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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澳洲駐中大使：北京謀求全球霸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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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麗君報導）澳洲重量級智庫「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旗下評論平台《譯者》（The Interpreter）7月8日刊登前澳洲駐中共國大使葛林森（Graham Fletcher）的評論文章指出，儘管北京持續宣稱「永不稱霸」，但其近年在外交、經濟、軍事及法律等領域的一系列作為，顯示中共正積極擴大全球影響力，意圖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並重塑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秩序。葛林森結合多年駐中外交經驗，分析中共如何透過經濟脅迫、司法管轄權延伸、資訊宣傳以及軍事力量擴張，逐步推進其全球戰略布局。
這篇評論源於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日前的一番談話。艾班尼斯表示，中共正持續擴大國際影響力，長遠目標在於追求區域乃至全球的主導地位。葛林森認為，這項判斷符合北京近年來的政策走向。他指出，中共一方面持續宣揚「永不稱霸」等官方論述，另一方面卻在經濟、科技、軍事與地緣政治等領域不斷擴張影響力，兩者之間存在明顯落差，也是國際社會愈來愈關注北京戰略意圖的重要原因。
「永不稱霸」只是口號？北京爭霸野心現形
長期以來，中共始終對外宣稱奉行「和平發展」，並一再強調中共國因歷史與文化傳統不同，不會走上西方強權追逐霸權的道路。然而，葛林森直言，這套官方敘事與北京近年的實際作為背道而馳。從外交、經濟到軍事布局，中共一方面高喊「永不稱霸」，另一方面卻持續擴張自身影響力，企圖改寫現行國際秩序，兩者形成鮮明反差。
葛林森指出，北京幾乎將所有攸關國家實力的領域都視為競逐目標，包括工程、尖端科技、製造業、軍事力量、人工智慧（AI）及太空探索等，無不力求占據全球領先地位。這股野心建立在中共龐大的經濟體量、國家高度動員能力，以及中共對自身制度優越性的高度自信之上。近年北京更不斷宣揚「中國式現代化」及「科學社會主義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官方論述，試圖為其制度競爭提供理論正當性。
葛林森認為，中共不僅致力於提升自身國力，更積極向「全球南方」國家推廣其威權治理模式，宣稱這是一條不同於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現代化道路。官方宣傳甚至將其制度塑造成「人類發展史上的偉大奇蹟」及「人類文明新形態」，試圖擴大北京在全球治理與國際話語權上的影響力。
他並指出，北京近年大力推動建立所謂「自主知識體系」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希望降低西方學術理論的影響力，建立符合中共政治敘事的知識框架。然而，其奉為立黨根本的馬克思主義本身源自歐洲，這種一面批判西方、一面依循西方思想建構自身理論體系的做法，也凸顯其中的矛盾。
從市場到稀土：北京將優勢化為脅迫工具
葛林森指出，各國在外交上都會追求自身利益，但北京的作法與一般國家存在明顯差異。中共經常將所謂「核心利益」無限上綱，並作為對外施壓的政治槓桿。每當雙邊關係出現摩擦，北京便將經濟利益與政治要求緊密綁定，透過市場准入、投資、貿易等手段迫使他國讓步；同時，不斷擴大「一個中國」原則的適用範圍，持續收緊對各國政府言論與政策的容忍界線。
葛林森認為，與過去多半透過非正式方式施壓不同，北京近年已逐步將這套脅迫模式制度化、公開化，並擴大運用於外交政策。
• 制裁制度化：中共近年相繼制定《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建立針對外國政府、企業及個人的反制裁機制，將經濟與法律工具納入外交施壓體系。
• 醫療物資政治化：新冠疫情期間，北京曾因「口罩外交」及疫苗供應等議題備受爭議，被批評將急需的醫療物資與外交立場相互連結，藉此擴大政治影響力。
• 稀土供應武器化：憑藉在稀土與部分關鍵礦物供應鏈的優勢，北京近年多次祭出出口限制，將戰略資源作為外交與經濟施壓工具。由於稀土廣泛應用於國防、半導體、電動車及高科技產業，日本、美國及歐洲等國均積極推動供應鏈去風險化，以降低對中共國的依賴。
葛林森認為，北京一再宣揚建立「互利共贏」的國際合作體系，但其近年頻繁運用貿易、投資、關鍵資源及法律工具作為外交施壓手段，反映出其對外政策愈發傾向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也使外界對其「和平發展」與「互利共贏」等官方論述產生更大質疑。
拒絕仲裁、軍事化南海：北京強推擴張戰略
在領土與海洋爭議上，葛林森認為，北京的擴張思維展露無遺。以南海為例，原本各方可透過外交協商與國際法機制尋求和平解決爭端，並建立區域互信；然而，中共卻選擇以實力改變現狀，不僅拒絕接受2016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仲裁庭否定「九段線」主張的裁決，更持續強化對南海的實際控制。
葛林森指出，北京近年透過大規模填海造陸、興建機場、港口及軍事設施，將多處島礁軍事化，並持續派遣海警、海軍及海上民兵在南海海域執法與巡弋，對菲律賓、越南等周邊聲索國形成長期壓力。同時，北京亦透過國內立法及法律論述，試圖以自身主張凌駕《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規範，為其海洋擴張尋求法理依據。
葛林森認為，北京在南海問題上的作法，不僅削弱國際法的權威，也加深區域國家對其戰略意圖的疑慮。在他看來，北京真正的目標並非維護既有國際規則，而是取得規則制定權與解釋權，使國際秩序逐步朝有利於中共的方向重塑。
司法擴權與輿論滲透：北京將管轄權伸向全球
葛林森指出，北京近年不僅透過軍事、經濟手段擴張影響力，也積極將國內法律與執法權延伸至境外，藉此擴大對海外異議人士及外國機構的影響。他表示，中共一方面持續施壓各國遣返流亡人士，另一方面亦被指透過跨境執法、海外警務據點及情報網絡等方式，對海外異議人士進行監控與威嚇，引發民主國家高度警覺。
葛林森認為，北京近年更試圖透過法律制度擴張其域外管轄權，其中包括：
1. 《香港國安法》：該法具有域外效力，即使非香港居民在海外從事北京認定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也可能成為執法對象，引發國際社會對長臂管轄的廣泛質疑。
2. 《促進民族團結進步法》：法律條文將部分境外組織及個人納入規範範圍，反映北京有意將涉及民族、國家統一等議題的法律影響力延伸至境外。
除了司法擴權，北京也積極將其言論審查模式向海外延伸。葛林森指出，凡是與中共官方敘事相牴觸的外國政界人士、媒體、學者及研究機構，均可能面臨外交抗議、制裁、拒發簽證或市場施壓等手段。近年，多國因學術自由及政治影響力疑慮，陸續關閉孔子學院或終止合作，使其海外影響力有所下降；北京則轉而加大對海外媒體、數位平台及全球南方資訊網絡的投入，試圖擴大符合官方敘事的國際傳播能力與話語影響力。
葛林森認為，北京推動的不只是法律的域外適用，更試圖將中共的政治標準與言論禁區延伸至國際社會；這種跨越國界的司法與輿論擴張，不僅挑戰各國司法主權，也進一步模糊民主社會與威權體制之間的制度界線。
結語：北京野心不容低估 西方勿抱不切實際幻想
最後，葛林森強調，中共正持續挑戰美國長期主導的國際秩序。北京透過推動「全球倡議」等外交布局，試圖削弱美國與其盟友之間的合作網絡；同時積極擴大金磚國家（BRICS）的影響力，將其打造為推動自身外交目標的平台。此外，中共也加強與俄羅斯、北韓、伊朗等與美國存在重大戰略矛盾的國家合作，藉此宣揚「東升西降」的世界格局論述。
葛林森指出，中共的對外行為在很大程度上重現歷史上崛起強權的典型模式——利用經濟實力、軍事能力與政治影響力，逐步擴大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支配地位。他警告，「關鍵在於，中共國並沒有特殊性，也不應期待它會例外。」換言之，北京並不會因其自身宣稱的歷史文化特徵，而避開大國競爭中的權力邏輯。
葛林森認為，當一個國家在實力仍有限時便已展現出強烈的戰略擴張意圖，國際社會便不能對其未來行為抱持不切實際的期待。若北京進一步取得更大的全球影響力，其對國際規則、外交關係及安全秩序的塑造能力，也將隨之增加。因此，如何理解中共的戰略目標，並在現有國際框架下作出有效回應，將是民主國家未來面臨的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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