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大紀元特約記者陳陽、謝宛均報導) 凌鋒,原名林保華。出生於重慶,隨即到了印尼。中小學期間就接觸了中共地下黨的教育,因此17歲時即回到北京讀書,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中國大陸期間,凌鋒經歷了從「反右」開始到以後文革的全部政治運動,接受了中共可貴的再教育,終於對中共有了深刻認識,遂於1976年8月毛澤東逝世前夕義無反顧離開中國大陸移居香港。1997年6月28日中共收回香港主權前夕,凌鋒因爲珍惜自由和人權而不願意再接受中共的獨裁統治,也因爲根本不信任中共所許下的各項承諾而離開香港移居美國。凌鋒現爲自由亞洲電臺特約評論員和大紀元新聞網專欄作家等,勤於耕筆,在海內外影響廣泛。

六四14週年前夕,凌鋒接受大紀元採訪,談論六四、江澤民與訴江案。以下爲訪談紀要。

凌鋒:我香港那時是感同身受,爲什麼呢,因爲我想若干年以後中國要收回香港,我等於說在北京發生任何事情,將來肯定可能是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當然很希望六四這個中國的民主運動能夠改變中國政府,能夠接受民衆、學生意見,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將來北京收回以後香港就會覺得安全一點,比較太平一點,大家之間的差距就會少一點,所以當時我們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是抱著這個心理。你講難聽一點就是說爲了我們自己香港的利益,講好聽一點,中國民主運動能夠成功,對中國老百姓的利益也是好的,所以我們當時抱著這個態度。那同樣的,我覺得中國也是缺乏新人,我覺得這個隨時可能,可能會鎮壓,所以當時就是發生這個,我是4月15號,就胡耀邦逝世那天我在深圳,在喝午茶的時候,在飲茶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就來通知我們,胡耀邦去世了,所以當時我們,我是跟張五常教授在一起,當時我們就估計到胡耀邦一去世,中國可能會出事,所以當時就立刻打電話給方勵之,因爲我不認識方勵之,張五常就關照方勵之,中國出什麼事,你都不要出來,你一出來,他們可能就要抓你,這是4月15號就胡耀邦去世那天我們顧及到會出什麼事,而且4月15號那天開始以後,我就不進中國大陸,因爲我知道我寫這個中國大陸很多問題,隨時他們可以抓我什麼反革命煽動罪,我就很小心,我就不進去,你要抓我也沒辦法抓,因爲我已經知道中國大陸這種事情,絕對不會有什麼很好的結果,但是大概我沒有想到結果會這樣子用機關槍、坦克來收拾,我就想可能最後壓平了以後,把幾個爲首的抓起來,但是沒想到居然是用這種武力這樣子鎮壓,所以對我來講也是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本質,就所謂改革開放,他只是要錢,要錢來鞏固他統治,其他的對不起,還是照舊,共產黨那一套。

記者:您可不可以談一下您最近寫的一本新書《告別江澤民》,對江澤民在六四中間採取的作用,扮演什麼角色?

凌鋒:江澤民在六四我看主要是扮演兩個角色吧,第一個他帶頭把那個鼓吹改革開放的上海世界經濟早報把他封殺,因爲他當時是上海市市委書記,把那個封殺了,意思就是很明顯,他是站在保守的反對的一方,對這個學生的民主運動是抱著一種敵對的態度,也正因爲他這樣子的一種作法,得到中共高層的賞識,不是高層是元老,這些元老的賞識,當然還因爲他以前一直很會拍馬屁,當時陳雲啦,李先念這些元老到上海度假,包括鄧小平,江澤民都很會奉承他們,所以當趙紫陽位子已經不穩以後,因爲他們知道趙紫陽當時已經是比較是在同情學生這一邊,他們馬上把江澤民在五月底就拉到北京去,參與以後鎮壓的決策,所以後來六四的鎮壓,包括開槍,我相信江澤民在裏面都有他不可推卸的責任,那表面上出面的是李鵬,江澤民在二線,我想這個也是鄧小平老謀深算,他讓這個李鵬出來做壞人而保留江澤民,鎮壓完了讓江澤民出來,羣衆那種牴觸情緒、抗拒情緒就會相對比較溫和,覺得江澤民可能會比李鵬好一些吧,因爲他可能沒有直接參與這種屠殺,這樣子就是對穩定比較有好處。但是後來江澤民的表現,一個他堅決不肯爲六四平反,一直認爲這鐵定不能動,這是一個,就是開始他對六四的鎮壓他捲入是比較深的。第二個,還有這個鎮壓法輪功,他有血債,輸贏他能夠鎮壓法輪功,說明他當年六四肯定也參與了,所以他覺得鎮壓這種來講,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就鎮壓,六四學生也是這樣,你法輪功信徒也是這樣子,要不然法輪功這個問題不可能中共這個政治上,一個來講是你要做出個大的行動以前應該是經過反覆思考,經過很長的時間來考慮,他很快就425以後馬上就是到7月份就鎮壓,這裏面沒有太大的這種,就是我們所謂的思想鬥爭,或者應該是事先大家先談判能不能和平解決,他完全沒有做這個功夫就決定鎮壓,所以他觀念裏面根本沒什麼人權的觀念,他覺得只要跟他唱一點對臺戲,他要鎮壓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所以這個問題,從法輪功問題可以證明他在六四上肯定是也參與到一面。

記者:您怎麼看江澤民對法輪功的鎮壓,以及最近法輪功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起訴江澤民?

凌鋒:這個我相信他當然是一種恐懼,一種是當然也非常憤怒的,所以我想江澤民十六大以後不肯把權力全部交出來,有相當的因素就是怕法輪功將來對他,等於說要跟他算帳,因爲他現在如果作爲,他槍拿在他手裏至少這些異議人士可以鎮壓,即使胡錦濤想給法輪功平反或怎麼樣,他都可以阻止胡錦濤這樣子做,如果他完全權力放棄,萬一這個中國的領導人,對法輪功覺得是應該採取比較妥協的態度或是比較溫和的態度,對江澤民就非常不利,因爲他自己也知道,歷史上很多獨裁者的下場,從那個羅馬尼亞的齊奧賽斯庫,一直到印尼的那個蘇哈托,都是鎮壓到最後他們就完蛋了,所以他對這個權力,我想他不到死的話他是不肯放的,有可能的話,他死了也希望兒子能夠繼承這個權力,我想他有這個意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外一回事。

記者:從中國存在的一些現狀,您有沒有看到一些中國老百姓的希望?

凌鋒:從希望來看,這個人類的歷史發展總是越發展越好吧,我們也講這個民主潮流是浩浩蕩蕩,民主國家是越來越多不是越來越少,就從這裏面來看,中國還是有希望的,但是我會講如果說樂觀的話就是審慎的樂觀,這要非常謹慎,走的這個路,相當曲折,這時間是相當長,這裏面我就覺得當然是因爲中共太壞了,他掌握了資源,全國的資源都他掌握,要改變他很不容易。第二方面我想就是中國的老百姓也要負上一點責任,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很壞的一個統治者,長期欺壓他們、長期騎到他們頭上,我想這個中國老百姓要負責任。但是怎麼負責呢,當然中共對老百姓長期的宣傳有關係,那本身中國的傳統文化,你即使是說有一點民本思想,什麼君爲親、民爲本,雖然有這種思想在內,但本身他還是有一個君字,就是老百姓覺得皇帝還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就算這個皇帝要好皇帝,要能夠照顧到老百姓,這皇帝還是要的,這本身並不是說我是主人,民主我是主人,他沒有這個觀念,所以就能夠容忍共產黨這個統治,統治得再壞只是希望,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在共產統治之下我想,毛澤東開始覺得很好,後來覺得他不好,不好那怎麼辦呢,不是想著怎麼去推翻他,那希望最好是周恩來上來,周恩來比毛澤東好,那這個想法,那周恩來死了,希望鄧小平能夠好,江澤民出來,江澤民出來的時候會說,江澤民好像比李鵬好一點,就是缺乏一種,你要把整個制度應該把他推翻,不過連我這種都有這種想法,我想其他老百姓更加,該怎麼想法,我想更加,因爲在外國,中國政府做得這種事情,老百姓工人早就罷工了,早就起來造反,中國就是老百姓根深蒂固就是給一種人治觀念,一種要皇帝統治他,就是好皇帝這種思想,我看是相當難改變,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中國人吃苦,我想自己要負上一點責任,那這種講話可能比較殘酷一點,但是好像實際情況也是確實如此,所以這也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記者:您覺得現在四年來他們對法輪功的鎮壓,甚至法輪功學員他們的…人心道德方面…。

凌鋒:我覺得這點法輪功做得很好,這也是我們長期在失望當中看到的一點希望,我自己感到這個民運隊伍越來越弱,越來越縮小,被中共逐漸瓦解,我知道海外一些民運頭頭越來越多人回去做生意,叫中國政府給你抓一些錢,他就完全可以背離以前的一些理念,所以感到我們似乎越來越孤單,但是我們也看到一些朋友越來越多,像是法輪功在中共鎮壓下沒有屈服,我覺得很值得敬佩,特別是他們的奉獻精神,我覺得中國民主運動缺少一個奉獻精神,而且要講這個理念,但是這個理念並不健全,參加民主運動就想去找錢,用這個找錢來是爲了,你不是獻身民運,好像是爲了,搞民運是爲了去要錢,維持自己生活,當然能夠共事融合,能夠有利民主運動又能夠維持自己生活,維持自己生存,我想法輪功就是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奉獻來支持對抗中共暴力,所以我覺得從道德層次上,我覺得法輪功的道德層次是相當高的,也就是真善忍這種精神,我想這種道德品質的人如果能夠擴大的話,對改造中國整個的道德沉淪,我想是會有好處的,但是我也接觸好多民運朋友,法輪功真善忍這個忍字他們不太能接受,他們覺得共產黨就迫害我們迫害這樣長時間了,你怎麼還有忍啊......當然我也理解法輪功不能夠主張用暴力,是吧?

記者:請談一下您最新出版的《告別江澤民》一書。您爲什麼取這個名字?

凌鋒:因爲十六大本來講這個中共權力轉移,那江澤民無論怎麼樣權力就應該轉移給新的領導人,但是我們事先也知道江澤民一直是不肯把政權交出來,那怎麼不肯法,這裏面都可以注意,很多講話,開始他連總書記國家主席都不肯交,後來講他是願意全部交出來,但是要成立一個什麼國家安全會議,他擔任主席,凌駕在國家主席跟總書記、軍委主席之上,當然也有講話就是他保留軍委主席其他都可以不要,那最後是這個保留軍委主席職務,但是不管是保留軍委主席職務,另外就是黨章上面還要說明什麼三個代表,讓他好像做一個精神領袖,永遠保持在中共黨章裏面,此外據說在一中全會上又通過決議,說他必須重大事件都必須由他拍板,那不等於胡錦濤溫家寶都是傀