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就此事採訪了當事人之一的李麒忠的新婚太太。

記者：李太太，聽說你的先生也在南非槍擊謀殺事件的現場，您是甚麼時候知道這個消息的。
李太太：我是在上班的時候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她問我：你的先生在南非出事了，車被打壞了，你知道嗎？我當時沒有聽清楚，以爲車輛出了意外事故；但她後面的話使我膽戰心驚：有一個人的雙腳被槍擊中，情況非常嚴重，你的先生好像沒有事。

記者：您當時和您的先生聯繫了嗎？
李太太：我打他的手機，但一直是「不在服務區內」，我當時沒有辦法聯繫到他。

記者：能談一下您當時的心情嗎？
李太太：這是我們結婚以來他第一次出門，我非常想念他。但我沒想到我得到的他的消息會是這樣的，我甚至不願相信這種在新聞中才能聽到的恐怖襲擊事件真的會發生在我親人的身上。我當時就感覺到死亡的陰影，我很害怕，我非常擔心他的人身安全，我好怕再也見不到他。

記者：你們剛剛結婚不久，是嗎？
李太太：是的，你們大紀元時報也有報導過我們的婚禮，我們能結婚真的很不容易，如果不是澳大利亞政府和所有善良民衆的幫助，我現在也許還沒有自由。

記者：您能告訴我們爲甚麼嗎？
李太太：2001年當我們決定結婚之後不久，我因爲不肯放棄真善忍的信仰，未經任何法律程序，被關入勞教所兩年。在勞教所我不僅要承受肉體和精神上的雙重摺磨，還飽嘗了相思之苦。他給我寫的信我都沒有收到過。2003年，在澳洲政府的幫助下，我終於安全的抵達了澳洲，我們也終於能生活在一起了。

記者：你後來是否有他的消息？
李太太：是的，他給我打過電話，叫我不要擔心他。我希望他們能儘快離開那個可怕的地方。

記者：那他爲甚麼去南非呢？
李太太：他們幾個人去南非是爲了尋求法律援助，準備協助當地的法輪功學員起訴曾慶紅、薄熙來兩個中共高官，這兩個人在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犯下了羣體滅絕、酷刑、反人類等罪行。

而且我是他的太太，我本人在中共的洗腦班、看守所、勞教所受到的酷刑折磨，使他覺得他們這樣做能爲我們這些受到迫害的人找回一個公道，能儘量制止江澤民集團對法輪功的迫害。

記者：你知道他們現在的情況嗎？
李太太：他們正在尋求幫助。但我聽到一個不好的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氣憤，使我覺得簡直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欲蓋彌彰。

記者：甚麼消息？
李太太：中共駐南非使館新聞發言人在6月30日發表的聲明，該聲明拋出兩點理由爲曾慶紅進行開脫，其一是曾慶紅訪問南非期間的安全工作由南非政府全權負責，其二是南方和中方警衛人員未與任何法輪功學員有過直接接觸。

其實很顯然，如果江氏集團和此次槍擊案無關，又何必發表這種聲明呢？而且公開侮辱這些海外華人，說他們「反華」，簡直就是混淆概念，迫害法輪功的江氏集團怎能有資格代表中華民族、代表華人呢？

拋開這點不談，這些受到槍擊謀殺的是海外華人，儘管他們現在是澳洲國籍，但他們是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的中國人，一樣是龍的傳人，中共駐南非使館在海外同胞慘遭槍擊之時，非但沒有任何同情和慰問，沒有任何關注、沒有一句要求嚴查真像、嚴懲兇手的呼籲，沒有譴責這種恐怖主義行爲，還這樣對受害同胞謾罵，我都在懷疑他們還有沒有做人的良知，或者他們本身有甚麼見不得人的動機。

是不是符合了他們心願的恐怖行爲他們就不需要譴責呢？我們親人的生命就不是性命了嗎？而且槍手開槍是針對汽車輪胎和司機，在110公里的高速情況下，他們想要謀殺的整車人的性命！這不是恐怖行爲又是甚麼呢？

記者：認識受傷的梁大衛先生嗎？
李太太：是的。他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我先生有一輛裝飾有法輪大法圖片的面包車，停在悉尼的中領館附近，第一天被人把四個輪胎都紮了，第二天又被人把玻璃砸了，並用油漆把所有的圖片都噴黑了。大衛聽說我們車被紮了，主動把他的車子借給我們，使我們能夠回家，第二天又花了一個上午的時間幫助我們把車子修好。我真的很爲他擔心，我不知道他以後將如何生活。我知道他有一個殘疾的老母親，只能坐在輪椅上，還有兩個孩子，都需要他撫養，但他現在傷成這個樣子，我都不敢想像他今後怎麼辦。而且我聽說這個手術的費用很高，因爲那個傷口有高爾夫球大小，整個骨頭都碎了。

記者：您有沒有打算怎麼幫助您的朋友梁大衛先生？
李太太：是的，我聽說過巴厘島事件，澳州政府不僅派專機把所有人接回來，還擔負了他們所有的醫療費用，使我相信澳洲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據我了解，一個國家的公民如果在海外受到這種傷害，這個國家會盡快幫助他回來，還會負擔他所有的醫療費用。我希望澳州政府能夠對他的公民負責，盡最大努力幫助他的公民。

記者：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我們也衷心希望您的先生和他的朋友能早日安全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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