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叛逃」者的人生經歷 (下) (圖)
 
2005-7-2
 
【人民報消息】(大紀元記者方涵多倫多報導)當我第一次見到韓廣生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2001年9月17日之前,這個男人是瀋陽市司法局局長;是什麼力量使49歲正值人生和仕途壯年的他放棄國內的一切而來到加拿大呢?

從打黑到打警

韓廣生91年任和平區分局局長的時候,接觸到了真實的社會,本以為有了實現中共所宣揚的「執政為民」的理想的機會,一年下來最大的感受卻是「警匪勾結」。調回市局後,韓廣生的這種感受更深刻了。

「我的作戰對象,表面上看是黑社會和刑事犯罪份子,等打一打看,哦,和自己內部的人打,甚至和自己的上級打」韓廣生說,「抓了一個犯罪份子,來說情的有市人大的、市委組織部的、省公安廳的……」

「最後是一種什麼感覺呢,就像紅樓夢中說的『呼啦啦大廈將傾』,你個人簡直是無力補天,而且也很受排擠」韓廣生說。由於在同瀋陽另一個黑社會劉永寧(音)團夥的作戰中得罪了當時的瀋陽市公安局一把手,1996年1月,韓廣生調到瀋陽市司法局當副局長,1999年5月轉為正局長。

從懷疑到絕望

83年的那次「嚴打」使韓廣生對中共第一次產生了懷疑。據他回憶,那次「嚴打」的起因是鄧小平看了一份社會治安報告後大怒說,犯罪份子殺了大約4萬群眾,而我們才殺了他們多少人。

「我覺得不能這麼算,假如說一個連續犯罪份子殺了10個人,我們也只能殺他1個,不能殺10個呀」韓廣生說。1983年6月6日,瀋陽市公安局宣判了 66人死刑,「其中最冤的是以19歲的蘇耀宣(音)為首的三個小青年」韓廣生說,他們僅因為在吃飯時調戲了一名女服務員,三人都被槍斃了。

「最使我難過的是89六四那件事」韓廣生說。當時負責同瀋陽學生溝通的韓廣生後來從分析海外「敵情」的渠道得知了真相後,對中共的做法表示無法接受。 「我也就是早畢業了幾年,不然我也許就是那個坦克輪子下面的人」韓廣生說,「中共怎麼能向自己的人民下這樣的狠手呢?」

六四後還沒死心的韓廣生想通過權力的增大再和邪惡勢力斗一斗,於是辦了中國第一家法律服務網站,做些找機會推進民主政治、司法獨立等方面的事。1999年底瀋陽市司法系統開始參與鎮壓法輪功後,韓廣生通過同法輪功學員的接觸意識到,這些法輪功學員都是良家婦女,江澤民鎮壓法輪功的「本質問題是這些人不信共產黨」韓廣生說,「看到勞教所關押起良家百姓來了,我對中共徹底絕望了」

從計劃到出走

對中共失望後,韓廣生開始利用出國考察歐美的司法體系的機會了解西方社會,「西方根本不是中共描述的『腐朽的、沒落的』,」韓廣生說,「相反西方的政治制度比中共實行的更符合人性、更能推動社會穩定進步。」

韓廣生說他在94、97和2001有三此機會可以出走,由於當時持有因公護照,這樣出走會給很多相關人員帶來麻煩,所以在2001年9月盡力安排好家人後,按原計劃於17日到達多倫多。

現在唐人街經營著自己的小生意的韓廣生回憶,他到達多倫多的第一天正下著雨,由於不會坐車,就找了個垃圾袋掏了個洞當雨衣,步行45分鐘到金山超市買了點米,煮了碗粥,吃了來加拿大的第一頓飯。

當被問及怎麼考慮的要放棄自己在國內的仕途、房子、車子、票子而選擇出走加拿大重新來過時,韓廣生說這是他生命中的一次重大轉折,「就是我脫離中共」。

「權力是我實現我保一方平安、扶正祛邪的手段,當權力起不到這個作用的時候,它對我就沒有值得留戀的了」韓廣生說,身在中共的官場中就如同在一個大漩渦中,想在其中自保是不可能的,「我本有個離開瀋陽官場的機會,但想來想去還是跳不出中共的場,最後還是選擇了出國」韓廣生說,「我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是我不後悔,我的精神終於自由了」

從九評到退黨

「我很佩服陳用林,他公開站出來揭露中共,我想支持他,讓他覺得不孤單」韓廣生在被問及為何此時公開站出來揭露中共迫害中國民眾的內幕時說,「我開始主要是擔心國內的家人,後來發現無論我說不說話,中共都沒有停止對我家人的監控,所以我決定站出來支持陳用林、郝鳳軍。」

作為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生、瀋陽市公安局第一大筆桿子,韓廣生一直想把中共的種種邪惡寫出來,但由於忙於生計一直沒有時間動筆,「我覺得《九評共產黨》把中共的皮剝得非常準確,尤其是對中共暴政的那些描述,我感受太深了。」韓廣生說,「這也是促使我站出來的一個原因」。6月30日,韓廣生在大紀元網上發表了退黨聲明,截至7月2日,全球已有268萬人聲明退出中共及其相關組織。

「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看一看《九評共產黨》」韓廣生說有向他這種脫離中共想法的體制內官員非常多,「我希望我的同事們最起碼選擇恪守良知,不要跟中共走的更遠,更不要做中共的殉葬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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