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日晨打開電視，央視四頻道正在滔滔不絕地介紹紅色經典影片《刑場上的婚禮》，溢美之詞不絕於耳。忍無可忍，只好換個頻道。誰知換過另一頻道，又正在介紹歌頌青年毛澤東的「紅片」《風華正茂》，更吹捧得肉麻，於是只好關了電視，圖個耳根清淨。

從「陳飯」中嗅出另一種氣味

不過關電視之前，還是被動地聽見了一大堆對《刑場上的婚禮》的吹捧之詞。其實這個所謂的經典「紅片」只是一碗重炒的「陳飯」。上世紀大約八十年代初就拍成了一部電影。大概情節是，中共地下黨員周文雍、陳鐵軍二人假扮夫妻，因從事「顛覆國民政府」的地下活動被捕判處死刑。在刑場上二人突發「革命浪漫主義」之奇想，宣佈要在刑場上舉行婚禮後再赴黃泉。而「萬惡」的「國民黨反動派」不但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而且允許陳鐵軍在刑場上高聲呼喊：「刑場就是我們結婚的禮堂，讓反動派的槍聲作爲我們結婚的禮炮吧！」等等煽動性的口號。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看這個電影時，完全受中共「洗腦」的誘導，被沉浸在諸如「共產黨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之類的「感動」中。但人不可能是永遠的幼稚，特別在度盡劫波後「關注點」也就變了。現在再重新審視這個所謂的經典紅色影片時，我關注的就不是什麼「英雄氣概」，而是作爲執政當局是否尊重起碼的人權標準，是否有起碼的執政的倫理道德。

對比是最好的識別方法

站在不偏向任何一方的立場來看，周、陳二人被處死，並非冤案，也不是錯殺。他們要暗中組織暴力推翻當時的政權，執政黨方面肯定要對其進行暴力鎮壓，因此國民黨並沒有濫殺無辜。反觀中共在奪得政權後，對已經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抵抗的前國民政府的黨、政、軍人員，則根本不顧中共自己原先公佈的所謂「約法八章」中承諾的「既往不究」的諾言，假「鎮反」之名大肆進行屠殺，甚至按人口比例定出殺百分之幾的「標準」。更有甚者，連抗日將領、將士也「在劫難逃」。至於後來的「肅反」、「掃殘」（掃除殘餘「反革命」）直到文革，更是亂抓、亂判、亂殺。兩相對比，當時的國民政府，並不是嗜血的暴政。

按照現代普世文明的準則，死囚雖被剝奪了生命權，但其人格與個人尊嚴的人權並未被剝奪。國民黨政權雖算不上是個民主政權，卻多少還有些執政者的倫理道德。周、陳二人能在刑場上舉行婚禮，進行煽動性的宣傳，高呼罵當局的口號，這影片若是國民黨拍的肯定令人質疑，然而卻是它的「政敵」──中共拍的，難怪大陸有網民發帖稱震驚，「原來國民黨如此仁慈！」，「這是發生在萬惡的舊社會的事嗎？」當然，這類帖很快就被「和諧」了。

同樣用政治犯作對比，而且是衆所周知的事情。張志新不但是政治犯，而且是冤案，後被平反，還諡之爲「黨的好女兒」。她被執行死刑前，竟然先被割斷喉管（有文章稱還受到性侵犯），就是怕她發聲。同樣被冤殺（後來也是平了反）的李九蓮，執行死刑前用竹籤將其舌頭與下顎釘在一起，當然也是怕她發聲或呼口號。被殺害後還棄之荒野，任人姦屍。如果當年的「國民黨反動派」有能耐幹出一半這種「果斷」的勾當，恐怕周、陳二人「刑場上的婚禮」早就化成了泡影。其實張志新、李九蓮的遭遇並不是絕無僅有，四川大學生物系「右派」女生馮元春同樣是被虐殺的；林昭被殺害後，還要向其家屬討要五分錢的子彈費。甚至劉少奇、賀龍都是被活活整死的。張志新她們只不過是表達了一點不同的政治異見，並沒有像周文雍、陳鐵軍那樣暗中組織暴力顛覆政府，所以難怪有網民驚歎「原來國民黨如此仁慈」！

我作爲一名「右派」兼「反革命」在監獄裏二十多年，殺人的恐怖場面至今猶歷歷在目。由於皆是無名之輩，而且時過境遷，說出來還怕被人罵「造謠」呢！所以在此只好不說了。

周文雍與陳鐵軍並非是特別被「優待」的死囚。曾兩度擔任中共最高領袖的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在被執行死刑前，不但讓他從容不迫地寫下絕命書，最後還由他自己選了一塊芳草如茵的草地坐下說「此處甚好」，然後飲彈而亡，未受到任何侮辱虐待。再看一九二八年時任中共地下黨宜賓特支書記的李家勳（字仲權）在四川宜賓被槍斃前，向主管執行者、宜賓城防司令秦筱樓旅長提出死前要發表演說。秦慨然應允，並讓他在市中心大觀樓圍觀民衆面前，足足講演了近兩個小時。

更具諷刺意義的是，秦筱樓旅長在中共「解放」前夕還參加了「起義」，「鎮反」中以「反革命罪」被殺，別說發表演講，連妻子兒女也未得見一面。筆者本世紀初曾去憑弔過秦先生在宜賓（現衛生學校旁）的舊居，當地人對他評價也還不錯。

「舊社會」並不「萬惡」

今天掀起的大唱「紅歌」大演「紅片」，其實就是把當年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爲綱」重新搬回來，搞「憶苦思甜」那一套來哄騙人。其中一個重要內容無非就是要渲染「舊社會」如何暗無天日，人民生活如何「水深火熱」。對今天許多從未在「舊社會」生活過的「不明真像的羣衆」來說，確實還能騙到不少人。然而掩蓋事實真相，又往往會受到事實的嘲弄。一幕《刑場上的婚禮》就讓不少觀衆發現，原來「舊社會」不但不萬惡，還十分有人情味。再看當時普通民衆的生活，據史料記載，一九二七年左右，武漢紡織女工一月工資爲三十多塊大洋，高於當時一個科長的薪俸，而當時的物價低廉。據《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和《上海工人運動史》披露：一九二七年在上海，二號梗米二百斤僅售十四個大洋，麵粉一包四十四斤才三元三角。每塊大洋可換二百至三百個銅板，一、兩個銅板就可買個雞蛋。今天一個工人平均月工資不過一千多元，別說比科長，比個普通公務員都差天遠。而一個雞蛋就是七，八角，一斤肉十幾元。

周文雍與陳鐵軍，當年應是一腔愛國熱情而視死如歸。但如果他們看到今天的中國是如此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環境污染，道德淪喪，他們會不會感到自己上當受騙白送了性命，而悔不當初呢？

所以「紅歌」再唱得婉轉動聽，「紅片」再演得惟妙惟肖，但在當今中國社會無情的現實面前，產生的「宣傳效果」令中共當局始料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