門的“細心教育下”，我已經“徹底地清醒了，壓力一掃而空，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政府工作人員和新聞媒體竟幹出這種顛倒黑白的事來！在以後的被抓、抄家過程中，只要面對警察，我都堅持自己面對門口，免得再被偷拍錄像。

1999年我市還發生了那麼一件事，有一個以前煉過十幾天動作的人因病住院了，一堆警察跑到醫院找到她，讓她上新聞聯播，並表示只要她說她是煉法輪功的，結果得了重病，是醫院及時治療好了她，就這麼幾句話，不但治療方面好說，還由政府額外給她補助3000元錢。該人立即拒絕了：“我以前是煉過那麼幾天法輪功，但早都不煉了，我得這病和人家法輪功可沒有一點關係，這昧良心話你找別人說吧。”警察臨走時還嘲笑她死心眼，到手的錢竟不要。

我們視為權威的新聞聯播就是這么“製作”新聞的！那些1400例的死亡名單、天安門的“自焚”事件、一期期焦點訪談，都是這樣“出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