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亞特蘭大第二場「九評共產黨」研討會暨何清漣《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新書發佈會

【人民報消息】(大紀元記者整理報導)大紀元時報美東南分社2月19日下午在僑教中心舉辦了第二場「九評共產黨」研討會暨何清漣《二十世紀後半葉歷史解密》新書發佈會。《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程曉農先生作了題爲「中共五十年」的演講。以下是本報記者根據錄音整理的程曉農先生的發言，經作者覈對。標題爲編者所加。

兩種矛盾的錯覺在中國共存

謝謝各位，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來到亞特蘭大，與各位分享個人關於中國大陸這幾十年情況的分析和研究心得。首先感謝主席、感謝趙先生，剛才高主編髮言我也是深有同感。

我想大概各位可能都聽到過有關中國大陸的現狀和前景究竟如何的看法。在這方面有兩種互相矛盾的錯覺。第一種錯覺主要來自於年輕的一代和一些外商，說中國過去雖然犯過很多錯誤，但現在情況很好啊！這是一種錯覺。這錯覺錯在哪兒呢？剛才何清漣女士地發言已經談的很多了，像可以看得到的中共全面的腐敗，還有嚴重的社會兩極分化，大部分老百姓生活狀況日益貧困，還有愈來愈大、愈來愈嚴重的社會衝突都證明這種感覺是錯誤的。還有一種和第一種錯覺相反的錯覺，這是來自於中國大陸一部份退休的老工人還有一部分老幹部，他們說雖然目前中國一小部分權勢羣體確實是日益富裕，但我們這些退休的老工人、老幹部的日子過得很差，相比之下好像是毛澤東時代還好一些，五十年代好一些。爲什麼呢？他們說那個時候社會風氣好，社會比較平等，那時候生活有保障。這種感覺實際上也是錯的。錯在什麼地方呢？這些人的這種錯覺忽略了毛澤東統治的時候，大陸的貧窮，嚴重的連續的政治迫害，還有全面的經濟社會的落後狀況。

但很有意思的是，這兩種錯覺現在中國大陸的社會里是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社會的不同階層對中國大陸現狀的解釋彼此完全矛盾，而且還是一種不正確的感覺。這就很有趣了，爲什麼在同一個時代，不同的社會羣體會對這個社會的現狀作出完全不同的相互矛盾的解釋？我想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對媒體的全面管制，還有大量的洗腦教育，從幼兒園一直到大學，這產生了一種長期的社會效果，那就是人們對中共五十年這段歷史真相存在着大量的不解。這個誤解已經不光是在大陸生活的人不解，已經影響到去大陸訪問的外國記者對大陸也有誤解，外商到大陸投資同樣也產生誤解。我想這就是爲什麼《大紀元時報》發表這個《九評共產黨》重要性的所在。

分析兩個時代

我想今天藉這個機會談一下我個人的一些分析。我想針對這兩個錯覺集中分析兩個時代：第一個是毛澤東時代，第二個是中共的改革時代。

關於毛澤東時代我想談的一個主題就是，毛澤東時代大家都知道中共有一系列嚴重的政治錯誤，和非常嚴重的經濟社會後果，我分別會提到一些。那麼核心的問題是，這些政治錯誤究竟是中共不小心犯的錯誤，還是依照中共的本性和這種特性所造成的必然的罪惡？剛才高主編已經提到一些我在這邊想再進一步作一些分析。

第二個問題，我想談的是中共的改革時代。在這個改革過去二十幾年當中，出現了剛才何女士講的這一系列問題，究竟是中共在改革的道路上、在改革的政策選擇上走偏了一點，還是說她談到的這一系列結果也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換句話講，讓中共去主持這樣的改革走到最後的結果，是不是會必然出現她講的這一系列問題？這一系列問題能不能避免？再換個角度講，這些問題是不是會必然導致中共走向它的終結？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兩個問題。

中共制度性的惡劣

大家都知道中共和毛澤東通過革命的手段奪取了政權以後建立了政權，在這幾十年當中，在毛澤東活着的1949年到1976年這段時間，他造成了一系列的罪惡。我記得我兩次去臺灣，每次都碰到臺灣年輕的大學生，很單純。我去的一次是1990年，一次是1997年。他們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從大陸來的，我們以前在這邊聽政府講說中共如何作惡，我們老覺得大概沒那麼糟糕吧？那樣的惡他們怎麼能作呢？然後我就對他們說，你們的童年、你們的青年時代和我們在大陸生活過的人的生活相比，你們實在是太幸福了！我說我真的爲你們慶幸你們沒有落到共產黨手裏，或者共產黨真的沒有踏上臺灣，不然的話，我們的過去就是你們的現在。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共從毛澤東統治以後，實際上不是毛澤東一個人在作惡，而是中共整個政黨這個體系在作惡。這個政權在三個方面把中國過去的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徹底顛覆了。在政治方面，共產黨是用共產黨的專制替代了過去的威權政治，國民政府時代有一定的威權，但是他也還存在着一定的市民社會的自由度。比方講，基本上可以辦報，知識份子可以批評政府，民間有各種活動空間，有私立的學校，有各種民間的社團存在，這些都是可以讓一個社會培養和發展一種比較相對獨立的聲音和社會力量的社會基礎。臺灣後來民主化也是因爲有這個基礎條件、制度條件存在。中共把這一點徹底消滅了。

第二個就是在文化層面上，中共是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徹底替代了、消滅了中國的傳統道德和倫理，這個結果現在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臺灣能體會得到，如果想體會一下傳統的中華文明的倫理和道德，在臺灣還能看得到，在大陸就完全沒有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關係裏，父子關係、家庭關係、同事關係完全變成了以共產黨的革命需要爲標準。所以大陸出現過很多子女揭發父親以表示他進步，妻子揭發丈夫以表示她要革命，像這樣的事情比比皆是。到了改革以後，情況並沒有真正改善，原因是共產黨的那套革命倫理是破產了，現在大陸已經沒有人相信他自己活着是爲了革命，活着爲了貢獻給共產主義，連江澤民、胡錦濤本人也不相信。大家現在信什麼呢？共產黨已經把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道德摧毀了，就剩下了兩個字，一個是勢、一個是錢。這就是爲什麼今天中國大陸整個社會上下確實存在一個道德混亂、社會倫理喪失的局面。原因是勢和錢不是一個正常社會里人們生活追求的唯一目標，人們還需要更多的倫理和道德，而這個東西被共產黨徹底消滅掉了。所以在一個沒有道德倫理的社會里，大陸出現了大量失犯的行爲，就是因爲完全沒有約束，只要沒有達到法律制裁的邊界或者共產黨的法律不能真正有效地制裁犯法的行爲，再加上還有官在保護那些與官有關的犯罪者，在這種情況下，從正常狀態去看，比方說從美國這邊的社會狀態去看，或從臺灣這邊的社會狀態去看，很多事情就變得完全不可理解。比方講大陸出現一種現象，做生意時「殺熟」，就是我做生意時若需要行騙的話首先騙熟人，原因是生人不上當，我只能騙熟人，騙不了熟人我就騙親人，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

中共在毛澤東時代的這麼一套惡劣的制度，它還確確實實在剛建立政權的時候有一定的欺騙性，這就是爲什麼我前面提到有些退休的工人和老幹部現在仍然認爲毛澤東時代社會風氣好、社會比較平等、生活有保障，原因是中共這套意識形態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確實有欺騙性，在我個人上小學的時候我也還不懷疑。那麼共產黨的這整個制度，政治經濟制度加上意識形態，是怎麼被戳穿的？其實是被中共自己的一系列政策戳破的，這個欺騙性是中共自己把它一點一點地戳破的。比較早的像是「反右」，把知識份子當作「右派」打擊；然後緊跟着是「大躍進」，造成了三千多萬人口的餓死；以後又到了「四清」，然後最嚴重的是「文化大革命」。

有計劃有步驟的「瘋狂」

我今天不再重覆大家所知道的中共的惡行。我想在這裏說明的一點是，中共爲什麼會這麼的瘋狂？《九評》是從中共的本性這個角度來談的。我今天從另一個角度做一個補充性的分析，就是中共這個瘋狂政策的由來是有很多國際背景的，就是說中共做了很多事，但不是爲了國家，不是爲了這個社會，不是爲了這個國家的民衆，而是爲了它自己一黨的利益，因而不是一種瘋狂，不是一種失去理智的作爲，而是一個有計劃有步驟有非常明確的目標的。

首先談談中共爲何會捲入韓戰。我所主編的雜誌《當代中國研究》在1998年登過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作者後來被抓到監獄裏去了，現在還被關在監獄裏，判了十幾年。這個作者是牛津大學的博士，本人是軍隊高幹家庭出身。他寫了一篇文章，揭露了中共參與韓戰真象的文章，韓戰的發動其實是中共侵略南朝鮮。擔任金日成攻擊南朝鮮軍隊的主力的，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師加兩個團一共將近八萬人。這批人原來是中共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是從中國東北的朝鮮族所徵的兵，兵和官都是朝鮮族，但是本人都是大陸的公民，一家大小親屬全都在大陸，從來不在韓國。中共將這個部隊從人到武器全部都轉交給金日成，金日成就是利用這支部隊一口氣打到了南朝鮮的釜山外圍。這一篇文章是該作者的博士論文，裏面披露了很多真象。實際上中共早就準備了配合金日成佔領南朝鮮。因爲中共有一個很大的野心：希望不光是在大陸奪取政權，還要將整個東南亞變成像東歐一樣，成爲中共所控制下的一個後院，把整個東南亞都赤化。當時中共一方面出兵幫助金日成打南韓，最後引起聯合國軍隊出兵保護南韓。同時它也支持北越打南越，還在東南亞策動了一系列政變活動。當時中共爲了擴大自己的勢力，曾經在它奪取政權後相當的一段時間是相當活躍的。

本來中共是有機會走向一條比較溫和的道路，不必和蘇俄同流合污勾結在一起，但是中共選擇了和蘇俄完全走在一起。原因是它有這樣的政治野心，很多人一直以爲中共其實可以不必和蘇俄合到一起，可以和美國發展一個比較好的關係，事實上當時中共打過長江的時候，美國大使館留在南京等待和中共接觸，蘇俄大使反而是跟着國民政府遷到廣州去，他們是堅持和國民政府保持聯繫的。換句話說，蘇俄當時對中共是採取兩面政策，一方面把日本人留下的槍炮交給中共，讓中共去組織東北野戰軍，在東北的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另一方面又在外交上配合國民政府。而美國當時對中共是留了餘地的，希望能夠和中共發展關係，但是被中共拒絕了。拒絕的原因是：中共希望在它擴張東南亞的版圖的過程中，能獲得蘇俄的支持。

中共爲了提升它在整個國際共產運動陣營裏的地位，採取了一系列作法，包括毛澤東迅速的對農民實行農業合作化，後來的「人民公社」則是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進一步的提升。毛澤東當時的理由就是，中國要想在共產主義陣營裏面佔據一個重要地位的話，就必須要有很高的糧食產量和鋼產量。爲此，他們就想要通過農業集體化來達到這個目標，所以中共在五O年代初期通過土地改革將土地分給農民以後，中國農民只過了兩、三年的好日子，緊接着中共又把土地收回來了，爲的是想要增加產量。這個過程就導致一步步升級爲「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進一步導致餓死了三千多萬人。這是一個完全失敗的過程。

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不是共產黨糊塗，它是有目標要這樣做的，當然它沒有預料到：像人民公社這樣強行的農業集體化會餓死那麼多人。但事實上強制集體化在農村是必然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的，對這一點共產黨是知道的。早在1929年蘇俄就發生過同樣的情況，而且所餓死的農民比例也是佔農村人口的6 % 。後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中國，餓死的農民比例也是6 %。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有一定的制度背景的。

中共爲何會在1958年突然變得那麼激進和狂熱，要「跑步實現共產主義」，當中也有它的國際背景。在斯大林活着的時候，毛澤東的姿態擺得非常低，因爲他不敢得罪斯大林，而且當時斯大林的威望和權力，還有他所控制的資源遠遠高出中共，所以中共對他還有依賴。斯大林死了以後，毛澤東幾次和蘇共的繼任領導人赫魯雪夫交往，在交往過程中毛澤東很快發現他自己可以佔上風，這時候中共的態度就突然改變了，變得比蘇聯還要激進，當時的蘇聯選擇了要走一個比較溫和的道路，而毛澤東立即就表示，你溫和我就激進，以顯示我是更革命的國際共運領袖。毛澤東當時選擇了這樣一個目標以後，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中共領導人，包括周恩來，全都是贊成的。所以在「大躍進」 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支持毛澤東推動一場「大躍進」運動，希望能用一個非常的手段在短短的幾年內讓中國的鋼鐵產量翻一番，糧食產量翻一番，而最後的結果是餓死了三千萬人，中國大陸的經濟徹底垮了下來，以後不得不慢慢恢復元氣，從1961年垮下來一直到1964年才勉強恢復。

這以後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五O年代所做的這一系列活動已經開始嚴重的影響毛在黨內的地位。很多人認爲，劉少奇在推動經濟復甦的過程中採取了和毛澤東相反的政策，顯然比毛澤東要高明一些。所以毛澤東認爲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打擊，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澤東也覺得，他有機會在當時六O年代中期的國際環境裏進一步擴大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影響力。所以中共當時就和蘇俄在很多領域展開拉鋸戰，要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迎合了西方社會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左派小勢力的需要，也符合毛澤東打擊黨內反對派的需要，毛澤東通過「文革」鞏固了自己的權位，同時進一步提升對他的個人崇拜，把整個中國納入他自己個人支配的政治需要當中。

從規律性來看，斯大林奪取政權得到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之後，也走過一條基本相同的道路，金日成也是一樣，毛澤東也是一模一樣。類似的很多情況在其它共產黨國家都會看得到。也就是說，共產黨國家的一套制度，領導人、領袖和政黨、領袖和軍隊、領袖和國家、領袖和政府這一系列的關係，都完全被領導人個人的意志和個人的國際地位所支配和操縱。

現在回過頭來看，毛澤東時代中國走過的二十多年，就是從它建立政權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出現了一系列政策的失敗，給中國大陸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這並不是偶然的，並非中共不小心犯的錯誤。只要共產黨政權在這樣一個國家統治的話，它所走的每一步、所採取的每一個政策都是有跡可循，都可以預料的到，也是難以避免的。換句話講，對中國大陸來講，中共執政的日子其實是一場浩劫 。既然四O年代中共利用抗戰和內戰的機會奪取了政權，那中國大陸就必然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這樣一場災難。

爲挽救和強化統治而改革

到了1978年的時候，就中國大陸的狀況總體而言，和周邊原來與它地位相當的國家相比，那就落後得太遠了。如果年紀大一些的可能都知道，中國大陸在30年代、20年代的經濟狀況並不差，很多大都市-像上海這樣的都市-當時的發達程度超過東京，更不是後來的香港能望其項背的。但是經過中共統治，到了毛澤東死的時候，中國大陸自己的官方說法都承認，「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就是說大陸的整個經濟狀況已經快撐不下去了。與其他的地區或國家相比，大陸遠遠落後於臺灣，遠遠落後於南韓，也落後於新加坡、香港，和很多其他的國家。

這就是爲什麼中共在毛澤東死後要改弦更章，這一方面是中共希望把中國大陸的狀況改得好一些，另一方面還有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通過這改弦更章才能夠讓被毛澤東壓制的一大批共產黨的老幹部重新奪回權力，這一點現在很多人沒有注意到。中共一開始否定毛澤東部分路線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是爲了復辟，需要重新恢復被毛澤東打倒的一大批共產黨幹部的權力，這一點在80年代初期是非常明顯的。那時有一大批中共的老幹部希望藉這個機會重新掌握權力，然後按照他們喜歡的毛澤東的50年代政策來施政。可是，那時中國大陸已經開始了農民自發的農村改革，結果在經濟造成了不能逆轉的局面，共產黨原來的計畫經濟慢慢地被農民的土地承包制瓦解了，共產黨在農村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最後徹底解體了！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就不得不順應這個狀況，開始所謂得城市經濟改革。現在回過頭來看，共產黨當時實行經濟改革有一些偶然的因素，但更多地是爲了挽救和強化它自己的統治，當然稍帶也給當時的老百姓帶來了好處，所以80年代前半期到86、87年的時候，中國大陸老百姓是過了一段不錯的生活，生活水準有明顯的提高，社會各階層的滿意程度比較高，社會矛盾也比較小，所以很多人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個時間不錯。

中共「改革」的真實面目

那麼，究竟中共的經濟改革是不是算一個成功的改革，前面有在座的提過這樣的問題，與蘇俄、還有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比，哪一個好？哪一個差？我想，如果一項一項來看的話，中國的經濟改革在農村方面，把共產黨奪走的土地還給農民，一開始是成功的，其效果也顯現出來了，所以才會有80年代前半期農村經濟狀況的改善。但是，這個狀況的改善，它必然是短暫的；地還給農民以後，農民的生活改善了，接下來後續的效果就沒有了。不可能單靠分地這一措施長期維持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還需要別的改革，而進一步的農村改革對共產黨來說就做不到了。共產黨爲了統治農村養了幾千萬農村的幹部、農村的官僚。中國歷史上農村的官和民的比例一般是一比幾百，而共產黨養的官數量太大，多到一比幾十，這樣的話，爲了養這些官，農民就不得不承擔越來越重的開支，苛捐雜稅越來越多，這就是爲什麼中國的「三農問題」始終解決不了的一個重要原因。人口太多是一個因素，農業本身發展太慢是一個因素，農民負擔太重也是一個因素。之所以共產黨的那麼多腐敗的官裁不掉，原因就是共產黨的政治沒有改變。

中共在改革中始終不願意把它的政治做任何改動，那麼由此帶來的問題就是，農村的好日子過一陣走完一段以後就不會再出現了。剛才在休息時我和一位安徽來的先生談到，他的故鄉是安徽，我在那裏生活過十幾年。安徽這個省在中國是一箇中等地區，魚米之鄉，但這個省的經濟狀況在農村改革的頭五年改善之後，從此就沒有明顯的改善。那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我個人做過分析，安徽農民從1987年到1994年實際收入的增長率是負零點一，就是說，那麼多年裏平均下來，農民收入的名義增長扣掉物價上漲後的實際增長率是負零點一。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它說明，在一箇中國的中部省份，如果共產黨只是把土地還給農民，它頂多維持幾年的農村生活改善，以後就沒有作用了。

中共在經濟改革中還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計畫經濟放棄了。一些經濟學家有一個簡單的假設，以爲把計畫經濟放棄以後就應該出現市場經濟了，這個判斷是錯誤的。原因是，在中共沒有放棄權力的情況下，計畫經濟放棄以後出現的並不是市場經濟，而是一個被共產黨各級官員操縱的一種權力經濟，這一點何女士的《現代化的陷阱》有很詳細的分析，這裏就不多說了。

經濟改革的第三點是改革企業體制。中共的企業原來都是國有的，在經濟改革當中中共試了所有的辦法，最後走到現在的結局，企業不是垮掉了就是被經理買下來了。中國最近流行一個詞叫Management Buyout，就是說國有企業最後都成了經理門的囊中之物，一個幾千人上萬人的工廠最後居然會落到一兩個人手裏。這種改革很難說是成功的，在俄國、東歐都沒有出現這麼糟糕的情況。

中共還有一個做法，剛才何女士在講話裏談到過，在中國大陸很多詞都加上了「改革」兩個字，住房改革、醫療改革、什麼「高教改革」、收費制度改革。許多政策都叫改革，其實從它的政策實質來講並不是改革，而是縮減社會福利。中共原來的住宅制度是免費的，而在所謂的「住房體制改革」的過程當中，卻藉「改革」的名義把免費住宅改變成收費的了，不但房子的房租要提高，而且你原來住的那個單元的產權也讓你花錢買，如此一來就把很多人的家底掏空了，很多人積蓄了幾十年的錢還不夠買他原來免費住的房子。同樣的，「醫療體制改革」通過實行醫療保險，把原來工作單位提供的免費醫療取消了，現在很多人不得不爲了治病存大筆的錢，因爲目前的醫療保險覆蓋的面非常小，允許報銷的數額非常低。

中共一方面把老百姓的社會福利降到最低，同時卻大幅度量提升官員的福利，所以現在中國的各級官員成了社會福利水平最高的特權團體。最近我看到北京市有一個報導，說北京市政府爲了鼓勵各區縣鄉鎮政府處以上幹部買私車，首先允許他們每個人現在都有權坐公車，另外每個月再發兩千到三千塊人民幣的補貼，理由是發的這兩三千塊就可以積蓄起來買私人車，將來你就不用坐公車了。

拿這項「改革」政策與剛才講的政府把老百姓的基本的醫療、住房福利全部砍掉作對比，就看得很清楚了，它的所有政策在「改革」的名義下都是偏向官員集團的，目的是爲了讓官員集團用各種名義撈更多的錢財。我以北京市的這個例子作說明，就能看得很清楚，處長以上官員本來就已經有司機給他開公家的私人專用車，他到哪裏私用公用全部由他決定，在這種情況下居然還要再給他加發「購車補貼」，數額相當於他兩個月的工資，就是說，他的「購車補貼」等於他工資的兩倍，由此可見，這個所謂的「改革」具有什麼樣的特點。

我曾經做過分析，中國大陸的這場改革最後會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它除了依靠引進外資來支撐經濟以外，剩下的就是依靠大量的公共工程來支撐經濟。所以最近這七、八年去大陸的人都會有一個印象，就是城市建設真漂亮，大量的高樓大廈建起來了，出現了大量的高速公路、橋樑，市政建設做得非常漂亮，似乎可以超過紐約或者超過多倫多。很多人認爲，中國已經現代化了，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正是中國經濟病態的一個表現。

爲什麼這樣講？這就涉及到中共統治下改革誰得益的這麼一個根本性問題。如果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最後是讓中國的大多數人得益，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應該是市場愈來愈大，老百姓的購買力愈來愈強，可事實正好相反。在美國，每年的ＧＮＰ比方說是十萬億美元的話，美國老百姓每年購買的消費品差不多也是這個數字。爲什麼呢？老百姓大量用信用卡消費，因爲他們對美國的經濟有信心，結果美國就不得不大量進口商品，所以中美之間有很大的貿易赤字。而中國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共講中國每年有一萬億美金的國民生產總值，但是老百姓買的東西只值百分之五十，還有百分之五十是什麼呢？是中共用公共工程營造出來的。原因就在於，中共的經濟改革最後圖利的只是一小部份人，只佔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就是中共的官員、和官員勾結的商人、中共養的一部份知識份子。這百分之十五的人口他們所要消費的東西，很大一部份是進口的，他們不要買中國產的產品，而百分之八十五的老百姓的消費能力卻處在相對萎縮當中。

我做過一個研究，結論是中國現在出現了一個學術上叫做「去工業化」的現象，這聽起來很荒唐。一個發展中國家要走向現代化，蓋了那麼多高樓大廈，聽起來應該是現代化了，現代化的標誌就是工業化啊。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官方數據顯示，中國現在離工業化愈來愈遠了，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在整個經濟當中的比例在迅速地縮小。原因是什麼呢？中國大部份的工業產品在國內找不到市場，可以用百業蕭條來形容，就是大部份中國國內企業生產的產品都賣不掉，普遍過剩，以致於很多企業慢慢地倒閉了。 中國的經濟現在主要靠兩條。第一，靠低工資高勞動強度的農民工替外商企業裝配產品，然後出口，來支撐中國大陸的經濟。再一個就是靠各級政府大量營造工程，還有就是房地產泡沫化的發展。這兩條在任何一個國家都屬於不正常狀態。所以最近中共對美國一家投資諮詢公司的一個專業經濟學家的分析非常憤怒。因爲這個經濟學家說，中國經濟如果照這樣下去是支撐不了的，無法維持。他說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要靠公共工程長期支撐，因爲這個公共工程大家都知道是用銀行老百姓的存款，用政府的投資去維持，這些工程蓋了以後，投資基本上不可能回收，所以它最後不是成爲銀行的壞帳，就是投資的浪費。所以經濟不可能長期靠公共工程支撐，一旦沒有新的工程了，或者政府沒有錢來支撐新的工程，或者銀行不能再拿錢來支持公共工程時，那麼中國經濟的增長就會掉下來。

所以從長期來看，中共現在這個只圖利於一小部份人口的做法，已經對它整個經濟帶來了致命的影響，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結構開始畸形化了。這也是爲什麼那些退休老工人、老幹部現在說他們的狀況惡化，原因就是中共早把他們拋棄了，所以他們有不滿，雖然他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是個錯覺，但他們對現實的不滿是有原因的。這個原因就是，中共的整個改革模式可以說其實不是爲了這個國家，也不是爲了這個國家佔百分之八十五的民衆，而是爲了它自己的圖利集團。

有人講，中共一直在反腐敗，是不是腐敗能夠減少一點，中共就會變得好一點？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的話，腐敗正好是中共改革的目的，要是不允許各級官員腐敗，它就不改革了。他們那麼熱情地吸引外資的原因就是這背後有腐敗的機會。爲什麼要營造公共工程，也是因爲公共工程帶來腐敗撈錢的好機會。

再進一步來談，在一小撮權勢集團變得非常非常富裕，大部份人口活得愈來愈窮的情況下，社會衡突在中國是不可避免的。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共政策的結果，或者說中共改革的結果，是改出了一個在火山口上的中國，中共實際上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從某種立場講，中共的改革必然會引向這麼一個結局。

誰真正關心中國的未來？

很多人都說，這個危險、這種結局、這個潛在的危機，你看得到，中共難道看不到嗎？中共確實看到了，看得很清楚，比我們還清楚。因爲我們所能掌握的資料都不如中共官員掌握的內部資料那麼完整，那麼準確。最後的問題就是，爲什麼中共不怕？不怕它的未來？

我給大家講一個真實的故事，你們就明白爲什麼了。我認識一箇中央政府部門的處長，他6年前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從華盛頓給我打電話，說他來美國了，打個電話聊聊天。我問他，你是觀光還是出差啊？他說都不是，我來探親的。我問，你太太在這裏唸書嗎？他說沒有，就是住在美國，他女兒在美國唸中學。我說，你是個處長，你太太住在這兒，她不工作啊？他說，不用工作，我養她。我說，你一個處長一個月的薪水當時才一千五百塊人民幣。他說誰靠那點工資啊，我在美國買的房子就值一百多萬美元。原來這位現任處長已及他的太太、女兒早就移民美國了，都有綠卡。我又問他，你們不擔心中國現在存在的這些嚴重問題嗎？他的回答是，那要看什麼人了。他說，局長以上的官員，根本不管，他們才不擔心呢。我問，爲什麼呢？他回答，很簡單啊，他們都有綠卡啊，甚至都是外國護照，他們只不過是在中國撈一天算一天，而且已經撈夠了，在美國都有幾百萬、上千萬的存款，這輩子吃不掉，用不掉，他們只是在中國享受權力的快樂，多一天算一天而已；哪一天要是「船」沈了，「船」翻了，他買張飛機票就走了，從此就不再是中國人了，那個中國怎麼困難跟他都沒有關係了。我又問他，那誰現在擔心中國的麻煩呢？他回答，我啊，像我這樣的處長啊。我就問他，你爲什麼擔心呢？他說，我們的時間不夠啊，我還要七、八年啊，再給我七、八年，我就再撈七、八百萬美元，那就夠了，我也就不在乎了。

從這裏，你們可以看出一個問題來，爲什麼說腐敗是中共的目的？中國的改革開放給共產黨帶來的絕妙的好機會，就是他它可以把中國撈空了以後不再當中國人，把這個國扔掉不要了，像扔破抹布一樣。糟糕的是，現在還有相當多的人被共產黨的宣傳矇騙了，以爲這些準備把他們出賣的精英是他們可以依靠的。所以我說《九評》的發表，還有更多人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在相當程度上是幫助大家重新認識中國的未來、也認識他們自己未來的一個很主要的途徑。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