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下民運刊物《鐘聲》和《民主中國》 創辦人孫立勇

曾經因爲義憤當局在六四學運中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開槍進行血腥屠殺，孫立勇創辦地下民運刊物《鐘聲》和《民主中國》，而被中國當局關押了7年之久。據孫立勇本人透露此次出走得到袁紅兵及其助手趙靜的協助，袁紅兵是當代中國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法學家，今年七月他趁來澳考察之際成功出逃，向澳洲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其申請目前正在審理之中。

孫立勇生於一九六一年六月，現年四十四歲，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第二期的北京公安學校畢業生。他在上高中時就常常去西單「民主牆」看大字報，深受民主思想的薰陶。具有山東人特有的豪爽、耿直的個性，愛打抱不平的俠氣。中國爆發86學潮時，孫立勇是北京市公安東城分局預審員，因同情學生，得罪了當時的領導，之後就離開工作8年的公安系統，後任職北辰實業集團的保衛科幹部。89六四學生愛國運動時，他每天去天安門觀望、思考，當時天安門廣場上有很多員警都是他的同學，還有很多祕密員警，因此他沒公開自己的意圖。6月3日的晚上，他抱著自己2歲多的女兒去了天安門，親眼目睹了槍林彈雨的血腥場面，當場倒下的無辜學生、市民，並看到無數的石頭扔向已經開來的坦克車，那一刻他想幫但幫不了......痛楚的回憶使這位鐵錚錚的熱血男兒掉淚了，哽咽著說不下去。

6月4日他去了好幾個地方，拍攝了許多屠殺中的死者照片，其中一處就有57具屍體，他現在依然清晰地記得其中有一個小夥子死後手裏還緊抱著一根棍子，只可惜哪些珍貴的相片在他以後被捕時，全部被沒收了。

他說六四的槍聲徹底震醒了他，儘管當初整個民族都沉浸在最黑暗的時候，人們已經不敢再說任何話了，因爲那時戒嚴部隊、坦克進駐北京城，隨時隨地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險，但他出於義憤堅決地站了出來，於是尋找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尚子文、李愛民等六人一同籌劃，湊出每人微薄薪金在1990年三月份，憑著一腔愛國的熱情創辦地下民運刊物《民主中國》，他任主編，目的是爲六四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平反六四；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一黨獨裁、還政於民、要求言論自由；撫卹六四死難者親屬，罷免李鵬、楊尚昆等，成立特別法庭，將他們繩之以法。爲此他還戒了煙，省下錢來添置印刷設備、紙張，郵票、信封之類。一期之後，有人退出了《民主中國》的編輯工作，由於他當過8年的公安人員，具有充分的反偵探能力，於是他們把刊物的名字改成《鐘聲》，畫家金橙是《鐘聲》的美術編輯。同時還印刷了大量的各種傳單到處散發。他和金橙當年還有一個約定： 「六四不平反，永遠不進天安門廣場。」這些都在他的《走過冰山》這本書中有詳細的記載。

據說當時刊物、傳單振奮了黑暗中北京市民；也嚇壞了當局。被北京公安局列爲1號大案，一直未能破獲，在《鐘聲》創辦二期之後，在1991年五月份開始幾個辦刊人先後被捕，冠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孫立勇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而尚子文被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李愛民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金橙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同時由於他的被捕，也牽連了原先分局裏的一些好友，其中30多個警察遭受了各種迫害、隔離審查。

孫立勇示意手腳同銬一起一種殘忍的刑法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還曾爲孫立勇等人在獄中所受的虐待撰文進行揭露。1996年的大赦國際的關於酷刑報告裏也提及了他在獄中的遭遇：「自１９８９年以來，繼續不斷有政治犯遭受酷刑的報道。這許多案件中有孫立勇～以前的一位幹部～以及另外４個人的案件，他們因出版和傳播一份批評政府的雜誌而於１９９１年５月在北京被拘捕。據說他們在秦城監獄被囚禁不得和外界接觸的１８個月裏一再遭到毆打」。

1997年11月中國人權民運資訊中心報導了：「孫立勇的家人日前寫信給中國司法部長蕭揚，要求將患有肺結核等病的孫立勇保外就醫。」但是中國當局一直未同意，直到1998年的4月份孫立勇才帶著滿身的疾病刑滿釋放，

他出獄之後，依然處於警方的監視之中，特別是每到中國的所謂「敏感期」，員警都要上門「關照」他，若有外國首腦到北京訪問，那就要24小時監視，或者不讓出門。這在中國異議人士的圈子裏是很普遍的現象。今年的六四，員警上門讓他限時限刻必須去公安局報到，他不去，員警就馬上威脅他要把他的生路給斷了，也就是關掉他出獄後自己籌資開的一個小書店。公安局警車有時還堵在門口鳴笛大叫影響他的生意。他認爲在中國做過牢的民運人士出獄後生活非常之艱難。所以他想在自由的世界裏，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從而埋葬專制制度。

據孫立勇說，他這次帶出獄中偷偷所寫的書《走過冰山》──中國良心犯的獄中回憶，該書近30萬字，記錄了他自己7年來在獄中的所見所聞，客觀真實地反映了中共監獄的情況，他及其獄中難友所經受的殘酷迫害，他要把這一切真相公諸於世，讓人們能通過這本書來了解一貫標榜自己是講人權、講法制的中共是如何管理監獄的，法制又在那裏？這本書在國內是不可能出版的，如果祕密出版的話，至少被判25 年。

他打算在海外安定下來之後，研究東西方的監獄學，由於他的學業、工作及七年牢獄生涯，他相當熟悉中國的監獄系統、司法制度包括中共祕密員警的操作，因此他在西方社會通過對監獄學的研究，藉以改善中國的司法文明、改進中國的監獄系統。

據說九四年孫立勇還在獄中寫了一份長達七萬字的《致江澤民書》，要求平反「六四」，釋放因六四而判刑的政治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成專門委員會調查六四鎮壓真相。

針對中國政府所監控的這些異議人士，爲何他還能拿到護照出國旅遊，孫立勇的一位朋友認爲，中國政府其實並不希望他們這批人（相對比較有名的異議人士）留在中國，繼續搞民運反對獨裁專政，所以護照還是有希望拿的。象魏經生、王丹、劉念春等等都出國了，這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流放」。另外從去年8月，中國加速、簡化了辦理護照的手續，不需要拿身份證到當地的公安派出所蓋章，直接去公安局出入境管理處辦理護照，這樣也少了一道關卡，也比較容易辦理。所以六四這批異議人士，大多出了國，但是他們回去就相當困難，甚至是奔喪都要籤一大堆的保證書，有些異議人士是爲了不向中共低頭，寧願不回中國，他認爲這是不爭的事實。

孫立勇向記者表示儘管自己承受了人生中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痛苦，但他並不後悔自己爲追求民主的理念、反對獨裁暴政、疾呼六四早日平反所選擇的這條荊刺之路，並將繼續爲之努力。

孫立勇呼籲大紀元和其他新聞媒體、國際社會關注六四之後的另外一本刊物《鐵流》的主編陳宴彬、編輯張亞菲，他們被分別判了十五年和十一年。陳宴彬至今還在獄中遭受迫害，被獄警腳踩頭電腦袋、電脖子，手段極其殘忍。陳宴彬在前年因承受不住這樣的折磨還曾吃勺羹自殺，他父親還是中共的少將，但從不去看望他，他處境相當的悲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