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西元前626-649年）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能力的皇帝，其为后继者留下这样一句治理箴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中国共产党（CCP）能恪遵这些智慧名言，中国或许早就发展成一个透明的公民社会，并且至少可以省下用于建构全球最复杂精密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网际网络防火墙所需的八亿美金。这项野心勃勃的工作，目前配备了约五万名网络警察，其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监视中国境内人数仅次于美国的一亿网民并控制网络交通。然而目前的资料显示，北京政府虽然采取如此惊人的监控措施，但仍濒临失去对信息及网民的掌控的危机，特别是针对某些政治以及社会议题的控制。

网际网络与新闻检查

众所周知联合国将五月三日定为“全球新闻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2005年的世界新闻自由奖（UNESCO/Guillermo Cano press freedom prize）颁给了前“南方都市报（Southern Metropolitan Daily）”总编辑程益中（Cheng Yizhong），他的知名之处在于其敢于刊登部份非常敏感的文章，包括有关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大学生孙志刚（Sun Zhigang）在广州派出所内被严重殴打致死等报导。

程益中非比寻常的勇气使他在2004年3月20日遭到逮捕，他在被拘留五个月后获得自由，但与他同时被捕的的二名同事喻华峰（Yu Huafeng）以及李民英（Li Mingying），则被判刑入狱。中共当局阻止程益中出席联合国在塞内加尔达卡举办的颁奖典礼，但程益中对这个奖项仍然发表了下列的看法：“我的心获得安慰，但也同时感到悲伤。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依循一般的原则，但不幸的是，我们却因为对此原则的坚持，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么今天中国新闻自由的实际状况又是如何呢？根据记者无疆界（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在令人悲哀的第138名，仅优于北韩。总部在纽约的权利监视团体“保护记者委员会（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最近将中国形容为“全球顶尖的记者监狱”。

中共新闻出版总署（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and Publication, GAPP）在其推动的“扫除色情以及打击非法刊物”活动中，2004年及2005年禁止的报纸以及杂志计169份，其中包括中国经济（China Economy）、金融与科技（Finance and Technology）、中国与海外之法律体制（Chinese and Overseas Legal Systems）、现代科技与管理（ModernTeaching & Management）、全球医疗设备（World Medical Equipment）、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munications）以及保卫人权（Defending Rights）。

外国记者的报导活动也遭到困难。纽约时报北京联络处的新闻助理赵岩（Zhao Yan）的遭拘禁，使得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警觉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共当局可以随意地在任何时候逮捕记者，并送入派出所监禁；此外，GAPP最近发布： “为了保卫中国定期刊物的出版秩序，非法的外文出版物将依法予以禁止。”

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焦国标，最近因其对检查制度的坦率直言而被开除。在美国之音网站登载的一篇文章中，焦国标形容中共的检查方式，就像是发臭了的石头围绕的“信息猪圈”，这些石头将中国与外界隔离、将中国的新闻媒体与中国人民隔离。

一项最新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12％年龄在18岁以上的中国人，或超过一亿的中国人民，都曾使用过网际网络，85％的中国网民是男性，其中40％的年纪在21到25岁之间。此外，手机人口也达到了三亿人。

网际网络就像是这个中国历史过渡时期的双刃利剑，中共当局有意利用网际网络提升经济成长、竞争力以及塑造“知识经济”，但另一方面又惧怕信息的自由流通所带来的政治分歧，这样的惧怕在这个独裁政权来看是需要为自己辩解的，特别是有鉴于最近乌克兰发生的橘色革命，在此革命中网路论坛以及信息协助推翻了腐败的政权。因此根据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网际网络专家萧强（Xiao Qiang）所说：“自2000年开始，中共警力已在700多个城市以及省份中建立网际网络部门”也就没什么好惊奇的了。萧强也证实自1994年开始“为了控制网际网络，中共已实施了37项法令规定”。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同一场公听会中作证表示，在2004年，中共持续逼迫业者遵行其于 2003年订定的“中国网际网路业界自律公约（Public Pledge on Self Discipline for China’s Internet Industry）”。有300家以上的业者已签署该公约，包括知名的新浪公司与搜狐公司，以及国外的雅虎中国分公司。签署者同意不散布非法的信息、迷信或淫秽等内容，并且承诺避免创作、上载或散布有可能影响中共政权安全及稳定的信息。

在2000年，中共设置了防火墙系统“金盾工程”──控制中国与全球网际网路连结的六个入口，中国的网路浏览者因此无法连上被禁止的网站，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或台湾以及香港的敏感网站，以及取得与西藏、法轮功与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等被监控的内容。2003年中国二十万家的网咖店，有一半在中共打击网路信息自由流通的战争中被网络警察关闭，另一半则被安装了监控以及过滤软件。

中共与网民

虽然中国境内所有的媒体（电视、广播与报纸）都是国营，但新兴的资讯监控战场是网际网络。位于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郭良（Guo Liang）先生在2001年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毛泽东说拥有权力的二个要件是：枪杆以及笔杆。中共有枪杆，但网际网络现在成了笔杆。如果中共失去对网际网络的控制，中共的权力将面临挑战。”

虽然中共不遗余力地进行监控，但随着网民的增加，网际网络还是毫无疑问的扩大了中国境内信息与意见的自由流通。

从中共的观点来看，网际网络应作为发展商业、知识转移以及安定党国体制宣传的工具。然而网民倾向于将网际网络当作是研究、人际沟通、商业机会以及自我表达的自由又快速的平台。关键是，中共想要主宰网民接触的信息与可以在网上表达的内容。

大众在网络上表达的心声与意见，正逐渐发展成非正式的线上社会网络，并孕育新兴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政策及社会变化的影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中共已透过网络警察利用网路监控社会脉动。据报导，在SARS危机期间，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曾浏览网际网络，试图借以评估公众情绪。

一个大众不满的特别声浪发生在2004年秋天胡锦涛与温家宝获取权力成为新领导人后不久。许多人希望新的领导人能带来一个更自由与更开放的社会，但这样的期待很快的在胡锦涛呼吁中共应学习北韩与古巴的意识型态与媒体控制后破灭。事实上，胡锦涛政权已收紧了对网际网络的控制，并执行对坦率直言知识份子的镇压。

近来发生的事件显示，手机通讯与网际网络作为中国社会改变的动力深具潜力。2003 年的SARS危机就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案例。虽然北京成功的掩盖这个致命的流行达五个月之久（2002年11月到2003年3月），但SARS这个词还是透过网际网络及SMS（即短讯服务short messaging services）传到全中国，最后迫使中国官员承认这个流行的严重性，并且允诺与世界卫生组织（WHO）充分合作。

同样地，前阵子中共为了阻止日本进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煽动的民族主义最后失控，也是因为民众在未经官方的同意下以网际网络及手机企图在上海组织反日抗议。中共随后镇压抗议的组织者，并且在五一劳动节的长假中封锁反日的网站及聊天室，以避免另一波的抗议潮。

另一项活跃的社会活动是线上论坛及聊天室，其容许讨论广泛的议题（政治敏感内容除外）。大学校园的网际网络BBS站特别受到欢迎，因为内容五花八门，导致 2005年3月网络警察觉得必需管制BBS站。但是以非政治议题为标题的新聊天室及线上论坛应运而生，且不久讨论的内容免不了会冒险地触及敏感地带。此等在网际网络上的“捉迷藏”游戏，已让中共当局很难压下或关闭所有的线上公众论坛。

有许多中国网民已能透过知名的动态网公司（Dynamic Internet Technology）以及无界网路 (UltraReach Internet) 提供的免费反检查技术而进入遭中共禁止的海外网站。这些公司是位于美国的软件公司，专精于突破中国的防火墙系统。不悦的网民不仅是个人，还包括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的海外企业，虽然他们发现在进入海外网站遭到限制的情况下很难发展企业，但他们的抱怨到现在还是保持低调，借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也许会随着时间改变。

网际网络及社会变化

如同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理查鲍姆（Richard Baum）教授所观察的，要在中国形成西方式的民主，在短期内是不太容易，因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迁并没有政治制度与进程的深层改变与之配合。中共的政治改革无论来自领导阶层或内部­--­如前总理赵紫阳的努力--­­都曾遇上制度上的巨大抗拒，并造成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的流血事件。来自基层或民间的压力，需要表达的通路，而网际网络已成为相对安全且便利的途迳。

中国目前经历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已造成一亿多的流动农民，他们在城市中流浪，试图找寻就业机会，并加入城市中千万居民的失业行列，这些失业肇因于国营企业不敌更有效率与竞争力的私人部门。每日里劳工的不安以及宗教迫害助长了异议声浪的激增。外资直接注入以及国外技术的引进使中国在80及90年代免于政经失和，但若没有最终的政治改革，恐不足以维持中国的长久安定。

虽然设有过滤与检查制度，网际网络还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经此平台不但可以学习其它文化的新观念，而且可以讨论及分享不同的意见。中共当局很少处理中国七亿农民的不满，但这不表示农民的需要不具公共利益。例如，一对夫妻，陈桂棣（Chen Guidi）与吴春桃（Wu Chuntao）花了三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中国农民：一项调查（Chinese Peasantry:A Survey）”，揭露中国乡村的荒凉状况。这本书在出版后的一个月内卖掉了十万本以上，但不久被下架，而且书中提到的中共官员之一以诽谤之名控告这对夫妻。由于中共的禁止以及在德国获颁一个知名的奖项，使得这本书更受到欢迎，并且在海外的网站以及透过安全的电子信箱广为流传。结果，中共当局在更大的公众压力下开始处理农民的需求以及关切的事项。

中共的公安部已体认到社会不安呈现增加趋势，这包括暴乱、种族冲突、集体请愿、集会、抗议、罢工与阻碍交通等；由1999年的三万二千件至2002年五万件、2003年五万八千件，到2004年的七万四千多件。有效组织抗议群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技提供的高效率沟通，例如手机以及网际网络。随着2008年夏季奥运的迫近，中共当局预期，这些暴动将会因为要让国际见证抗议人的不满而更为增加。中共严格地控制线上信息，也可能引起国际媒体以及其他首次造访限制系统的访客的强烈抗议。

近来一个知名的海外网际网络活动是独立的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于2004年年底在其网站上发表“九评共产党”。这九篇详细说明共产党镇压与欺骗行为的文章，已找到透过网际网络与电子邮件进入中国的途径。《大纪元时报》也发起一项运动，敦促中共党员脱离共产党，目前已有近八百万人宣布退党。

其中有四十六名资深官员宣布退党，如孟伟哉（Meng Weizai），前中央宣传部艺术与文学局局长。中共随后在去年一月廿四日展开“维护中共利益（Maintaining the Advantages of the CCP）”的活动，要求所有党员在未来的一年半内至少要研习共产党理论四十小时。根据哈佛法学院柏克门网际网络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公布的一项报告显示，九评共产党是中国境内禁止网页的首要对象。依最近的一次逮捕显示，现在在中国拥有九评共产党，已构成犯罪行为，将因此遭到逮捕及监禁。

结论

只有在一个法治的开放公民社会中，透明才可能存在。在中国的一亿网民，现在悄悄地参予对抗中共控制网络空间的艰苦战争。随着每年以30％成长的网民人口，中共将会发现反对它控制网际网络的声浪也是呈现这个类似的成长趋势。

许多学者相信，对信息的操控，是中共维持认同以及生存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媒体监控及检查，中共将很快地消失。这是因为一旦中国人民及全球仔细地检视中共过去的丑事，以及其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伤害中国人民至怎样的程度时，中共的存在将会受到严重质疑。因此，网际网络这个中性的通讯技术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中引发社会变化的强劲动力，在现今中国的各个层面触发一场安静的革命。

唐太宗曾形容他的子民好比是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一个繁荣富庶的中国，需要的是透明的公民社会，人民可以自由地行使良知、表达、结社等自由的权利。如果中国的领导人希望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保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应该倾听人民的心声，并允许盼望已久的政治改革能与经济成长并驾其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